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傅高义) - 冯克利译
邓小平的背景和经历
第1章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
革命家的诞生——法国和苏联：1920–1927
反抗国民党：1927–1930
江西、长征和西北根据地：1930–1937
抗战时期：1937–1945
内战：1946–1949
在西南地区创建中共政权：1949–1966
建设社会主义：1952–1959
注释
曲折的登顶之路：1969—1977
第2章从放逐到返京：1969–1974
反思的岁月
家人相濡以沫
林彪坠机，邓小平致信毛泽东
毛泽东任用周恩来和党的老干部：1971年9月–1973年5月
毛泽东和周恩来，基辛格和尼克逊
缓慢的复出：1972年1月–1973年4月
邓小平返京：1973
毛泽东培养王洪文：1973–1974
毛让邓小平协助周恩来
中共十大：1973年8月
批判周恩来：1973年11月–12月
毛让邓小平接手工作：1973年12月
加强军队建设：1971–1974
邓小平在联大的历史性发言
毛泽东要求安定团结
执行者和看家狗的冲突
注释
第3章在毛泽东手下整顿秩序：1974–1975
毛周的接班计划：1974年12月
周恩来的谢幕：1975年1月
整顿党的领导班子
整顿军队
地方整顿的战略：徐州铁路局
把徐州的典型推广到煤矿和钢铁业
浙江问题和王洪文的失势
重用邓小平
与西方关系的突破：中法关系
注释
第4章在毛泽东手下规划未来：1975
政治研究室
〈工业二十条〉
中国科学院
文艺界的小“百花齐放”
周荣鑫恢复高等教育的努力
将邓小平撤职的前奏：1975年秋
关于清华大学的冲突：1975年秋
毛泽东的新联络员毛远新：1975年10月–1976年4月
毛泽东发动批邓：1975年11月
扩大批邓：1975年12月–1976年1月8日
会见基辛格和福特总统的插曲
再次打入冷宫
注释
第5章在毛时代终结时靠边站：1976
周恩来去世
邓小平下台和华国锋当选：1976年1月
批邓运动的失败
示威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天安门广场：1976年4月5日
撤掉邓小平和提拔华国锋：1976年4月
1976年4月7日以后的邓小平
1976年4月7日后的政治制衡
毛泽东去世：1976年9月9日
抓捕“四人帮”
华主席寻求党内支持
毛泽东激进路线的终结
注释
第6章在华国锋时期复出：1977–1978
华国锋的权威：有名无实
华在毛的遗志和中国的开放之间寻找平衡
安排邓小平复出：1976年10月–1977年4月
邓小平的复出
事必躬亲抓科技教育
恢复高考
推动科学进步
“实践标准”挑战“两个凡是”
注释
开创邓小平时代：1978－1980
第7章三个转折点:1978
谷牧的出访和四化建设务虚会：1978年5–9月
点燃星星之火：1978年9月13–20日
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
邓为改革开放作准备
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日
没有加冕礼的权力交接
注释
第8章为自由设限：1978–1979
民主墙：1978年11月–1979年3月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阶段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阶段
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
注释
第9章苏联和越南的威胁：1978–1979
邓小平担负起外交职责
以苏联为大敌
邓小平与越南的关系
中越冲突的前奏
出访缅甸和尼泊尔：1978年1–2月
出访朝鲜：1978年9月8–13日
在东南亚寻求盟友：1978年11月5–15日
访问泰国：1978年11月5–9日
马来西亚之行：1978年11月9–12日
新加坡：1978年11月12–14日
向东南亚华人示好
解决问题以促进变革
注释
第10章向日本开放：1978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邓小平的成功访日：1978年10月19–29日
访日的成果
注释
第11章向美国敞开大门：1978–1979
万斯的“开倒车”：1977年8月
布热津斯基取得进展：1978年5月
教育交流的飞跃
建交突破：1978年6月–12月
邓小平访美：1979年1月28日–2月5日
华盛顿
费城、亚特兰大、休斯顿和西雅图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注释
第12章组建领导班子：1979–1980
登黄山归来与党的建设
叶帅的国庆30周年讲话：1979年10月1日
着手评价党的历史
为创建新的领导班子作最后准备：1979年的下半年
为1980年代提出的“国情咨文”
就职典礼——五中全会：1980年2月23–29日
告别毛泽东时代和华国锋：1980年秋至1981年6月
注释
邓小平时代：1978–1989
第13章邓小平的治国术
权力结构
治国和改革的指导原则
注释
第14章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
邓小平的试验及其反对者
中国的南大门
广东和福建的起飞
试验的教益
先行者面对保守政治逆风
“二进宫”
向14个沿海城市扩大试验：1984
广东成了新的“大寨”
注释
第15章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
“建设派”与“平衡派”：1978–1981
万里和农村改革
乡镇企业
个体户
注释
第16章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1982–1989
邓小平和陈云在增长率上的分歧：1981–1983
赵紫阳：构思改革
向国外学习
邓小平的经济攻势：1984
通货膨胀的恐慌与反击：1988
中苏改革的比较
注释
第17章一国两制：台湾、香港和西藏
谋求台湾统一
收回香港主权
戴卓尔首相访华
遏制西藏的自治要求
注释
第18章为军事现代化作准备
攻打越南：1979年2月17日–3月16日
减少苏联的威胁
和美国的军事合作
推迟军事现代化
邓小平的军队领导班子
扩大国防战略
精简军队
军工企业的“军转民”
军队现代化的基础
注释
第19章政治的潮起潮落
老干部退休
《苦恋》和文化限制
王震强化对中央党校的控制：1982–1983
陈云对胡耀邦的批评
反对精神污染及其反响
准备交接班：1985
政治改革：1986–1987
学生运动和胡耀邦的落马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
中共十三大：赵紫阳主政
注释
邓小平时代的挑战：1989–1992
第20章北京之春：1989年4月15日–5月17日
胡耀邦去世
骚动的根源
从悼念到抗议：4月15–22日
李鹏和邓小平的“四二六社论”
李鹏和赵紫阳的分裂：4月29日–5月12日
为戈巴卓夫访华作准备和绝食抗议：5月13–24日
戈巴卓夫访问北京
注释
第21章天安门悲剧：1989年5月17日–6月4日
戒严令和赵紫阳离职：5月17–20日
戒严失败：5月19–22日
准备武力镇压：5月22日–6月3日
筹备新的领导班子
强硬派学生的坚持：5月20日–6月2日
镇压：6月3–4日
温室中的一代和被推迟的希望
天安门意象的力量
假如？
注释
第22章站稳脚跟：1989–1992
对首都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干部的讲话：1989年6月9日
对党的领导人的讲话
四中全会：1989年6月23–24日
向江泽民交班
维持中美交流
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
对保守的经济政策失去耐心：1989–1991
爱国主义教育
注释
第23章邓小平时代的终曲——南巡：1992
邓小平受挫：1990–1991
邓小平南巡：1992年1–2月
突破
江泽民的反应
气氛的变化
中共十四大：1992年10月12–18日
南巡的成果
记住邓小平
注释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第24章转型的中国
从亚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国
党的集体领导
现代的精英治国
开放的全国性城市社会
无章法的社会
邓小平接班人面临的挑战
作为超级大国的中国：邓小平的遗产
注释
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陈云
邓力群
胡乔木
胡耀邦
华国锋
纪登奎
李先念
毛远新
任仲夷
万里
王洪文
习仲勋
叶剑英
余秋里
赵紫阳
注释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体会议1956–1992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二次会议：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前言 探寻邓小平
导言 这个人和他的使命
这个人的使命：建设富强的中国
傅高义（EZRAF.VOGEL）着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译校
版权信息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着
冯克利译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译校
英文版©2011EzraF.Vogel
中文版©2012香港中文大学
本书版权为香港中文大学所有。除获香港中文大学书面允许外，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文字或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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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书号（ISBN）
978-962-996-538-9（平装）
978-962-996-498-6（精装）
出版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学
图文传真：+85226037355
电子邮递：cup@cuhk.edu.hk
DengXiaopingandtheTransformationofChina（inChinese）
ByEzraF.Vogel
TranslatedbyFengKeli
EditedbyEditorialDivision,TheChineseUniversityPressofHongKong
Englishedition©EzraF.Vogel2011
Chineseedition©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2012
AllRightsReserved.
