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三个转折点:1978
在日本，推动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转折点是“岩仓使团”。从1871年12月到1873年9月，明治政府的51名官员乘坐轮船和火车，考察了15个不同的国家。这个考察团由当时已是明治政府最高官员之一的宫廷右大臣岩仓具视率领，随行官员来自日本政府的所有重要部门：工业、农业、采矿业、金融、文化、教育、军事和治安。岩仓使团离开日本的时候，日本基本上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日本人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但是，这些官员考察了各国的工厂、矿山、博物馆、公园、股票交易所、铁路、农场和造船厂，这令他们眼界大开，认识到日本不但要引进新技术，还要引进新的组织和思维方式，唯此方能改造自身。这次出访，让使团成员意识到日本与先进国家相比的落后程度是如此之大，也对如何进行变革形成了共识。这些官员没有因所见所闻而沮丧，反而在回国后充满干劲。他们对日本的前景踌躇满志，并且热衷于向海外派出更多使团进行更细致的考察。
中国派出的官员考察团，没有一个像岩仓使团那样考察了如此长的时间，但是从1977年到1980年，很多次由高层官员分别进行的考察访问，也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类似的影响。邓小平在1975年开创性的五天访法之行为中国树立了一个先例，当时陪同他的有负责工业、交通、管理和科技的高层干部，他们分别对各自的领域进行考察。邓小平回国后对出国考察的益处深信不疑，开始鼓励另一些考察团出国。他批评其他干部不明白中国有多么落后，并坚信走出国门能打开他们的眼界。华国锋曾率团出访过东欧，回国之后也成了派团去现代国家考察的支持者。
过去几百年里，中国人也曾去过西方，并为中国带回了新思想。例如，19世纪的翻译家王韬从伦敦回国后，曾着文大力推崇中国可以从西方现代化中学到的东西。[7-1]相比之下，1970年代末的特点在于，身居要职的干部们一起出国考察，并且在邓小平和华国锋的坚定支持下，他们得以大规模地采用所学到的东西。
邓小平访法归国和毛泽东去世之后，将出国愿望压抑已久的干部们终于有了新的机会。多年来一直告诫群众资本主义如何悲惨的官员们，开始争先恐后地亲自去看看资本主义国家。已退休的老干部也争相走出国门，把这当作对他们多年献身于共产主义和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补偿。在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出国考察的安排工作已经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到1978年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很多高级干部第一次有了出国考察的机会。这一年里有13名副总理一级的干部出访约20次，共访问了50个国家。[7-2]数百名部长、省长、第一书记及其部下也加入了出国考察的行列。同日本的岩仓使团一样，他们回国之后也对所见所闻异常兴奋，对国家的前景踌躇满志，并且打算派更多的考察团进行细致的考察。
邓小平在1978年底总结出国考察的作用时高兴地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7-3]在他看来，这种对落后的认识是使改革获得支持的关键因素。因此，1978年12月2日，他告诉那些为他起草启动改革开放政策讲稿的人：“基本的要点是，必须承认自己落后，我们的很多做法都不对头，需要加以改变。[7-4]出国考察使很多高层干部更加相信邓小平的看法是正确的：中国必须改弦易辙。
1978年中国所派出的最高级别的代表团，是当年春天组织的四个考察团，他们分别去了香港、东欧、日本和西欧。从1978年3月9日到4月6日，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乔石和于光远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7-5]他们考察了工厂、农庄和科技部门，回国后就中国可以采用的做法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7-6]但更加重要的是，这次访问之后，中国领导人不再把南斯拉夫称为“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批判脱离正确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时使用的骂名。中共领导也同南斯拉夫共产党恢复了关系。[7-7]这些变化扩大了中国能够考虑的改革范围；现在可以借鉴东欧的改革经验，不会再被指责为思想不纯了。
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的干部于1978年4月至5月访问香港，评估了它在金融、工业和管理方式领域帮助中国发展的潜力。这些干部探讨了在临近香港边境的广东宝安县创建出口加工区的可能性。这种加工区从国外运进原料，用中国的劳动力进行加工后重新出口，既无关税也不受任何限制。没过几个月，国务院就正式批准创建这个加工区，这就是后来的深圳经济特区。当时广东存在着实际的治安问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逃往香港。邓小平1977年视察广东时有人向他谈到这个问题，邓小平说，出路不是用更多的铁丝网和边境哨所强化治安，而是集中精力发展广东经济，这样年轻人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再逃到香港谋生了。
国家计委的代表团从香港回来后，1978年5月北京成立了一个国务院下属的港澳事务办公室。外经贸部副部长李强也在1978年12月访港，以加强北京和港英政府的关系。他在香港期间促请港督麦理浩（MurrayMacLehose）采取措施，使香港在中国的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还邀请麦理浩访问北京。在国务院官员访港之前，香港与大陆的交往受到很大限制，这次访问为使香港成为向中国输入资本和全球经济发展知识的主要渠道铺平了道路。
中国领导人对日本感兴趣，不仅因为它是获得现代工业技术的来源，还因为它提供了管理整个现代化过程的成功战略。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上海市副市长）林乎加率领的代表团于1978年3月28日至4月22日访问了日本，代表团成员来自国家计委、商业部、外贸部和中国银行。日本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成功地克服了中国当时面对的类似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一片萧条，但在战后强大的中央政府领导下，日本经济迅速进步，很快就赶上了西方。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从经济管制、中央计划经济、配给制和价格管制的战时经济，转向更加自由和更有活力的民间经济，其中消费产业是工业成长的主动力。
林乎加的代表团甫一回国，就向政治局汇报了二战后日本的经济进步：日本人大胆引进国外技术，利用外资，大力推动教育和科研。林乎加的考察团汇报说，日本政府和工商界都愿意提供援助和技术，帮助中国的发展。代表团推荐了各种项目，其中包括建设一个千万吨级的钢铁厂。尽管由于此后中日关系恶化，中国政府降低了日本对中国振兴的影响力，但这个代表团以及稍后邓小平10月的访日，使日本在资本、技术和工业管理方面对中国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在1978年的所有出国考察中，对中国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谷牧所率领的考察团于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对西欧的访问。它和1978年11月的中共十一大以及同年12月的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