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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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与记者经常辩论的一个问题是责任。谁来负责故事的正确性?正确性又是以谁的标准来判断?尽管科学家对记者有着巨大的影响,但他们通常并不愿意看到记者写出的备受关注的故事其来源是含糊其词的。科学家身处一个看重长期名誉的社群中,因为名誉能影响到合同的签订、同行的认可以及公认的赞誉。比起推销自己已经写出来的故事,记者们在编委会上会花更多精力反对那些缺乏坚实基础、纯属臆测的文章。与此同时,记者们不愿意将对文章的控制权拱手让给科学家。他们希望在实事求是与奇思妙想之间找到平衡点,保持读者的阅读兴趣。这部分属于科学生态系统中没有“警察”维持治安的区域——委屈的哭泣响彻夜空。

直到某些极端错误的文章出现。这样的故事极易“惹火上身”,在发表之后没有消失,反而茁壮成长。这样的故事往往都拥有清晰的情绪“钩子”,可以一下子“勾”住读者的注意力。例如,1998年,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关于麻疹、腮腺炎、风疹三联疫苗的错误报道在英国引起了疫苗恐慌,为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这种文章的发表反映出一个困难的问题:在暴露可能被压制的大问题,或者在支持与疫苗相关的社会利益时,应该如何找到公共利益之所在?有时候,当某些名人在对他们关注但自己并不擅长的专业领域(比如气候变化和纳米技术)发表意见时,也能产生许多故事。这些公众人物通常并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这样一来,记者们为了进行后续报道,不得不四处搜寻报道的新材料,积累尽可能多的冲突观点。

在许多情况下,“公共利益”就好像一个咒语,能让隐藏的“个人利益”显露无遗。科学家们想要一条能在学术界之外一举成名的途径,这样他们就能安静地在学术界内追求自己的兴趣。同样,记者们也用“能否写出震惊四座的故事”来衡量彼此的声誉。于是,科学家与记者在各自的工作中角力较量,同时彼此依赖,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正是这种共生关系决定了大众能从媒体上读到什么科学故事,也决定了我们愿意为什么样的科学研究提供经费。

什么故事能走红?

一些科学故事不再被人们当作科学故事,而是变成了新闻的一部分,比如2011年日本核电站遭受海啸袭击后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科学和技术是必要的故事背景,在人们心中留下了绝无仅有的深刻印象。或许,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平衡人们关于某种能源政策的利弊权衡。一系列危机暴露出我们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我们对自然资源的管理以及长期储存有毒材料的难处。意识到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开始权衡我们应该做出什么选择。

在这些危机中,人们迫切需要快速获取新信息。这导致人们开始搜寻观点强硬、回应迅速的权威科学家。这种对专业领域的快速“挖掘”显示出人类科学知识的碎片化:科学界缺乏一个整体概览,不同的知识就好像纱线一样纠缠在一起,通向不同的方向。为了连接横亘在科学家和记者之间的鸿沟,一些组织机构形成了,它们的作用就像“资料交换中心”一样,推广负责任的科学报道,比如英国的科学媒体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它们由于能将正确的记者和科学家连接在一起,受到了广泛的尊敬。但是,我心里有一丝担心:由于成立这些组织的目的是防止危言耸听的信息吓坏公众,避免恐慌,我很担心它们存在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灭火”,仅仅是传播“平静”的感觉。

偶尔,一些科学故事会从它们的小众专栏中蹦出来,横扫所有类型的媒体。这些故事涉及的话题通常能让人们窥伺未来科技的影子,或者令人们沉浸在一些难以放入主流科学框架的神秘事物中。人类基因组测序、克隆绵羊、高温超导、冷核聚变、发现围绕系外恒星旋转的行星、超越光速的中微子……这些故事一跃进入了主流媒体的视线,长期令人们着迷。在过去五年中,《科学美国人》杂志每年年度最佳文章基本上由物理学和生命科学平分秋色,而与工程学或IT有关的文章大约只有一半。化学和数学方面的文章就更少了,但我们能读到大量关于“大科学项目”的故事(也就是需要消耗巨资的科学项目)。许多这类故事都既有化简者的一面,又有构造者的一面:想要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搜寻粒子,需要建造精密的仪器;想要理解史前DNA讲述的故事,需要现代的基因组知识;理解人类免疫系统,能带来新的治疗方法。

一些故事信誓旦旦地宣称,它将颠覆我们的所有知识,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实际上,颠覆过去的科学知识的情形是极为罕见的。科学发展的过程十分顺畅,我们有如此多的科学家,几乎所有的点子(包括许多错误的点子)都已经在他们的脑子里过了一遍(即使十分短暂)。

“病毒式”的故事在科学各领域中的分布十分不均匀。纵览不同媒体(譬如科普杂志、高影响力期刊、博客和报纸等)评选的每年最佳科学进展,基本大同小异。与人类起源(史前人类或地球尺度)有关的科学进展通常占据很大部分。另一些则是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微生物和基因组学,或者与癌症或心理学有关。第三个部分是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关于环境与气候、动物和植物。最后,还有一部分聚焦在基本问题,尤其是物理学的基本问题。令人惊奇的是,材料科学、工程学和化学这类学科通常无法产生病毒式传播的故事,但它们其实与新技术的联系十分紧密。

这四个焦点领域表现出新闻机构与读者之间的共生关系,反映出如今的科技新闻已分化成不同的领域。由于新闻机构能够对读者寻找文章的行为做出反应,因此,这些领域是自我强化的。每当出版的日子将近,就会有一批来自这四个领域的文章被写出来,这直接影响了读者能读到什么样的文章。

存在于高校中的学科边界在新闻业中并不存在。在新闻报道中,大部分实验室科学都会与技术应用联系起来,这也是读者最愿意阅读的部分。不过,最基础的科学在新闻中通常只会报道其本身,而不会将其与实际应用联系起来,但它们依然能吸引读者的兴趣。因此,我们很少读到化学领域基础研究的进步,比如电化学的某种新形式、新的反应流程或者生产“绿色”化工原料的新方法等。


追求争议什么媒体最适合科学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