ISBN
978-962-996-538-9（paperback）
978-962-996-498-6（hardcover）
Publishedby
TheChineseUniversityPress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ShaTin,N.T.,HongKong.
Fax：+85226037355
E-mail：cup@cuhk.edu.hk
Web-site：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in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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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邓小平时代
作者：傅高义
版本号：V1.0
最后更新时间：2012年05月15日
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授权InfoRainbowLimited全球电子版独家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和使用，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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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的妻子艾秀慈
和那些决心帮助一个外国人理解中国的中国朋友们
地图1980年代的中国
香港中文版序
傅高义
我写这部关于邓小平的书，心目中的读者首先是西方读者。作为一个研究中国事务长达半世纪的人，我深知如果中国人和西方人能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世界的未来会变得更好，而这又要求双方达成更深的理解。在哈佛大学做了几十年研究中国的教授，我也感到自己有一份特殊的责任，不仅是教育哈佛学生，也应当致力于教育普通的西方民众，因为和美国其他大学一样，我们所得到的支持也来自大学以外的广大公众。
2000年我从哈佛退休时，决定专注于研究在我看来对理解今天的中国最为关键的问题：1978年后中国转型的性质；究竟是哪些力量在推动这场变革，又是哪些力量在抵制这场变革。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在这场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角色，但处在所有变化中心的人物是邓小平。因此我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了解他所面对的问题的性质，以及他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协调各种不同的力量去达成那些不同寻常的变化。
邓小平没有留下可资史学家利用的私人档案，很多重要决策也未公开。因此，研究邓小平，研究他如何作出决策，以及他究竟做了些什么，比起写其他人的传记要做更多的工作。我利用了能得到的一切文献，包括已公开的资料如《邓小平年谱》、《邓小平文选》和各种官方出版物，并对高级干部的子女和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的年轻干部进行了访谈。我也阅读了与邓小平共事的高层官员的纪念文字，使用了外国政府公布的文件，以及会见过邓小平的外国人的纪录。我还感到有责任尽可能运用我在哈佛多年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特殊机会，去理解邓小平及其时代。我也有机会访问一些其他外国人不容易接触到的西方官员。
幸运的是，我这本书得到不少好评，尤其是来自那些对邓时代的中国有深入了解以及有幸见过并了解邓小平的人。但是，也有一些外国评论家认为，我对邓小平太客气了，对他在毛泽东手下做过的一些事，对他在1989年6月对示威者的镇压，对他拒绝给民主化改革更多支持，我应当有更严厉的批评。然而我相信，细心的读者应会看到我确实讨论了所有这些问题，并且为许多对邓持批评立场的人提供了有助于他们理解邓小平言行的事实依据。我也确实讲述了邓小平批评者的意见和他们批评的理由。但是我相信，尽量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个研究邓小平的学者的职责。
在计划出版这本书时，我并没考虑出版时机，我打算写完之后就出版。不过我认为它的出版时机还算幸运。假如在天安门事件后的最初几年出版，很多西方人对邓小平的敌意会使他们难以用超然的态度去看待邓为已发生的变革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从1989年6月4日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相信大多数西方人对天安门事件有了足够客观的态度，使他们愿意思考邓的历史作用，就像我所做的尝试一样。
尽管这本书主要是为西方人而写，我依然乐见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华人读者对它有兴趣。我从31岁开始研究中国，许多有见识的中国人与我分享了他们的经历与认识，使我受益匪浅；但我本人对书中所讲述的事件，却没有他们作为过来人的那种亲身体验。中国有句俗语叫“旁观者清”，意思是局外人有时可能比当事人更为客观。很多有过痛苦经历的中国友人向我坦承，作为事件的当事人，他们难以做到客观，所以很想听听从事学术研究的局外人尽量以持平的立场提出的看法。很多喜欢网上阅读的中国友人意识到，网络上不断重复的很多事情未必可靠。我希望我对1978至1992年发生的事情尽量做到客观，尽可能排除各种谣传，采用信实的材料，我希望我的这一努力将有助于海内外中国人尽量客观地理解中国的发展。
中国国内的现状尚不成熟，使中国学者还难以写出一本客观全面的研究邓小平的著作。他们中有很多人比我更了解邓小平生活与工作的方方面面。我希望在中国大陆的学者未来写出这样一本书之前，我的书能有助于中国读者客观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我在书中记述了邓小平的积极贡献——他努力让所有中国人过上富裕生活，维持与其他国家的良好关系，大力削减军费，增强法律的作用，扩大普通民众公开表达意见的机会等；我希望这对致力于改善中国人的生活、维持中国与外国良好关系的人们有所助益。
2012年3月
香港中文版出版说明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傅高义（EzraF.Vogel）教授的DengXiaopingandtheTransformationofChina是对邓小平一生的完整回顾，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全景式描述。该书虽从邓1904年出生写起，但叙述重点为邓1977年复出之后的政治生涯，纵贯邓时代的起始、展开、挑战和终曲，故香港中文版定名为《邓小平时代》。
本书由冯克利先生翻译，前后历经两稿。2010年秋作者完成英文初稿后，译者进行第一轮翻译，作者据该译本延请多位中国学者专家阅读，继而根据反馈意见对英文原稿进一步修改。及至2011年秋本书英文版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前，译者再度根据英文编辑定稿进行第二轮翻译。鉴于工程浩繁，蒙作者和译者认可，本社编辑部承担了本书译校工作。译校力求秉承作者严谨的学术作风，同时尊重译者的翻译风格。
本书的翻译原则是在“中文化”和“陌生感”之间寻求有效平衡，即在符合中文读者阅读习惯的大前提下，适度保留直译元素和翻译色彩，以使中文读者得以相对直接地分享作者特有的概念、分析思维和学术视野。例如：将“theradicals”直译为“激进派”，而不采用中文特定语境中的“极左派”；将“thebuilders”、“thebalancers”直译为“建设派”、“平衡派”，而不译为“改革派”、“稳健派”。
本书编辑过程中，对广泛涉及的各类中外文献进行了严格查考。对直接或间接引自中文文献的引文，力求恢复原始文献中的记述；对引用的外文文献，尽可能覆核出处。对部分有中文版的外文文献，一并提供中文版出版信息。在注释处理方面，所引用的中文文献全部复原为中文，英文文献则保持原状，其中常用英文文献的缩写一并保留，例如SWDXP–2，即《邓小平文选（1975–1982）》英文版（详见本书注释部分的英文文献缩写对照表）。本书索引以边码方式从英文原着，以便有研究需要的读者查阅。
本书在翻译、校订、编辑、出版过程中有幸得到熊景明、陈方正、肖梦、南希（NancyHearst）、窦新元，以及北京三联书店董秀玉、李昕、舒炜、叶彤等诸多人士的大力协助与支持，谨表谢忱。
