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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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和人类的生活。直接用语言捕捉和把握，即直接描述一个民族的生活看来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全人类的生活了。

古代历史学家为了描述和捕捉似乎无法捕捉的民族生活，都运用同样的方法。他们描述统治民族的个别人的活动；在他们看来，这种活动就是整个民族的活动的表现。

若问个别人怎样能使民族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而这种意志本身又被什么所支配，古人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承认神的意志使民族服从一个杰出人物的意志；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承认那位神在引导这个杰出人物的意志去实现预定目标。

对古人来说，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是相信神在直接参与人类的活动。

近代史在理论上推翻了这两个原理。

看来，既然推翻了古人的信仰，否定人服从神的意志，否定各民族被引向既定目标，那么近代史应该研究的就不是权力的表现，而是形成权力的原因。但是近代史没有这样做。近代史在理论上推翻了古人的观点，在实践中仍然在遵循那些观点。

为代替具有神赐权力并直接受神的意志引导的人，近代史提出了具有超人的非凡能力的英雄，或干脆提出具有各种不同属性的人，从君主到领导群众的新闻记者。为代替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等民族的符合神的意志的目标——古人视之为人类运动的目标，近代史提出了自己的目标，即法兰西、德意志、英吉利民族的福祉的目标，并在高度抽象中视之为全人类文明幸福的目标，所谓人类，通常是指那些占据着欧洲大陆西北角的小小地盘的民族。

近代史推翻了古人的信仰，却没有提出取代它的观点，于是情势的逻辑迫使历史学家在臆想中推翻了帝王的神赐权力和古代的天命观之后，又殊途同归，承认（一）民族是由个别人领导的；（二）存在着民族和人类运动的一定目标。

从吉本到巴克尔的近代历史学家的所有著作，尽管表面上有分歧，有新颖的观点，其基础都不可避免地是这两个古老的原理。

第一，历史学家描述个别人的活动，认为他们在领导人类（一个认为领导人类的只是君主、统帅、大臣；另一个认为除了君主和演说家之外还有学问渊博的改革家、哲学家和诗人）。第二，历史学家知道，人类在被引向什么目标（一个认为这个目标是罗马、西班牙、法国的强盛；另一个认为是世界之一角的自由、平等和某种文明，而这个世界就是所谓的欧洲）。

一七八九年巴黎局势动荡；动荡的发展、扩大，演变为由西向东的运动；这个运动几次朝向东方，与由东向西的反向运动发生冲突；一八一二年这个运动达到自己的极限——莫斯科，又以引人注目的对称形式发生了由东向西的反向运动，像前一运动一样，也卷入了中欧各民族。反向运动到达了西方运动的出发点——巴黎，于是归于平息。

在这二十年间，大量土地荒芜了；房屋被焚毁；贸易改变了方向；千百万人有的穷了，有的富了，有的迁徙，千百万信奉爱他人的教规的基督徒相互残杀。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是什么迫使这些人焚烧房屋并残杀同类？这些事件的原因何在？是什么力量迫使人们采取这样的行动？在碰到过去那个时期的运动的遗迹和传说时，人类会不由自主地向自己提出这些朴质而合情合理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类的健全理性会诉诸历史科学，这门科学就是以各民族和人类的自我认识为目的。

假如历史学接受古人的观点，就会说：神为了奖赏或惩罚自己的人民，赐予拿破仑权力，并引导他的意志去实现神自己的目标。这个回答是充分而明确的。可以信仰或不信仰拿破仑的作用来自神授；不过，对信仰者来说，这个时期的全部历史都昭然若揭，不可能有任何矛盾之处。

但近代史不可能这样回答问题。科学不承认古人关于神直接参与人类活动的观点，因而近代史的回答应当是不同的。

近代史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说：你们想知道，这个运动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会发生，是什么力量造成了这些事件吗？请听：

路易十四是非常骄傲自大的人；他有哪些情妇和哪些大臣，他治国无方。路易十四的后继者也都是平庸之辈，也都不善理政。他们有哪些宠臣和哪些情妇。当时有些人发表了一些著作。十八世纪末，有二十来个人聚集在巴黎，他们说，人人都是平等和自由的。因此全法国的人开始互相砍杀或把人淹死。那些人杀死了国王和其他很多人。就在这时法国有一个天才人物——拿破仑。他到处战无不胜，就是说杀人如麻，因为他是很有天才的。他不知为什么跑去杀非洲人，他杀人得心应手，而且又狡诈又聪明，回到法国后，就命令大家服从他。于是大家都服从他了。当上皇帝后，他又跑到意大利、奥地利和普鲁士去杀人。在那些地方也杀人如麻。俄国是亚历山大皇帝在位，他决定恢复欧洲的秩序，便与拿破仑作战。但在一八○七年他突然与拿破仑和好了，而在一八一一年又闹得不可开交，于是他们又开始杀人如麻。拿破仑率领六十万人进入俄国，占领莫斯科；后来他又突然逃离莫斯科，于是亚历山大皇帝接受施泰因等人的建议，联合欧洲起兵反对欧洲安宁的破坏者。拿破仑的盟国突然都变成了他的敌人；他们的武装力量开始进攻集结了生力军的拿破仑。盟军战胜拿破仑，进入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把他流放到厄尔巴岛，没有剥夺他的皇帝称号，并给予他种种礼遇，虽然五年前和一年后大家都认为他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匪类。于是路易十八即位，此前法国人和盟国都一味嘲笑他。拿破仑在老近卫军面前洒泪退位，前往流放地。然后高明的国家要人和外交家们（特别是塔列兰，他抢先坐到显要的席位上，因此而扩大了法国的疆界）在维也纳商谈，此次商谈决定了各国人民的幸与不幸。外交家和君主们突然又差点儿闹翻了；他们已经准备再次命令部队相互残杀；但这时拿破仑带着一个营来到法国，本来仇恨他的法国人却都立刻臣服于他。盟国的君主们大为震怒，又起兵与法国人作战。天才的拿破仑被打败，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上，人们突然又认为他是匪类了。在那里，他在流放中远离几个心上人和心爱的法国，在悬崖上慢慢死去，把自己的伟大业绩留给后人。欧洲发生了政治上的反动，各国君主又开始蹂躏自己的人民了。

不要以为，这是对历史著述的讽刺和丑化。相反，这是对全部历史学，从回忆录、国别史到世界史和当时的一种新的文化史所提供的自相矛盾、文不对题的回答的最温和的表述。

这些回答的奇怪和可笑，是由于近代历史学像一个聋子在回答谁也没有向他提出的问题。

如果历史学的目的是描述人类和各民族的运动，那么首先要回答推动各民族的力量是什么的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其余的一切便无从理解。对这个问题，近代史津津乐道的或是拿破仑的天才，或是路易十四的骄傲，或是某某写了什么书。

这一切很可能是真实的，人类愿意加以认可；但人类问的不是这些。这一切可能是有意义的，假如我们承认神的权力，它以自己为基础，永远在始终如一地通过拿破仑们、路易十四们和作家们治理自己的各族人民；但我们是不承认这种权力的，因此在讲拿破仑们、路易十四们和作家们之前，必须说明这些人和各民族的运动之间的本质联系。

如果以另一种力量来代替神的权力，那就必须说明这种新的力量是什么，因为历史学的全部意义恰恰在于阐明这种力量。

历史学仿佛以为，这种力量是不言自明和众所周知的。可是，虽然很愿意承认这种新的力量是众所周知的，在读了大量历史著作之后却不由自主地会对此感到困惑，因为历史学家自己对这种新的力量的理解就各不相同。

第二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