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背景和经历
邓小平这个人
虽然邓小平身材矮小，但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他在房间一露面，就能展现出夺人的气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有不止一位观察家说过，他似乎能给房间带来电流。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战时军队司令员那种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接近权力中心处理重大问题养成的自信。他经历过官场沉浮，在妻子儿女和亲密同事的支持下又东山再起，所以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泰然自若。如果他不了解某事，他随时乐于承认。占美・卡特总统曾评论道，邓小平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认识并接受权力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事。一旦没有毛泽东在背后盯着他，邓小平对自己和自己的权威十分自信，在客人面前表现得轻松自如，坦率而机智，并且直言不讳。在1979年1月的华盛顿国宴上，莎莉麦莲（ShirleyMacClaine）对他说，有个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分子很感激自己从那段种番茄的生活中学到的东西，邓小平很快就失去了耐性，打断她说，“他在撒谎”，然后向她讲述了文革是多么可怕。
邓小平在1978年时已74岁，但依然精力充沛，机警过人。早上起床后，他会在家里的花园快步绕行半小时。他的办公室就设在自己家里。很多中国领导人同客人坐在并排的沙发上谈话时都是目光直视前方，邓小平却喜欢转过身来注视着与他交谈的人。他勤思好问，善于倾听。据外国官员的描述，如果他反对外国的政策，他会表现得易怒和“咄咄逼人”。邓小平见识过那些利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海外武力谋求私利的国家，因此他对自称友善的外国领导人从来不抱天真的希望。但是，无论来自大国还是小国，那些有着不同社会地位、属于不同政党的外国客人，最后都会感到与他相处愉快，即使他们并不喜欢他说的话。他们觉得邓是一个能够打交道的人。
有些西方人对邓小平的直率和务实留有深刻印象，这使他们误以为他骨子里是个资本主义分子，他会将中国引向西方式的民主。他一向乐于学习，但他最终认为，自己要比他们更清楚什么对中国有利，而那不应该是资本主义和西方式的民主。
到1978年时，邓小平右耳听力已经很差，这妨碍了他参加人们表达不同意见的会议。他更喜欢看报，每天上午都会一个人坐着读各种报告；他的办公室主任每天为他拿来十五份报纸和所有重要报告，邓小平会从中选出那些值得花时间去阅读的东西。会见外宾对他来说要更容易一些，因为译员可以直接对着他的左耳说话，使他能够与客人自如地交谈。邓小平讲一口带有浓重四川乡音的普通话，不过会讲普通话的人并不难听懂，所以他不必放慢语速。邓小平面对的任务令人望而生畏，但很难想像还会有什么人比他作了更充分的准备，或者是从性情和习惯上更能胜任。
邓小平有着本能的爱国主义和为党献身的精神，他的同事也都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邓小平的爱国思想形成于他14岁那年，当时他就读于广安县中学，他走上街头示威并感受到了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五年后他去了法国，分派给华人的苦力活和求学前景的落空让他大失所望，于是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法国支部。此后，直到七十多年后去世，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在法国的五年和在苏联的一年，使邓小平比毛泽东更了解世界发展的大势，对中国更有洞察力。他有机会观察一个现代国家的工商业；在苏联的一年使他得以观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应对现代化的。
在法国时，邓小平就加入到一小群为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思考整体战略的知识分子中。从那时起，通过和这些中国革命的大战略家交往，邓小平培养起一种看问题的独特眼光，能够从一个“统领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将理论加以落实、如何用理论来影响社会。在法国期间，邓小平放弃了工厂的工作，为周恩来——他比邓小平大六岁——领导下的那个小小的中共党支部干些杂活。他当时的工作是印刷向留法中国学生传播左派思想的宣传册，所以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绰号。但他实际上变成了周恩来的徒弟，能够观察这位去过日本和英国、已是圈中青年领袖的人如何创建组织。尽管邓小平是这个团体中年龄最小的之一，但他很快就进入了欧洲共产党青年组织的执委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苏联刚刚开始在这里培训中国人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邓小平被编入第七组，这个组专为培养国际共运的中国最高层领导人而设。他在中山大学有机会理解苏联如何开创共产主义运动，并了解他们对于在中国如何开展运动的看法。
除了短暂的中断，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十分接近最高权力的位置，这使他得以从内部观察最高领导人对形势变化的反应。1927年回国后不久，他又回到周恩来手下，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当时，他们过去的同事蒋介石正试图将共产党斩尽杀绝，因此他们要努力找到生存的战略。邓小平不但参与了筹划城市暴动的工作，而且年仅25岁的他还被派往广西领导城市暴动。当毛泽东开始在江西创建苏维埃根据地时，邓小平也去那里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并学习到毛泽东是如何创建农村根据地的。在长征期间，邓小平参加了关键性的遵义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为领导人脱颖而出。在长征结束前，邓小平有幸成为毛泽东信任的人。毛在西北创建根据地后不久便对邓小平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了领导部队政治工作的政委。在后来的内战中他又参与接管上海，领导向共产党统治过渡的工作，之后又担任了全国六个大区之一的西南区的领导人。