本书编辑完成后，又荣幸地得到孙万国先生的全面审读和修订。孙万国先生在订正错讹、复原中文文献、补充史料等方面贡献甚巨，专此致谢。
本书在内容上完全忠实于英文原着，并经作者核实后对英文版疏漏之处有所订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拥有本书中文翻译版权，其他所有繁、简体中文版均以此译本为母本。
2012年4月
前言 探寻邓小平
2000年夏我在南韩济州岛。一天，悠闲地用过户外晚餐后，我心情放松地对我的友人、20世纪美国最了不起的东亚事务记者之一唐・奥伯多弗（DonOberdorfer）说，我就要退出教学工作，想写一本书，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的重要发展。很多人都说，我在1979年出版的JapanasNumberOne（《日本第一》）有助于美国商界和政界的一些领袖对1980年代震撼不少西方人的日本崛起有所准备。那么，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做点儿什么最有益于帮助美国人理解亚洲未来的发展呢？唐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一直进行亚洲事务的报道，他毫不迟疑地说：“你应该写邓小平。”思考了几周后，我断定他说得对。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此外，深入分析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可以揭示近年来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
写邓小平并非易事。1920年代邓小平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学会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文革期间批判他的人想搜集他的错误纪录，但没有找到任何书面证据。为正式会议准备的讲话稿均由助手撰写，有纪录可查，但其余大多数谈话或会议发言都不需要讲稿，因为邓只靠记忆就能做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条理分明的讲话。此外，就像党的其他高层领导人一样，邓小平严守党纪。即使在文革期间和妻子儿女下放江西时，他也从来不跟他们谈论党内高层的事，尽管他们也是党员。
邓小平批评那些自吹自擂的自传。他没有写自传，并且坚持别人对他的任何评价都“不能夸大，不能太高”。[0-1]事实上，邓很少在公开场合回忆过去的经历。人们都知道他“不爱说话”，出言谨慎。因此，相比于通常情况下研究某位国家领导人，写邓小平和他的时代，是一项更不寻常的挑战。
遗憾的是，我从来无缘与邓小平本人会面并交谈。1973年5月，我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成员初次去北京访问时，见过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高官，但没有见到邓小平。那次访问给我留下的最强烈印象之一是，邓小平刚刚结束了文革下放回到北京，高层内部正对此事议论纷纷，对于他将担任某种重要角色并带来重大变化抱有很高的预期。担任什么角色？带来哪些变化？我们西方人都在猜测，但谁也没有预料到后来20年中国行将发生的巨变，以及中国的未来会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位非凡领导人的努力所推进。
我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是1979年1月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的招待会上，当时我离他只有几步之遥。这个招待会是一次盛大的集会，来自政界、媒体、学界和商界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齐聚一堂，庆贺美中两国正式建交。我们参加招待会的很多人已相识多年，过去常在香港见面——当中国对大多数西方人紧闭大门时，香港是中国观察家聚会的重要地点，在那里我们分享最新消息或传言，力图穿透竹幕。而我们中一些人已久未谋面，于是热切地攀谈叙旧。此外，举行招待会的国家美术馆的音响效果十分糟糕，不是个适合演讲的地方，从扩音器中完全听不清邓小平和译员在说些什么。于是我们这群聚在一起的中国观察家同行朋友继续着自己的交谈。据接近邓小平的人说，这群叽叽喳喳、心不在焉的人令他懊恼。然而他给我们大多数在场的人的印象，是他如何像对着一群正襟危坐洗耳恭听的中国听众一样念着讲稿。
因此，我要了解邓小平，就像一个历史学家要去了解自己的研究主题一样，只能通过研读文字材料。而关于邓小平一生的不同方面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纪事。尽管邓小平告诫写作者不要吹捧，但在官方或半官方历史写作中，褒扬英雄、贬抑他人的传统在中国依然流行。由于另一些官员也会有秘书或家人写一些溢美的文字，细心的读者便可以对这些不同的纪录进行比较。党史专家中也有一些出于职业责任感而秉笔直书的人。
随着更多党内档案的公开，未来将有更多写邓小平的书。但我相信，对研究邓小平的学者而言，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写作时间。很多基本的年谱资料已被整理和发表，大量回忆录已出版，况且我还有一个以后的历史学家无法再有的机会：我得以跟邓小平的家人、同事以及这些同事的家人会面交谈，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些未必能从文字材料中获得的见解和细节。过去几年中，我总共花了大约12个月的时间在中国、用中文采访了那些了解邓小平及其时代的人。
就研究邓小平事迹的客观纪录而言，最基本的一部文献是《邓小平年谱》：2004年先出版了两卷，共计1,383页，从官方角度记录邓小平从1975年直到1997年去世前几乎每一天的活动；2009年又出版了三卷，共计2,079页，记述1904年到1974年邓小平的生平。由党史学者组成的编写这部年谱的班子可以接触到大量党内档案，并力求做到记录准确。年谱不提供解释，不进行褒贬，不作揣测，没有涉及一些最敏感的主题，也不提政治斗争。不过，它对于确定邓小平曾在何时跟何人会谈，以及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之间说了些什么，都大有帮助。
邓小平的很多重要讲话经过编纂整理后，收入了官方的《邓小平文选》。这部三卷本的著作提供了关于邓的很多重大政策的有用纪录，尽管，极为关键的是，仍需要参照当时国内和国际事件的大背景对之作出诠释。有关陈云、叶剑英和周恩来的重要讲话和文章的编年资料同样很有帮助。
最有助于深入理解邓小平个人思想的著作，是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毛毛）所写的有关复出之前的邓小平的两部书。它们是根据她的个人回忆，她对了解邓小平的人的采访，以及中共档案写成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邓榕一般都会陪同父亲外出。尽管邓小平不跟家人谈论高层政治，但家人既熟悉他本人，又了解国家形势，所以足以领会和理解他关切的问题和考虑问题的方法，其中有些东西也只有他们看得到。其中《我的父亲邓小平》讲述了1949年以前邓小平的经历，另一部《邓小平：文革岁月》记述的是1969年至1973年间她陪同父母从北京下放到江西省的岁月。她在书中明显表露出对父亲的感情和崇敬，描绘了一个十分正面的人物形象，但是她也讲述了很多细节，揭示了不少邓小平的品格和态度。事实上，考虑到党的政策限制，以及她要描绘一个正面形象的努力，她已经是惊人地坦白、开放和具体了。她在写这些书时得到了党史学者的协助，由他们核对日期、人名和事件。她的写作仍在继续，正在写建国初期邓小平的活动，但还未写到1973年之后仍很有争议的时期。她慨然同意接受我的几次长时间采访，对她所写的内容进行补充说明。
在我扎进大量中文文献之前，有些英文著作为我研究邓小平时代提供了很好的起点，但除了孙万国和弗利德里克・泰伟斯（FrederickTeiwes）的著作外，它们大多撰写于为纪念邓小平百岁诞辰而出版的年谱和回忆文字面世之前。以下作者的著作令我格外受益：鲍瑞嘉（RichardBaum）、理乍得・伊文思（RichardEvans）、傅士卓（JosephFewsmith）、梅勒・谷梅（MerleGoldman）、马若德（麦克法夸尔）（RoderickMacFarquhar）和沈迈克（MichaelSchoenhals）、莫里斯・迈斯纳（马思乐）（MauriceMeisner）、钱其琛、陆伯彬（RobertRoss）、阮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Salisbury）、泰伟斯、孙万国和于光远。
