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政治的潮起潮落
1980年8月18日，一位中国公民对中共干部作出了严词批评，堪称邓小平时代最辛辣、最全面的批评之一。他指责他们“漤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位公民是谁？邓小平。[19-1]他和毛泽东一样，也希望确保中共干部能一如既往地得到人民的支持。
当邓小平在1980年8月说这番话时，东欧的共产党正在失去人民的支持。他讲话前一个月，波兰团结工会发动了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罢工。很多中共领导人最初同情团结工会，认为工人应当有自己的组织，但他们也担心如果中国工人罢工会发生什么情况。邓小平和胡耀邦试图打消干部们对出现类似混乱的担忧，他们说，中国的领导层不同于东欧，不必屈服于苏联不得人心的要求。此外，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受到了劳动人民的欢迎。[19-2]但是邓小平和胡耀邦也非常担心，所以他们决定要降低这类问题在中国发生的风险，他们要扩大自由，使人民有机会对干部表达合理的意见，努力解决使群众有意见的问题。
邓小平8月18日的讲话是他对允许更多自由的一次高调表态。在讲话中，他对民主作了积极评价。他没有走到主张实行投票选举或改变中共角色这一步。事实上，他用“资产阶级思想”、“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类套话批评了西方民主。但是，邓小平将批评的锋芒主要指向了“封建主义”——极左思想的代名词——及其对敢讲话者的迫害。他主张扩大自由，要求党的领导人倾听批评意见，这使知识分子产生了期待，以至多年以后他们仍把这篇讲话视为希望的灯塔。
讲话过了几周后，波兰的乱局仍在持续，中共上层的气氛也开始发生变化。领导层担心邓小平给了抗议者太多鼓励，中国的局势也有可能很快像波兰一样失控。邓小平讲话刚刚一个月，胡乔木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一封长信，希望明确支持对骚乱作出更坚定的回应。胡乔木的信也反映了陈云的观点，虽然陈云从前当过上海的工会领袖，但他在江西苏区时就对工人说，现在是无产阶级掌权，工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增加生产。胡乔木在信中警告说，独立的工会可以使异见分子团结在一起，造成大麻烦。
胡耀邦较为同情中国独立工人组织的发展，没有给胡乔木答复。他仍然相信波兰给中国的真正教训是必须加快改革开放。[19-3]然而风向已变。10月9日，胡乔木的信发出两周后，中央书记处将此信稍加修改后下发各单位。保守的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指示说，不要再讨论邓小平的8月讲话。在1980年12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也变了卦，宣佈进行政治改革要慎重。[19-4]
邓小平对1980年波兰罢工的反应，类似于1956年毛泽东对匈牙利和波兰起义的反应。先是允许开放言论，意在帮助改正官僚体制中最严重的弊端，争取那些感到需要有所改变的批评者。但是一旦发现对党的敌意威胁到了党的领导，就要进行压制。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在1957年开展无情的反右运动断送了知识分子的拥护，因此他在1980年试图走温和路线，既要限制言论自由，又要让知识分子继续积极支持现代化。
邓小平没有像1957年的毛泽东（在邓的帮助下）那样开展全面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但他显然进行了压制。在1980年12月的讲话中，邓小平没有直接否定自己8月的讲话，他继续从正面使用“民主”一词，但他仍旧坚持“民主集中制”，即党的决定一旦作出，党员就要执行。此外，胡乔木的信下发后，邓小平小心地不再像8月那样宽厚，他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邓并没有放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但只有在断定时机成熟后他才会重提此事，而这个时机直到1986年才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