追求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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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性的故事常表现良好,因为它们总能提供吸引人的情节,让人忍不住想要阅读。在这里,“总能”的意思并不是说记者很懒,在交稿时间的压力下,尽可能地删减内容、缺斤短两。它指的是人们对某些内容总是不可抗拒。科学故事扭曲我们常识的方式同后现代小说一样,充满了倒叙、个人观点、作者无常的情绪变化、反复的修订,这些都需要花时间才能理解和消化。因此,非黑即白的争论话题的确能将辩论变得简单。相反,科学家们真正感兴趣的争议话题(比如“谁的理论能更好地代表这个世界”)很难写得酣畅淋漓。牛顿与爱因斯坦之争这类话题固然能写成拍案之作,但普通人(尚)不关心的细节话题一般很难成就佳作。那些力量强大的争议(比如气候变化)能让我们产生情感依附,因为它们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导致了一种科学报道的风格——记者们倾向于报道容易引起人们情绪反应的话题,刻意寻求争议话题,采访具有争议性的科学家。事实上,许多争议话题的双方观点都有理有据,不久便能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是记者想要表现的重点。这个现象常让科学家很不舒服,甚至十分恼火,因为有的争议似乎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这些故事的写作风格常让读者远离真正的结论。科学家常认为,科学故事应当清楚地表现出他们研究的意义,并带来积极的行动。但记者关心的则是最后能有多少人阅读这篇文章。因此,科学家们其实希望记者们在报道中能体现他们(呼吁行动)的政治目的,但作为读者,我们却很抵制这类政治意图(从而更支持记者)。

由于我们很喜欢在故事中寻找意义,这为那些有潜力直接改变人类生活的科学技术创造了机会。技术对社会的直接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提升了人们对科学的兴趣。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技术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存在了,近期出现的技术则更多地作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自身、人际交流以及人们的闲暇时光,这些技术激发了人们对科学的更多好奇心。

如果个人体验是通往科学的唯一路径,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整体科学观呢?我们会重视短期利益丰厚的生物医学研究,聚焦在遗传学、流行病学、营养学和传染病学,但极少能触及更深层的科学领域,比如复杂的免疫学、我们与细菌的共生状态、细胞的发育与分化以及行走的原理。同理,我们会重视新型高效发光器件、新型药物分子、三维显示技术、虹膜扫描技术等,但会忽略电子薄膜在磁场中的特殊性质、辅助聚合物快速成型的新型化学反应,或者在数据库中联结信息以进行搜索的不同方法。

因此,我们形成了一种印象,认为这些技术所涉及的科学是一蹴而就,从一开始就与这些技术问题相生相伴的。然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这些技术所依赖的科学研究早已进行许多年,但其背后却是别的驱动因素在起作用,而这些驱动因素与它们的最终应用领域之间并没有太大的联系。在我们的观点中,构造式科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实际应用。这就是为什么控制着我们能取得哪些科学成就的人,依然是科学家。我们即将讨论这一点。


科学品牌的崛起责任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