理乍得・伊文思大使是一位聪明干练的英国外交官，1984年至1988年任英国驻华大使。他根据自己和邓小平的会谈以及英国政府文件，写了DengXiaopingandtheMakingofModernChina[0-2]。此书主要涉及邓小平在1973年以前的经历，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文笔极佳的概述。在西方的政治学者中间，鲍瑞嘉对邓小平时代的政治做了最为细致的研究，写成BuryingMao（《埋葬毛泽东》）一书。他利用了1994年其著作出版之前可见的中国资料和香港分析家的著作。他慎重使用了香港的报道，我则极少使用，因为很难核实它们的信息来源，故而很难评价其可靠性。莫里斯・迈斯纳（马思乐）是一位很有思想、熟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他的TheDengXiaopingEra（《邓小平时代》），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作为背景研究了邓小平。我在费正清研究中心长期共事的同事梅勒・谷梅在她的SowingtheSeedsofDemocracyinChina:PoliticalReformintheDengXiaopingEra（《在中国播种民主：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改革》）一书中，回顾了邓小平时代不断变化的思想潮流。她利用的材料不仅有出版物，还有她跟书中所记的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交谈。DengXiaoping:ChronicleofanEmpire[0-3]的作者阮铭在1983年被党内保守派清除出党之前是中央党校的研究人员。他流亡美国后，激烈批评了那些拖改革后腿的保守派意识形态宣传家。
TenEpisodesinChina’sDiplomacy[0-4]的作者钱其琛，在邓小平时代的大多数时间担任外交部长和副总理，他的著作对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做了中肯的、信息丰富的纪录。帮邓小平起草过三中全会讲话稿的于光远，在DengXiaopingShakestheWorld[0-5]一书中讲述了这个历史转折点。由于我参与过这两本书的英译本编辑工作，所以有机会同这两位和邓有密切工作关系的前官员进行补充性讨论。
已故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一位记者，也是TheNewEmperors:ChinaintheEraofMaoandDeng（《新皇帝：毛邓时代的中国》）的作者。毛泽东去世不久后他有机会见到中国的几位主要领导人。虽然他的一些描述——例如邓小平和三线工业的关系——显示出严重误解，但他较其他记者而言接触到更多材料，并且讲述了当时人所不知的新鲜观点。
沈大伟（DavidShambaugh）在邓小平上台时担任TheChinaQuarterly（《中国季刊》）的主编，1992年邓小平退出权力舞台不久后，他召集一些学者对邓小平及其时代进行评价，并把这些评价文章收入了他编的DengXiaoping（《邓小平》）一书。
泰伟斯和孙万国为写作他们的三卷本著作，较之所有西方学者掌握了更多1974年至1982年这个时期的中文文献。他们出版的第一卷TheEndoftheMaoistEra（《毛时代的终结》）的时间跨度是1974年到1976年。他们仔细评估关于各种事件的不同解释，旨在以极为细致的方式厘清基本事实。孙万国在过去20年里致力于探究这个时期的每一个重要事实，其坚持不懈超过了我所认识的其他任何人。后来他还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核对我手稿的不同版本，修正错误、建议补充说明及推荐关键性著作。
傅士卓所著TheDilemmasofReforminChina（《中国改革的困境》）是有关这个时期经济论战的最好的英文著作。陆伯彬写了几本研究这个时期外交关系的杰作。穷数十年之力研究中国精英政治和文革的马若德（麦克法夸尔），撰写过三卷本的TheOriginsoftheCulturalRevolution[0-6]，并与沈迈克合着讲述文革史的Mao’sLastRevolution[0-7]。我认识所有这些作者，并就邓小平及其时代与他们进行过交谈。他们总是慷慨地对我补充他们书中所述，使我对其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已经面世的中文资料浩如烟海，即使最杰出的中国学者也无法全部阅读。从1990年代开始，又可以从中文互联网上获得爆炸般增长的信息。我一直得到许多研究助理的协助，其中尤其应当提到任意和窦新元。任意的祖父是前广东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一位了不起的广东改革派领导人。窦新元曾在广东省经委工作多年，他既有个人经验，又具备学者从历史文献中探知真相的毅力。任意和窦新元两人都花了一年以上的时间帮我搜集大量材料，并力求深入理解不同立场的中国人的感受和行为。姚监复曾是赵紫阳领导下的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官员，也花了数周时间阅读我手稿中有关经济的章节。
中文互联网是查询人名和日期这类问题的难得的信息源，但除此之外，往往很难区分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臆想或趣闻。如果互联网上的一些文章提供了重要信息但没有注明来源，我会尽量核查原始出处，或至少在采用前将之与另一些资料进行比较。这样做时，我发现ChinaVitae是一个有关在世的中国官员的十分有用的英文网站。
和邓小平一起工作过的官员所写的回忆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三卷本的《回忆邓小平》是这类文献中最好的文集之一，类似的文集还有三卷本的《邓小平人生纪实》。《炎黄春秋》和《百年潮》这两本出色的杂志发表了很多与邓小平一起工作过的人撰写的文章。《炎黄春秋》是由既了解内情又有改革意识的前任高官主办的刊物。从保守派官员邓力群所写、出版于香港的《十二个春秋（1975–1987）》，以及他在当代中国研究所——这个由他创建的研究所，为很多研究建国后重大事件的历史著作提供了条件——的未发表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另一种观点。
还有很多有关这个时期的所有关键人物——包括陈云、谷牧、胡耀邦、万里、叶剑英和赵紫阳——的文献，往往是出自优秀的记者之手，他们提供了各不相同的视角。最出色的记者所写的有关邓小平的著作是杨继绳的《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官方历史如《陈云传》，虽经过精心编辑，仍是以文献资料为基础。朱佳木谈陈云的书（朱佳木、迟爱萍、赵士刚着：《陈云》）虽然简略，却得益于他为陈云当过五年助手的经历和他本人的细心研究。除了《邓小平年谱》外，还有一些官方为陈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一些与邓小平有密切工作关系的高官编订的年谱。
另一部极有价值的文献，是有关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国史》）。该书已出版七卷，仍有三卷待刊，由中国大陆的学者撰写，包括高华（已故）、陈东林、韩钢、沈志华、萧冬连等人。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由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为这个时期客观全面的学术研究树立了新的标准。
虽然中国政府已大大放宽了人们的写作空间，但大陆一些知情的局内人所写的东西仍被认为争议太大，无法在大陆出版。香港的出版业则更加开放，因此很多这类著作在香港出版。其中信息最丰富的是邓力群、胡绩伟、杨继绳、赵紫阳和宗凤鸣的著作。在写过回忆录的改革派官员中，有《人民日报》前总编胡绩伟，他写了《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书。
