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站稳脚跟：1989–1992
“六四”之后北京的气氛一片肃杀，邓小平所面对的民众比共产党掌权以来任何时候对党都更加疏远。到5月20日，情况就已变得很清楚，政府失去了城市居民和年轻人的支持，领导人都担心政权难保。6月4日动用武力威胁致使群众屈从，但此举只不过加深了党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军队也士气低落——军人为了替党保住权力而枪击无辜平民，他们无论如何不会觉得这是英雄壮举，征兵也因此陷入低谷。在经历了1988年的通货膨胀，胡耀邦之死和调动军队清空天安门广场这些事件之后，民众对邓小平和中共的拥护跌至最低点，这与1984年时高涨的民意支持有天壤之别。
邓小平相信，为了重新赢得群众的拥护，党迫切需要立刻加快经济发展。然而，在1988年的通货膨胀之后，控制着经济政策的谨慎的保守派却在抑制增长速度。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受到的挑战也使很多中国人怀疑，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否还有未来。
同时，西方的人权团体和海外的中国留学生都支持中国的异见人士，西方政治家也对中国政府实行制裁。在西方人看来，在北京发生的杀害那些进行自由民主抗议的无辜学生的行为，是比他们自己国家那些导致越南、柬埔寨等地大量平民死亡的决定更加恶劣的罪行。西方人权团体开始向中国人宣讲自由和对生命的尊重。西方高官停止了访华，并对出口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加以限制。中国的外贸和旅游业都蒙受了损失。西方人沉溺于天安门悲剧的戏剧性场面，西方电视台不断播放捣毁民主女神像、搬运鲜血淋淋的尸体、试图孤身一人挡住坦克的青年人这样的画面——所有这一切只会加强外国政府的反华情绪。外国对异见人士的支持和对华制裁是难以轻易消除的。
邓小平相信，外国对示威者的支持和对中国的制裁，使得在中国维持控制变得更加困难。他知道外国人的批评会在中国赢得一些追随者。但是在这个关键的交汇点，就像他下手镇压和顶住外国制裁一样，邓小平重新肯定了坚持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在6月4日几天之前他打算让解放军采取他认为必要的措施恢复秩序时就说过：“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22-1]为了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他说，必须干出点儿实事，要抓紧调查和惩治腐败大案，不管涉及到谁。他重申了第三代领导人必须继续改革开放的政策。[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