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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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生活不是几个人的生活所能容纳的，因为没有发现这几个人和人民之间有什么联系。理论认为，人民意志的总和被移交给历史人物是这种联系的基础，然而这种理论只是没有被历史经验所证实的假设。

关于群众意志的总和被移交给历史人物的理论，也许在法学领域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也许对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必要的；可是在应用于历史时，只要出现革命、征战、内讧，只要历史开始演变，这一理论就什么也说明不了。

这个理论似乎是无法反驳的，因为人民意志的移交不可能得到检验：这种移交从来就不曾有过。

不论发生什么事件，不论谁是事件的为首者，这种理论总是可以说，某人成为事件的为首者，是因为群众意志的总和被移交给他了。

这种理论对历史问题的回答，类似这样一个人的回答，他看到畜群在朝着一个方向走，既不注意野外各处牧场的质量，也不注意有牧人在驱赶，便根据哪一只牲畜走在前头来判断畜群向这个或那个方向走的原因。

“畜群朝这个方向走，是因为走在前头的牲畜在领着它们，所有其余的牲畜的意志的总和移交给了畜群的这个统治者。”这是第一类历史学家的回答，他们认为权力的移交是绝对的。

“如果走在畜群头里的牲畜更换了，那么这是因为所有牲畜的意志的总和离弃了一个统治者而移交给了另一个，就看这领头的牲畜是不是朝着整个畜群所选定的方向走。”另一类历史学家这样回答，他们认为群众意志的总和是在某些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的，而这些条件是已知的。（在这种观察方式下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观察者根据他所选择的方向，认为领头者在改变方向时已不是前面的那个，而是侧面的有时甚至是后面的一个。）

“如果为首者不断更换，整个畜群也不断改变方向，那么原因在于，为了朝我们已知的方向走，畜群把自己的意志移交给那些引人注目的牲畜，因此为了研究畜群的动向，就必须观察走在畜群四周的所有引人注目的牲畜。”第三类历史学家这样说，他们认为从君主到新闻记者的所有历史人物都是自己时代的表现。

群众意志被移交给历史人物的理论只是在变换词句——只是把问题换成另一种说法。

历史事件的原因是什么？是权力。权力是什么？权力是移交给某个人的群众意志的总和。群众意志在什么条件下移交给某个人？条件是这个人要反映所有人的意志。这就是说，权力是权力。这就是说，权力是一个其意不明的空洞的字眼。

如果人类的知识领域仅限于抽象思维，那么在批评科学对权力所作出的说明之后，人类就会得出结论，权力只是空话，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对认识现象来说，人除了抽象思维之外还有经验作为工具，他可以用经验来检验思维的结果。经验说明，权力不是空话，而是实际存在的现象。

且不说对人类共同活动的任何描述都离不开权力概念，权力的存在已被历史所证明，也被对现代事件的观察所证明。每当发生一个事件，总会出现一个或一些人，看来事件就是由于他们的意志而得以完成。拿破仑三世下令，法国人就去了墨西哥。普鲁士国王和俾斯麦下令，部队便开赴波希米亚。拿破仑一世发布命令，部队就开进了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发布命令，法国人便臣服于波旁王朝。经验告诉我们，不论发生什么事件，它总是和一个或几个发号施令的人有关。

由于承认神参与人类事务的这种老习惯，历史学家想把当权者的意志的表达看做事件的原因；但是这个结论既没有被推理所证明，也没有得到经验的证实。

一方面，推理表明，一个人的意志的表达——他的话语只是战争或革命之类的事件中的广泛活动的一部分，因此，若不承认有不可理解的超自然的力量，即奇迹，就不能设想，话语是千百万人的行动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即使承认话语有可能成为事件的原因，历史也说明，历史人物的意志的表达在多数情况下没有产生任何作用，这就是说，他们的命令往往不仅没有得到执行，而且有时甚至会产生与他们的命令相反的结果。

不承认神参与人类事务，我们就不能把权力看做事件的原因。

从经验来看，权力只是存在于个别人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其他人执行这个命令之间的一种依存关系。

为了阐明这种依存关系的条件，我们首先重提意志表达的概念，表达意志的是人而非神。

如果神发布命令，表达自己的意志，像古人的史书所说的那样，那么这个意志的表达是不取决于时间也没有任何缘由的，因为神和具体事件没有任何关联。但是谈到在时间中行动并相互联系的人的命令，即意志的表达，我们为了阐明命令和事件的关系，必须（一）恢复事件得以发生的条件；事件在时间中发展的连续性；（二）恢复发布命令的人和执行他的命令的那些人之间的那种必然联系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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