中国大陆没有出版胡耀邦的年谱，但他大陆的朋友在香港出版了两部篇幅浩大的年谱，一部是盛平编的《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另一部是郑仲兵编的《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还有张黎群等人所写的三卷本《胡耀邦传》，其中二、三卷迄今仍未出版。胡耀邦的朋友汇编了四卷本的文集《怀念耀邦》，编者为张黎群等，在香港出版。在大陆方面，胡耀邦的女儿用“满妹”的笔名发表了《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赵紫阳1989年后被软禁在家期间，设法记录下他的个人经历和观点，并被译成英文以PrisoneroftheState:TheSecretJournalofPremierZhaoZiyang[0-8]为书名出版，编者是鲍朴、蒋悦磊（ReneeChiang）和殷阿笛（AdiIgnatius）。1989年之后，赵紫阳与之交谈时间最长的局外人是宗凤鸣，他写了《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赵紫阳并未授权宗凤鸣写下这些回忆，但他授权出版并亲自审阅了与记者杨继绳进行的三次主题集中的谈话纪录，该纪录发表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这些著作包含对邓小平一些做法的严厉批评，提供了有别于大陆出版文献的富有价值的视角。
我还观看过记录邓小平的讲话、会见、出访以及与家人休闲的纪录片。我的研究助理还应我要求翻译了一些俄文文献。
除了上述有关邓小平时代的一般性著作，我还使用了很多与本书某些特定问题相关的专业文献（见注释及英文、中文和日文文献的线上目录http://scholar.harvard.edu//ezravogel）。
除了多次在中国的短期访问外，我也有数次在北京较长时间居住的经历：2006年住了五个月，2007年一个月，2008年数周，2009年一个月，2010年数周。这使我有机会采访到三类知情人士：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干部。除了几位会讲英语的中国人选择用英语交谈，其他访谈都是直接使用汉语，没有翻译在场。具体而言，我受益于同朱佳木、程中原、陈东林和韩钢的深谈，他们都是专治党史的杰出历史学家。我也采访过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榕和邓林）、陈云的两个子女（陈元和陈伟力）、胡耀邦的两个儿子（胡德平和胡德华）。此外我还采访过陈毅、纪登奎、宋任穷、万里、叶剑英、余秋里和赵紫阳等人的子女。他们都是聪明、有头脑的人，出言谨慎且深怀孝心。他们的具体回忆令人感受到他们的父母及父母的同事的气息。
我采访过的前任官员中既有邓小平的仰慕者，也有他的严厉批评者。后者认为邓没有充分支持胡耀邦和知识分子，悲剧性地丧失了推动政治改革的良机。有些人是曾与邓小平共事或在邓手下工作过的著名官员，包括前外交部长黄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前副总理钱其琛和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所有这些官员都已退休，这使我们之间的交谈可以比他们在任时更为放松。
我还受益于对一些有才华的退休官员的采访，他们曾为邓小平工作过，其中有些人现在还在给《炎黄春秋》写文章，如杜导正、冯兰瑞、孙长江、吴明瑜、杨继绳和已故的朱厚泽。有些人因敢言而一时受到过批评或警告，但大体上他们享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此外，我也有机会采访中国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者。与那些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党政干部相比，即使是身为党员的学者一般也不太了解党内的事情，但他们往往有机会认识一些要人，有些人阅读广泛并仔细研究过可以看到的文件。
虽然一些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都在研究党史，如中央党校、几所大学和当代中国研究所，但是研究人员最多、文献最丰富、接触党内资料最便利的部门，还是中共中央委员会辖下的中央文献研究室。该机构的大约15名工作人员编写了《邓小平年谱》。此外，目前还有大约15人正在编写官方的邓小平传，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完成。
多年来，我在哈佛有机会与诸多来访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交谈，他们中有些人十分熟悉北京的政局。其中有一批杰出的政治异见人士，他们极有才干，富于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在1980年代与党的正统发生冲突。我同陈一谘、戴晴、高文谦、已故的刘宾雁、阮铭和已故的王若水等人的交谈均使我受益匪浅。我也跟天安门“六四”事件中的学生领袖王丹有过交谈，还和曾因1978年在民主墙贴出著名的大字报〈论第五个现代化〉而被判刑15年的魏京生交谈过。我也跟较年轻的前官员，如吴国光、吴稼祥（后来回到北京）和郁奇虹进行过交谈，他们都曾在中央机关工作过。我也从在北京和哈佛结识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樊纲、卢迈和钱颖一那里深受教益。
除了以上提及的这些人外，我还采访过鲍朴、储百亮(ChrisBuckley)、陈方安生、陈广哲、陈昊苏、陈开枝、陈伟力、陈先奎、陈小鲁、陈元、陈知涯、郑在浩、邓英淘（已故）、杜芬（JohnDolfin）、德赖斯代尔（PeterDrysdale）、杜蒲、杜瑞芝、杜润生、高华（已故）、高尚全、高西庆、龚育之（已故）、顾汝德（LeoGoodstadt）、何方、何理良、胡晓江、黄平、黄仁伟、纪虎民、江绵恒、金冲及、刘遵义、冷溶、梁振英、李德全、李捷、李君如、李普、李盛平、李慎之（已故）、李向前、林京耀、柳述卿、刘亚伟、陆恭蕙、龙永图、卢跃刚、罗援、马立诚、马沛文、马诚礼（CharlesMartin）、狄迪（DedeNickerson）、彭定康（ChrisPatten）、皮尼（MarioPini）、沙祖康、单少杰、申再望、宋克荒、宋一平、孙刚、曾荫权、万叔鹏、王建、王军涛、王雁南、王毅、吴敬琏、吴南生、萧冬连、熊华源、严家其、杨成绪、杨启先、杨天石、叶选基、叶选廉、叶刘淑仪、余晓霞、曾彦修、翟志海、章百家、张国新、张显扬、张星星、张新生、张颖、张蕴岭、赵树凯、郑必坚、郑仲兵、周明伟、周牧之、周琪和朱启祯。我感谢所有帮助过一个外国人理解中国的中国朋友和熟人。不过他们对我的任何观点都不负有责任。我的看法是我本人根据所接触的各种资料而作出的最佳判断的产物。
为了更好地感受邓小平经历过的环境，我去邓小平一生中的重要地点分别小住过数日，包括他的出生地四川广安县，他打过八年游击战的山西太行山，1949年到1952年他担任西南局负责人时的基地——重庆和成都，以及1930年代初他生活过几年的江西瑞金。我还走访过上海近郊陈云的出生地青浦。每到这些地方，当地学者和干部会向我深入讲解博物馆里的资料和实物，有助我在当地环境中理解邓小平的角色。
我曾前往新加坡与前总理李光耀交谈，他对邓小平的了解大概不亚于任何其他外国领导人；我也访问了前总理吴作栋、前中国沿海经济开发区顾问吴庆瑞和总统纳丹（S.R.Nathan）等官员。我还与一些学者进行过长谈，尤其是王赓武、黄朝翰和郑永年。在香港，我会见过杨振宁和郑维健，后者与其岳父包玉刚同往中国大陆时，曾多次见到邓小平，而包玉刚这位香港船王跟邓小平见面的次数多于中国大陆以外的任何人。
在澳洲，我有幸与前总理罗伯特・霍克（RobertHawke）、前驻华大使罗斯・加诺特（RossGarnaut）、前外交部官员理乍得・赖格比（RichardRigby）、罗杰・尤伦（RogerUren）等人交谈。此外，我去莫斯科时会见过列夫・德留辛（LevDeliusin），他在中国住了多年，主持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写过一本有关邓小平的书。亚历山大・潘索夫（AlexanderPantsov）——一位细心严谨的学者，目前在美国教书，熟谙有关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及谢尔盖・齐赫文斯基（SergeiTikhvinsky）的俄语文献——与他的讨论使我尤其受益。
我还数度前往英国，寻访对邓小平有特别见识的人，故与前驻华大使阿兰・唐纳德爵士（SirAlanDonald）和理乍得・伊文思、前任港督卫奕信（DavidWilson）进行过交谈。我还在北京会见过前驻华大使安东尼・格尔斯沃齐爵士（SirAnthonyGalsworthy），同香港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也有过交谈，并多次与香港和北京谈判小组的成员之一邵善波座谈。
