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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史学涉及的是外部现象,那么提出这个简单明了的规律就已经足够,我们的讨论也就结束了。然而历史规律是涉及人的。物质的微粒不可能对我们说,它根本感觉不到相吸和相斥的需要,相吸和相斥是谎言;而人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他直截了当地说:我是自由的,不受规律的约束。

人的意志自由问题即使不提出来,历史所走过的每一步也都能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所有进行严肃思考的历史学家都会不由自主地接触到这个问题。史学的一切矛盾和模糊不清的地方,这门科学所走的错误道路都是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产生的。

如果每个人的意志都是自由的,可以想怎样就怎样,那么整个历史就是一系列毫无联系的偶然现象。

哪怕一千年里千百万人之中有一个人能自由行动,即为所欲为,那么他的一个违反规律的自由行动就足以毁掉全人类存在任何规律的可能性。

即使只有一个支配人们行动的规律,那么就不可能有自由意志,因为人们的意志必须服从这个规律。

这个矛盾包含着意志自由的问题,从远古起这个问题就引起了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家们的关注,而且从远古起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全部重大意义。

问题在于,不论从什么观点——神学、史学、美学或哲学观点来看做为观察对象的人,我们发现他和万物一样都服从普遍的必然性规律。如果从自身来看我们所意识到的自己,我们就会感到自己是自由的。

这个意识是完全独立并且不依存于理性的自我意识的根源。人通过理性来观察自己;但是他只能通过意识来了解自己。

没有对自我的意识,任何观察和理性的应用都是不可思议的。

人为了进行了解、观察、推论,先要意识到自己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人所了解的自己不是别的,只能是有所希冀的人,即意识到自己的意志。人意识到构成其生命的实质的自己的意志,而他所意识到的不是别的,只能是意志的自由。

如果让自己处于观察之下,人就会看到,他的意志总是在遵循同一个规律(不论他观察的是进食的需要还是脑力活动或别的什么),对自己意志的这种始终如一的遵循不可能有别的看法,只能看做对意志的限制。凡是不自由的东西,是不可能受到限制的。人觉得他的意志受到限制,恰恰是因为他意识到他的意志是自由的。

您说:我不自由。而我把手抬起又放下。人人都明白,这个非逻辑性的回答是对自由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这个回答是不受理性支配的意识的表现。

如果自由的意识不是独立并且不依存于理性的自我认识的根源,它就会服从推理和经验;然而实际上这样的服从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一系列经验和推理在向每个人说明,他作为观察对象是服从某些规律的,于是人服从这些规律,并且从来不反抗他所认识到的引力或神秘莫测的规律。但是同样的一系列经验和推理在向他说明,他在自己内心所意识到的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他的任何行动都取决于他的体质、他的性格和作用于他的动机。但是人从来不接受这些经验和推理的结论。

从经验和推理中认识到,石头是向下落的,人毫不怀疑地相信这一点,并且在所有的情况中都预期他所认识到的规律会实现。

但是,人同样无可置疑地认识到,他的意志是服从规律的,他却不相信也不可能相信这一点。

不论经验和推理多少次向人表明,在同样的条件下,以同样的性格,他会采取和过去同样的行动,他第一千次在同样的条件下,以同样的性格开始行动,其结果总是一样,他还是深信不疑,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像不曾有过经验一样。任何人,野蛮人和思想家,不论推理和经验怎样不容置辩地向他证明了,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可能想象有两种行为,他仍然觉得,没有这个毫无意义的想象(它构成自由的实质),他就无法想象自己的生活。他觉得,不论它怎样不可能,但它是存在的;因为没有这种自由的想象,他不仅不能理解生活,而且连一分钟也活不下去。

他活不下去是因为人们的一切追求,在生活中的一切动机都是对扩大自由的追求。富和贫,荣誉和默默无闻,权力和受权力支配,坚强和软弱,健康和卧病,教养和愚昧,劳动和闲散,饱和饥,美德和罪恶都只是自由的多少不等而已。

想象一个没有自由的人,那只能是失去生命的人。

如果在理性看来,自由的概念只是一种无聊的矛盾,例如可以在同一瞬间采取两种行动或从事没有原因的活动,那么这只能证明意识不属于理性的范围。

这种不可动摇、不容置辩、不属于经验和推理范围的自由意识,被所有的思想家所承认,也毫无例外地是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得到的,没有它任何关于人的想象都是不可思议的,这种意识构成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人是全知全能的至善的上帝的造物。罪恶这个概念源于人的自由意识,那么罪恶是什么?这是神学的问题。

人的行为服从统计学所表现的普遍的、不变的规律。人的社会责任的概念源于自由意识,那么人的社会责任是什么?这是法学的问题。

人的行为源于他的天生性格和作用于他的动机。源于自由意识的良心和行为善恶的意识是什么?这是伦理学的问题。

人在与人类的共同生活的联系中服从于决定人类生活的规律。但是这同一个人独立于这种联系之外,又是自由的。应当怎样看待各族人民和人类以往的生活——把它看做人们的自由活动的产物还是不自由的活动的产物?这是史学的问题。

只有在我们这个自以为是地普及知识的时代,才会借助于发达的印刷术这个强有力的工具传播愚昧落后的观点,将意志自由的问题移置于这样的基础之上,在这个基础上问题本身就不可能存在。当代大多数所谓的先进人物,即一群无知之徒认为,研究问题的一个方面的自然科学家的著作是在解决整个问题。

灵魂和自由是没有的,因为人的生命表现于肌肉的运动,而肌肉的运动是以神经的活动为条件;灵魂和自由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是在不可知的时期从猴子变来的——他们在这样说,这样写,这样著书立说。根本没有想到,几千年前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思想家不仅已经承认而且从未有人否定过他们现在用生理学和比较动物学力求加以证明的必然性规律。他们看不到,自然科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只是阐明问题的一个方面的工具。因为在观察者看来,理性和意志只是大脑的分泌物(secretion),人根据普遍规律可以在不可知的时期从低级动物发展而来,这只能从一个新的侧面来说明几千年前已被所有的宗教和哲学理论所承认的真理,即从理性的角度看,人是受必然性规律制约的,但丝毫没有推动问题的解决,因为问题还有另一个基于自由意识的对立的方面。

如果说人是在不可知的时期从猴子变来的,那么这和人是在某个时期用泥土造出来的一样,是可以理解的(在第一种情况下X是时间,在第二种情况下X是过程),至于人的自由意识与人所服从的必然性规律如何结合的问题,是不可能用比较生理学和动物学来解决的,因为在青蛙、家兔和猴子身上,我们只能观察到肌肉、神经的活动,而人不仅有肌肉、神经的活动,还有意识。

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自然科学家及其崇拜者很像一群粉刷工,他们被叫去粉刷教堂的一面墙,却趁工头不在,一时兴起把窗户、神像、脚手架以及还没有砌上墙裙的墙壁全都粉刷了一遍,他们都很高兴,因为用粉刷工的眼光来看,一切都显得平整而光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