最重要的是，由于邓小平从1952年到1966年一直置身于北京的权力中心，他才得以跟毛泽东近距离共事，思考有关中国发展和外交问题的战略。毛把邓小平当作自己潜在的接班人之一，让邓小平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在1956年以后与其他五位国家最高官员一起参加政治局常委会。他是筹划和创建以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为特点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核心人物之一，在西南区的土地改革中也发挥着核心作用。从1959年到1961年，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社会主义结构调整中，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之，1978年的邓小平，在思考中国最高领导人领导国家的战略方面已积累了50年的经验。
邓小平当了12年军队领导人，后来也时常自称军人。虽然他是政委而不是司令员，但他是党的书记，负责批准军事行动。他与司令员紧密合作，先是在小型游击战中作战，后来又在内战中打过大战役。在1948年的淮海战役中，他担任总前委书记，负责指挥50万大军。这是军事史上最大的战役，也是内战的关键转折点之一。
邓小平在其一生中主要负责落实，而不是理论。他的责任不断加大，在抗战期间先是领导江西苏区一个小小的县，后来领导太行山区的几个县，抗日战争胜利后则领导数省交界处的边区，1949年后领导整个西南大区，直到最后领导全国。
在1950年代，邓小平负责指导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当时中国与西方几乎还没有外交。文革期间允许他恢复工作后，他担任了周恩来的助手，接手领导中国的外交工作。
有人说，邓小平在经济方面没有多少经验，但经济活动一向就是党内多面手的重要职责。此外，邓小平在1953年到1954年担任过财政部长，当时是中国创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阶段。
宣传向来是中共的一项重要工作。邓小平在法国时就负责印发宣传品。他在江西苏区受到批评后，被分配管理整个苏区的宣传工作，在长征期间他再度分管宣传领域。作为部队的政委，他发现最具有说服力的办法是直截了当，为部队提供大局眼光，把部队工作跟全局及其使命联系在一起。
总之，邓小平有着在地方、大区和中央工作的丰富经验可资利用。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中共领导层构思宏观战略思想的参与者。他在党政军都曾身居高位。1950年代他参与过从苏联引进新工业和新技术的工作，就像他将在1980年代主持引进西方新工业和新技术的工作一样。
邓小平十分聪明，在班级里一向名列前茅，在1920年四川广安县赴法考试中，他是84名过关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幼年接受儒家教育时就很优秀，学会了背诵大段的儒家经典。从事地下工作时他学会了不留下任何字迹，只把事情记在脑子里。邓小平不用稿子就能做一个小时条理分明的讲话。毛泽东曾把他称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大事当前，邓小平喜欢独自一人静静思索，考虑他要说什么，当时机一到，他便能作出清晰、明确的表述。
目睹过自己的同志死于战争和党内清洗，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强硬的性格。他见过许多朋友变成敌人、敌人成为朋友的事例。他曾三次受到整肃：先是在江西苏区、然后在1966年文革中受到勐烈批判，1976年又一次挨批。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刚毅的品格，能够做到不论愤怒还是受挫都不形于色，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决策，而是把它创建在对党和国家需要的认真分析之上。毛泽东曾经说，邓小平是绵里藏针，外柔内刚。[0-12]但邓小平的同事很少感到有“绵”的存在。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不喜欢报复，但是只要他断定符合党的利益，即使是忠实于他和他的事业的人，他也会将其革职。
邓小平之所以能挺过难关，固然是因为他和妻子儿女的亲密关系，以及以往克服艰难险阻而形成的自信，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直到1976年都跟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有着特殊关系。毛毁了他的很多同志，但是自1930年代邓小平作为毛派第一次受到整肃时，他便跟邓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毛泽东整过邓小平两次，但从没有把他置于死地。他只是让邓小平靠边站，以便今后可能时再启用他。
邓小平的同事们知道，他认为统治中国是一件严肃的大事，虽然他可以很风趣，但他在与同事交往时总是一本正经。他对他们的个人生活不感兴趣，也不在乎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专注于提供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最为需要的坚强领导，并使他们的共同事业有一种方向感。他头脑清醒，做事有条理，不会反复无常。众所周知，他只抓大事，具体工作留给别人去做。他不是那种事必躬亲的人。
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邓小平要比像神一般的毛泽东更易于接近；人们在谈到毛时毕恭毕敬，对邓却可以直呼其名——“小平”。他对自己的毛病也很坦然，对客人说自己有三个坏习惯——抽烟、喝酒、吐痰，而且从中自得其乐。
邓小平坚定地为党和国家谋利益，不为自己的朋友捞好处。自16岁离家之后，他再没有回去看望过父母或回乡探过亲。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代表某地、某派或某些朋友。他最亲密的同事都是为共同事业一起工作的同志，而不是在组织的需要之外效忠于他的朋友。他和妻儿的关系特别亲密，但他严守党纪，从不向家人透露高层机密，尽管他的妻子和四个子女也都是党员。作为严守军纪的军人，他接到命令就会勇往直前，即使他知道这会带来严重伤亡。
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邓小平。有人认为他独断专行，不尊重别人的意见。知识分子对他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压制大胆敢言的人很反感。有人认为他过于急躁，太想冲在前面，太想强调纪律。就像任何出色的军人一样，他希望下属有令必行。他欢迎别人提出能够解决问题的建议性意见，但是外国人和政治异见人士对党的批评则会让他勃然大怒。他对内战和文革的混乱记忆犹新，因此认为中国的社会秩序很脆弱；如果他断定它受到威胁，就会作出强硬的反应。作为最高领导人，他准备按自己的日程表大胆实行改革开放。简言之，当他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时，他是个严守纪律、经验丰富的干部，决心为党和国家的需要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