我在日本与之进行过交谈的有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前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国广道彦、谷野作太郎；还有日本外务省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如畠中笃、加藤弘一和下荒地修二；以及十分了解日本外交政策的川岛裕、东乡克彦和渡边宏二等博学之士。我还同日本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专家做过交谈，特别是平野健一郎、川岛真、国分良成、毛里和子、添谷芳秀、高木诚一郎、高原明生、田中明彦、辻康吾、矢吹晋和山田辰雄。益尾知佐子和杉本孝这两位日本的中国问题学者使我受益尤多，他们也是本书日文版的翻译。益尾知佐子写过一本论述邓小平外交政策的杰作，她协助我搜集日文文献，其中包括日本政府的解密文件。
我有幸跟一些见过邓小平的美国官员进行过交谈，包括前总统占美・卡特（JimmyCarter）和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Mondale），他们都是1979年与邓小平有过关键性会面的人物；还有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我也同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和已故的奥克森伯格（MichelOksenberg）有过交谈，他们曾是负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白宫要员。尼克逊的女婿、曾跟岳父一起见过邓小平的爱德华・考克斯（EdwardCox），和我分享了他的回忆。我还同一些前美国驻华大使交谈，包括恒安石（ArthurHummel，已故）、李洁明（JimLilley，已故）、洛德（WinstonLord）、乔・普理赫（JoePrueher）、桑迪・雷德（SandyRandt）、芮效俭（J.StapletonRoy）、尚慕杰（JimSasser）和伍德科克（LeonardWoodcock，已故）。伍德科克大使的遗孀莎朗・伍德科克（SharonWoodcock）友好地与我分享了她丈夫的文件。我也有幸同一些任职于白宫、国务院或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中国问题专家交谈，他们是阿马柯斯特（MikeArmacost）、克拉布克（ChrisClark）、费舍尔（RichardFisher）、傅立民（ChasFreeman）、格里斯（DavidGries）、希尔（CharlesHill）、凯德磊（DonKeyser）、科雷斯伯格（PaulKreisberg）、黎赫白（HerbLevin）、李侃如（KenLieberthal）、麦卡希尔（BillMcCahill）、包道格（DougPaal）、卜励德（NickPlatt）、容安澜（AlanRomberg）、芮效俭、索乐文（RichardSolomon）、斯皮尔曼（DougSpellman）、苏葆立（RobertSuettinger）、沙利文（RogerSullivan）、沙特（RobertSutter）、宋贺德（HarryThayer）和汤姆森（JohnThomson）。我过去的两名学生李淑珊（SusanLawrence）和刘美远（MelindaLiu）曾多年在北京从事报道，十分慷慨地同我分享了他们的时间和见解。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白丽娟（JanBerris）一向是我获得各种有关人与事的信息的一个绝佳来源。我还访问过邓小平的四位翻译：冀朝铸、施燕华、唐闻生与已故的章含之。
我还受益于仔细阅读过本书全部手稿的柯文（PaulCohen）、傅士卓、谷梅、艾秀慈（CharlotteIkels）、凯德磊、黎安友（AndrewNathan）、赛奇（TonySaich）和沈大伟。还有一些人细心阅读过部分手稿，也令我感到荣幸，他们是白志昂（JohnBerninghausen）、叶叙理（AshleyEsaray）、坦梅・戈尔斯坦（MelGoldstein）、凯博文（ArthurKleinman）、蓝普顿（MikeLampton）、拉里（DianaLary）、李淑珊、李成、林重庚、林至人（EdwinandCyrilLim）、林培瑞（PerryLink）、麦卡希尔、芮尔登（LawrenceReardon）、陆伯彬、芮效俭、撒母耳斯（RichardSamuels）、索乐文、宋怡明（MikeSzonyi）、怀默霆（MartinWhyte）和赖特（DalenaWright）。（阅读过第18章手稿的人见该章列表。）中国的一些党史专家，如陈东林、程中原、韩钢、齐卫平、沈志华、萧延中、杨奎松和朱佳木，也阅读过先前被译成中文的手稿，帮助改正了一些错讹之处。不过，只有我本人对尚未纠正或在他们阅读后仍未发现的错误负责。
与哈佛大学同事的讨论让我获益匪浅，他们是安守廉（WilliamAlford）、包弼德（PeterBol）、张伯赓（JulianChang）、柯文（PaulCohen）、科尔登（TimColton）、温奈良（NaraDillon）、欧立德（MarkElliott）、傅士卓、谷梅、戈迪温（SteveGoldstein）、何晓清（RowenaHe）、韩博天（SebastianHeilmann）、萧庆伦（WilliamHsiao）、江忆恩（IainJohnston）、柯伟林（BillKirby）、凯博文（ArthurKleinman）、马若德（麦克法夸尔）、奥格登（SuzanneOgden）、欧伟伦（BillOverholt）、德怀特・珀金斯（DwightPerkins）、裴宜理（LizPerry）、陆伯彬、赛奇、宋怡明、戴胡慧心（TamTai）、杜维明、王甯、华琛/屈顺天（JamesL.Watson）、瓦特夫妇（JohnandAnneWatt）、怀默霆、韦杰夫（JeffWilliams）、魏根深（EndymionWilkinson）、沃尔夫（DavidWolff）。我也同其他地方的学者讨论过相关问题，他们包括白志昂、伯恩斯坦（TomBernstein）、陈广哲、大卫斯（DeborahDavis）、杜芬、高尔德（TomGold）、坦梅・戈尔斯坦、桂本青、蓝普顿、林培瑞、赵文词（RichardMadsen）、戴慕珍（JeanOi）、波拉克（JonathanPollack）、白鲁恂（LucianPye，已故）、赛缪尔斯（DickSamuels）、沈大伟、谢淑丽（SusanShirk）、索林格（DorieSolinger）、谢德华（EdSteinfeld）和魏昂德（AndrewWalder）。
我还得到过以下人士的帮助：安和丽（HollyAngell）、夏滴翠（DeirdreChetham）、埃斯帕达（JorgeEspada）、高申鹏、吉伯特（ElizabethGilbert）、罗索（AnnaLauraRosow）、索耶尔（KateSauer）、石文婴和张烨。同在哈佛查阅1949年以后资料的所有学者一样，我对费正清研究中心冯汉柱图书馆的馆长南希（NancyHearst）深怀感激，她一向以对资料的惊人熟悉和似乎无限的热诚，去帮助学者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她曾数次纠正我的笔记，核对我的手稿。随着中国在21世纪变得日益重要，我们在哈佛享有的特殊优势愈发凸显出来——我们得以利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FairbankCenterCollectionoftheFungLibraryatHarvard）的特藏，它们对研究当代中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其中很多文献不但在西方的其他图书馆见不到，在中国也无法见到。
我还要感谢熊景明，她以同样的帮助学者的热诚，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搜集并创造性地整理了中国大陆以外这一时期最完整的文献收藏。我也有幸得到亚特兰大卡特图书馆馆员的协助，他们帮我查找和使用了卡特政府的文件。我的编辑伊尔・哈伯特（EarlHarbert）认真细致，逐行逐句地加工手稿，以便让那些不是中国专家的人更易于理解。我的手稿编辑茱丽叶・卡尔松（JulieCarlson）既有创意又工作投入，不辞劳苦地帮我使手稿最后成型。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凯萨琳・麦克德默特（KathleenMcDermott）也发挥其创造精神，热情勤奋地照料着与本书出版有关的方方面面。
我的妻子艾秀慈是中国人类学专家，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始终是我的思想伴侣。她以最大的耐心为一个身不由己的工作狂提供了平衡及精神支持。
虽然我在1993年到1995年担任过与东亚事务有关的美国国家情报官员，但在本项研究过程中我没有接触过任何保密资料。所有关于事实的陈述、表达的意见或分析，均出自作者本人。书中提供的任何材料都不反映中央情报局或其他美国政府部门的官方立场或观点。书中任何内容都不应被推测为表明或暗示美国政府对作者观点进行过信息认证或认可。这份材料已经中央情报局审核，以防保密信息外泄。
注释
[0-1]SWDXP-3,p.307.
[0-2]中文版为理乍得・伊文思着（武市红等译）：《邓小平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中文版编者注
[0-3]中文版为阮铭着：《邓小平帝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2）。——中文版编者注
[0-4]中文版为钱其琛着：《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中文版编者注
[0-5]中文版为于光远着：《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中文版编者注
[0-6]中文版为马若德（麦克法夸尔）着（魏海平、艾平等译）：《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两卷本（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同书另有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1990年本。——中文版编者注
[0-7]中文版为马若德（麦克法夸尔）、沈迈克着（关心译，唐少杰校）：《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2009）。——中文版编者注
[0-8]香港版为《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台湾版为《国家的囚徒》（台北：时报出版，2009）。——中文版编者注
导言 这个人和他的使命
1979年3月，港英总督麦理浩爵士（SirMurrayMacLehose）飞往北京，就香港问题作出说明。麦理浩通晓汉语，且广受敬重。他事先只被告知将与一位高级官员见面，抵京之后才高兴地获悉，即将与他会面的是刚被任命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0-9]这次不公开的会见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麦理浩向邓小平谈到香港正面临日益增多的困难。双方都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一直统治着香港这块殖民地，但香港大部分土地的租约将于1997年到期。麦理浩总督采用外交辞令，字斟句酌地谈到有必要让港人放心，因为他们对1997年之后的前景深感忧虑。邓小平仔细听取了港督的关切。当会谈结束后他们起身走向门口时，邓小平向麦理浩做了个手势，身高逾一米八的港督俯下身，听到这位身材只有一米五几的主人对他说：“你如果觉得统治香港不容易，那就来统治中国试试。”[0-10]
邓小平深知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烂摊子。在上一个十年开始的时候，大跃进已造成三千多万人死亡；国家仍因文革的混乱而步履蹒跚——在文革中，年轻人被动员起来批判高级干部，依靠毛的支持把他们拉下马，使这个接近十亿人的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当时占人口总数80%的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区区40美元，人均粮食产量还不及1957年的水平。
军队干部和革命造反派取代了被赶下台的老干部，但他们对自己占据的职位既无准备又缺少素养。军队变得臃肿不堪，并疏于军务，有些在地方任职的军队干部享受着当官的特权，却不务正业。交通与通信设施破败不堪。大型工厂的生产仍在采用1950年代从苏联进口的技术，设备也处于失修状态。
大学在过去十年里基本上被关闭。知识青年被迫下放农村，但让他们继续留在那里变得越来越困难。城市又无法为他们提供就业，更不用说那些想进城又不敢有此奢望的千百万农民。再者，城市居民担心自己的饭碗，并不欢迎新来的人。
一些大胆的干部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真正根源正是毛泽东本人，但是邓小平认为，过去20年的失败不能全归罪于一人，用他的话说，“我们大家都有份”。毛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在邓小平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导致这些错误的制度缺陷。政治体系控制到每家每户的做法搞过了头，造成了恐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对经济体系的控制也搞过了头，导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中国的领导人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既维持国家稳定，又为社会松绑？
文革前的十多年里，没有谁比邓小平在建设和管理这个旧体制上承担过更多责任。1969年至1973年邓小平下放南昌的三年半里，也没有哪个中国高官比他更深入地思考过中国的旧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需要做些什么。
1978年时，邓小平对于如何做到民富国强并无清晰的蓝图，他承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并且一再重复这句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话。[0-11]不过，他在思考如何开展工作时，确实有一个框架。
他要让中国向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管理体制和新思想敞开大门，无论那个国家属于什么政治制度。他很清楚，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正以其他任何国家未曾有过的速度快速发展。然而邓小平也明白，不能全盘照搬国外的整个制度，因为任何外来制度都不适合中国的特殊需要——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它幅员辽阔，各地差异很大，而且十分贫穷。他认识到了一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的事情：单靠开放市场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逐步创建各种制度。他要鼓励干部开阔视野，到各国学习成功经验，带回有发展前景的技术和管理方式，通过试验来确定能在国内行之有效的办法。他要帮助铺平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良好关系之路，使它们愿意与中国合作。
为使这项重建工作有序进行，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掌控这个过程的组织。在1978年的中国，最有经验的领导，是那些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就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需要让他们重新回来工作。要派年轻人去海外学习，从世界各地带回最好的观念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采用这些新的做法将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即使共产党也要从根本上转变它的目标和工作方式。
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并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出新思想，他认为自己要负责的是设计和创建新体制这一颠覆性的过程。他要承担最后责任，作出正确判断。他要挑选一个与他共事的核心班子，在引导这个体制的过程中能够与他分担责任；他必须迅速创建起一套组织，使他们能够一起有效地开展工作。他要得到有关国内真实情况和国际形势的最佳信息。他要给人们希望，但又不能像毛泽东在1958年那样使人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他要向干部群众说明国情，也要调整变革的步伐，使之能够被人民接受，使国家不至于分裂。虽然他掌握着很大权力，但他知道必须敏于观察他的同事间的政治气氛，毕竟他要依靠这些人去贯彻他的指示。即使制度在发生着根本改变，他仍要在就业和日常生活方面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简言之，邓小平面对的是一项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当时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更不用说这个有着十亿人口、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
这个人的使命：建设富强的中国
在1978年以前的将近二百年里，中国的其他领袖人物和邓小平一样，一直试图找到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0-13]这个与罗马大约同时创建的帝国体制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尽管经历过一些中断和调整，它不但在统治的人口之众、延续时间之长上超过世界上的任何政府，而且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明。在这样偌大的一个国度里，从这头到另一头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因而朝廷官员不可能严密监督每个城镇和乡村执行全国性法规的情况。朝廷发明了令人赞叹的科举制度，择优选出官员，培训他们，并在予以监督的同时也赋予他们很大的地方自主权。
到18世纪末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和地区商业的发展，加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到达中国沿海地区，帝国体制遭遇到危机。当时中国有大约1,500个县，各县平均人口约20万，仅靠一个小小的县衙治理。军事、交通、制造业和运输新技术——例如火药和船舶——的进步，促进了经济和新兴社会势力的发展，使有限的基层政府无力应对。在过去二三百年里，朝廷一直限制地方经济，尽量不使其越出帝国的控制范围，而如今北京的统治者却不得不尽力使帝国体制适应这些变化。
但是中国幅员之辽阔却给他们带来了麻烦。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它在过去200年里又翻了一番，而且仍在迅速增长。在这个时期，它的版图也向着西部和东北方向扩张。在沿海一带，甚至在内陆某些地区，中国军队挡不住外国人的入侵，各地官员也无法阻止商业活动的扩张。
帝国体制受到的挑战日益严峻，但它仍难以让朝廷相信这个几乎延续了两千年的体制正面临着严重威胁。从1861到1875年，就在邓小平的祖父节衣缩食扩大自己的田亩时，同治皇帝手下的一批官员则试图平息有增无减的社会乱象。他们没有认识到为了应付国内新兴社会势力和虎视于国门的外敌，需要进行何等深刻的变革，因此他们仍然竭力维护传统的威严——派兵平息叛乱，整饬科举，强化儒家教育，以及大举重修宗庙。
同治皇帝的继任者们相信传统体制已然动摇，甲午海战败于蕞尔岛国日本，尤其令他们感到震惊。1898年，在27岁的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有维新思想的官员急不可耐地在百日之内连下四十道变法诏书和谕旨，试图创建新秩序。他们兴办新学，派员留洋研习西方的现代学问。但是，日本人学西洋、图改制用了二三十年时间，戊戌维新派却未能创建为变法提供支持的政治或制度基础。被变法吓坏了的慈禧太后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终止了变法。虽然后来她也废科举、练新军、筹备立宪，但她同样未能创建一套有效的制度。本应用于扩建海军的银两，竟被她挪去建造石舫和奢靡的颐和园。受制于既有的习惯和制度，错综复杂的帝国体制难以改变。
到邓小平1904年出生时，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国已是积弱难返，面对内忧外患一筹莫展。1911年，一小批反叛者在武昌占领了湖广总督和第八镇统领的官署，由此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帝国体制随之土崩瓦解。1911年的事件被称为“辛亥革命”，倒不如将它称为“崩溃”更为恰当。它不是组织有序的革命力量带来的结果，而是对帝国体制失效作出的反应。一些有才华的朝廷要员对中国面临的问题作了很有洞见的分析，也提出了创新建议，但是从整体上说，统治者无力完成使帝国体制应对挑战的使命。
与保留了天皇的日本和仍允许国王在位的英国不同，辛亥革命彻底废除了帝制，创建了一个名义上的共和国，但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有效取代帝国统治的政府结构。辛亥革命之后，相继登场的领袖——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试图创建一种能使中国变得富强的新体制。
袁世凯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威望的军事领袖，他想以军事手段统一中国。可是他无法赢得民间领袖的拥护，也无力克服各地那些在帝制衰败之际为保一方平安而武装起来的地方军阀。
孙中山曾与兄长一起在檀香山读书多年，他后来成了一名出色的宣传家和筹款人。他先是鼓动革命，后又试图创建一个统一的政府。辛亥革命之后，他最初担任的角色是与袁世凯合作组建政府——为此后来在1940年被尊为中华民国国父，但他很快就输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倒台后，孙中山于1923年在广州组建政府，希望使它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府。他还组建了国民党来为国家提供政治领导，在名义上创建了一个有民主框架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吸引了一批爱国的青年才俊，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和林彪，这些人当时也是国民党员。他强化了民族主义，鼓励年轻人出洋留学，促进了福斯媒体的发展。但是，面对混乱的国情，他既缺乏组织能力，也缺少创建有效政治体制的必要支持。他于1925年怀着未竟的梦想去世。
蒋介石曾是一名在日本受过训练的年轻军官，孙中山将他带到广州，让他担任刚成立的黄埔军校的校长。蒋在这里培养了一批新式军官，他们将领导军队统一全国。蒋介石在1925年接过孙中山的衣钵，但他难以控制国民党内部的共产主义者与右翼之间日趋激烈的斗争。这场党争后来发展成双方反目。蒋介石在1927年4月断然清党，屠杀了那些拒绝放弃共产主义、拒绝宣誓效忠国民党的人。蒋介石是个颇有才华的军人，但是为了进行统治，他要和诸如大商人、地主和军阀这样的权势集团合作，而那些人已经失去了普通百姓的支持。在并不稳固的军阀同盟的支持下，他成为了中国政府的首脑，可是他无力控制腐败和通货膨胀，从而失去民心，在后来的内战中输给了更加团结的共产党；后者在抗战期间创建了强大的党和军队，并利用城市居民对于物价飞涨的恐惧和农民想通过重新分配地主财产获得土地的愿望，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毛泽东是个魅力十足、有远见和智慧的杰出战略家，也是一个精明狡猾的权谋家。他率领中共打赢了内战，在1949年统一全国，收回了外国占领的大部分领土。他在内战期间积蓄的军队足够强大，加上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和宣传，使他得以在1950年代初创建起一套政治结构，比帝制时代更深地渗入到乡村和城市。他创建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政权，并在苏联帮助下着手建设现代工业。到1956年时，国家已稳定有序。毛泽东原本有机会给中国带来富强，然而他却把国家拖入了想入非非的乌托邦，导致严重的食品短缺，致使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非正常死亡。在他统治的27年间，毛泽东不但消灭了资本家和地主，也毁掉了很多知识分子和自己手下的老干部。1976年毛去世时，国家仍然处在混乱和贫穷之中。
邓小平在1978年上台时，具备许多他的前辈所没有的优势。在19世纪中叶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新技术和沿海地区的发展给中国的体制带来了多么严峻的挑战。清末的维新派对于落实新观念需要怎样的制度变革也没有清楚的认识。在袁世凯和孙中山时代，既无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能把角逐权力者团结在一起的政权结构。而毛泽东没有出国的经历，他在掌权后由于冷战的原因也得不到西方的援助。
邓小平上台时，毛泽东已经完成了国家统一，创建了强大的统治体系，引入了现代工业——这些都是邓小平可以利用的优势。很多高层领导人认识到毛的群众动员体系已经失效，中国的科技已大大落后于外国，中国亟须向西方学习。整个体制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邓小平能够依靠那些受过迫害的老干部——他们曾被打倒，但逃过了劫难。这些重返工作岗位的老革命，愿意团结在邓小平和党的领导之下，提供已有的技能和精力，为受过现代科技和行政管理教育的新生代提供有益的过渡。
1978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变得咄咄逼人，因此西方各国乐于帮助中国进一步疏远苏联。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张，中国得以进入新市场——日本、台湾、南韩、香港和新加坡——并获得新技术，它们也为中国提供了欠发达国家迅速实现现代化的范例。与东欧各国不同，中国在1960年代就彻底摆脱了苏联，这意味着它的领导人在决策时可以只考虑什么对中国最有利。
但是，如果缺少一个强而有力的、能够将国家团结起来并为它提供战略方向的领导人，中国在1978年具备的所有这些有利条件，仍不足以让这个巨大而混乱的文明转变为现代国家。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或毛泽东相比，邓小平作了更好的准备。他将完成近二百年来其他人试图实现的使命，即为国家找到一条富强之路。
在完成这项使命的过程中，邓小平在不同时期扮演了大不相同的角色。1949年以前他是革命家，建国以后他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从1967年到1973年的文革期间，他利用下放农村的时间思考改革的必要。1974年和1975年时毛泽东仍然在世，邓被委以整顿国家的职责，这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他在1977年成为改革家，先是在华国锋手下工作，然后在1978年成为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0-14]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和解决问题。他引导着中国的转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使得这个国家和他1978年接手时相比，变得几乎难以辨认。
[0-9]从1931年到1997年去世，邓小平一直使用“邓小平”这个名字。他父亲为他起的名字是“邓先圣”，他按私塾先生的建议改为“邓希贤”，这也是他上学和在法国时使用的名字。他去苏联时的名字是“克列佐夫”（Krezov），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名字是“伊万・谢尔盖耶维奇・杜佐罗夫”（IvanSergeevichDozorov）。1927年回国后他使用了“邓小平”这个姓名。有人认为这个名字很适合他，因为他身材矮小，梳着平头。他在1927年至1931年从事地下工作时还使用过一些化名。
[0-10]2001年3月作者对麦理浩手下外交官的采访。
[0-11]就像很多与邓小平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格言一样，这个说法也不是由他首创。邓小平使用这一说法的最早纪录是1966年3月22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下册，页1902。
[0-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下册，页1674。
[0-13]BenjaminI.Schwartz,InSearchofWealthandPower:YenFuandtheWest(Cambridg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4).关于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及相关文献可参见JohnKingFairbank,ed.,TheChineseWorldOrder:TraditionalChina’sForeignRelations(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JohnKingFairbankandMerleGoldman,China:ANewHistory,2ndexp.ed.(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6);JonathanD.Spence,TheSearchforModernChina(NewYork:W.W.Norton,1990);PaulA.Cohen,ChinaUnbound:EvolvingPerspectivesontheChinesePast(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2);DenisTwitchettandJohnKingFairbank,eds.,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andGungwuWang,ToActIstoKnow:ChineseDilemmas(Singapore:TimesAcademicPress,2002).近年来对清代的研究也可参见MarkC.Elliott,EmperorQianlong:SonofHeaven,ManoftheWorld(NewYork:Longman,2009);R.KentGuy,QingGovernorsandTheirProvinces:TheEvolutionofTerritorialAdministrationinChina,1644–1796(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2010);WilliamT.Rowe,China’sLastEmpire:TheGreatQing(Cambridg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9).关于孙中山见Marie-ClaireBergre,SunYat-sen(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8).关于蒋介石见JayTaylor,TheGeneralissimo:ChiangKai-shekandtheStruggleforModernChina(Cambridg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9).关于中国革命，参见LucianBianco,OriginsoftheChineseRevolution,1915–1949(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1).毛泽东的传记参见PhilipShort,Mao:ALife(NewYork:HenryHoltandCo.,1999).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见StuartR.Schram,ed.,Mao’sRoadtoPower:RevolutionaryWritings1912–1949(Armonk,N.Y.:M.E.Sharpe,1992–2005),此书计划出版10卷，已出的7卷包括1912–1941年这个时期的文献。
[0-14]据代表团成员谷梅（MerleGoldman）提供给我的笔记。
这是第一篇前言 探寻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