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
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广东商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的计划时，有人向他汇报了年轻人试图越境逃往香港的问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冒着生命危险从陆路或水路逃往香港。北京过去一直认为这是个安全问题，因此在20公里的边境上全部架起铁丝网，派数千警员和部队在这一带巡逻。试图外逃的年轻人被抓住后，就被关进边境附近的大型拘留中心。邓小平一向有着坦率承认令人不快的事实的作风，他听过汇报后说，用警员或军队解决不了问题。边境两侧生活水平的差距才是症结所在。要想解决问题，中国就要改变政策，改善中国边境这边人们的生活。[14-1]
在广东的会议上，当地干部还抱怨外汇短缺，而外汇是引进外国技术和保证建设项目的前提。邓小平支持这样的观点：为了赚取外汇，可以成立两个农产品加工中心（一个在毗邻香港的宝安县，后来成为深圳的一部分；另一个在靠近澳门的珠海），加工新鲜果蔬输往香港。他知道当地的农产品剩余有限，他说，可以由外省提供一些用于出口的产品。他还说，广东可以建一些现代化饭店和其他旅游设施以赚取更多外汇。当时，一些地方干部想恢复当地的手工业，但邓小平没有提到出口工业产品的前景；那时几乎还没有生产出口产品的工厂，也还看不到允许外国公司来建厂的可能。外国投资仍不被允许。[14-2]
邓小平广东之行后，北京对发展广东的兴趣高涨起来。随着政府开始考虑购买外国技术，官员们更加关注外汇短缺的问题。知情的计划干部知道，由于没有找到新油田，他们想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出口高价石油的希望已经破灭。从1978年4月10日到5月6日，在华国锋的全力支持下，北京国家计委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广东，探讨如何增加出口。[14-3]这些谷牧领导下的官员鼓励当地和邻近的福建省的干部发展旅游业，建议成立出口加工区，将外国货物和机器运进来，经当地劳动力加工后再运出去。[14-4]
1978年4月国家计委代表团鼓励广东进行创新后，刚上任的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来到广东，为中国向世界经济敞开大门作准备。习仲勋离京之前，热心于家乡发展的广东人叶帅对习仲勋说，要想得到海内外广东人的真心合作，首先要给50年代早期因受到地方主义指责而蒙冤的干部平反。[14-5]1978年底习仲勋已取代韦国清将军成为省委第一书记，按叶帅的建议采取了行动。同时杨尚昆也来到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帮助习仲勋制定广东省的改革计划。杨尚昆和习仲勋合作愉快，与习一起为创建出口加工区作准备，并担任邓小平的联络员。[14-6]
习仲勋刚到广东时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他到任之前仍处在政治乌云之下，因而上任之初沿袭了当时搞阶级斗争的官方政治路线。在最初与当地干部开会时，他重申了北京的官方路线：逃港者是在走资产阶级路线，应当给予惩罚。一个大胆的当地干部说，边界这边的广东人夜以继日地干活仍然吃不饱，逃到香港后用不了一年，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习仲勋当即宣佈开除这个干部，这人回答说，不必了，他早就不想干了。会后习仲勋又听取了其他人介绍的情况，他们也向他讲述了邓小平去年11月来广东调查时的态度。第二天与另一些干部开会时，习仲勋主动作出检讨，向那个当地干部道歉并挽留了他，而且发誓要搞好边境这一边的经济。从那时起，习仲勋就成了大力支持广东的人，为改善当地经济和繁荣出口不知疲倦地争取北京的帮助。[14-7]习仲勋原籍陕西，但1989年退休后他选择了住在广东。他的儿子习近平生于1953年，在2007年当选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成为最有可能在2013年接任国家主席一职的人。（对习仲勋的介绍，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习仲勋在1978年12月开完三中全会——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成为头号领导人——回到广东后，向当地干部通报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对于广东的意义。三十年来广东干部一直受到北京的冷遇，因为对于这个靠近外海、毗邻香港的地方，北京总是担心它的地方主义、资本主义旧习和安全风险，压制它的工业发展。现在，急于促进出口的北京，终于愿意为广东干部提供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发展地方工业。
1979年1月6日，即三中全会刚过两周，北京就为习仲勋开了绿灯，让他准备一个广东接受外资的方案交北京正式批准。邓小平在1977年11月的建议中只要求加工出口农产品，而这个方案则是要创建制造业，生产用于出口的工业产品。习仲勋立刻召开了为期两周的会议，为起草这个方案作准备。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也得到了与广东相同的地位，不过当时台湾还不允许与大陆开展贸易，因此广东将先一步，让福建稍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出口工业。就在习仲勋和当地干部准备这个方案时，谷牧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部级单位特区办公室主任，负责协调广东和北京的工作。谷牧担任这个新职务后数次前往广东，协助习仲勋等地方干部为广东得到的特殊地位作准备。谷牧熟知外贸和基建，他在北京的声望，他对改革开放的信念，以及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成了一个很得力的中间人。[14-8]
1979年1月31日，即三中全会刚过一个月，李先念批准了香港招商局局长袁庚提出的外资第一案。为满足香港繁荣的建筑业对废旧金属的需要，袁庚打算拆解不再运营的旧船，把拆下来的金属卖给香港建筑商。他想为这个项目找一个地点已有多年，无奈香港人多地少，于是他建议将地址选在宝安县中位于深圳最西边的蛇口。
袁庚的方案是为广东创新释放出的一个完美的探测气球。拆旧船无须建设新工厂，可以立刻上马。更重要的是，袁庚的公司名义上是“外企”，但他本人早年就加入中共，在广东和北京都有很深的资历。他是宝安县（其中的一部分后来成为深圳）人，国共内战时在当地的共产党游击队里打过游击。1949年后他任职于北京的中联部，后又去交通部主持国际联络工作。香港招商局原为清末朝廷成立的公司，后被共产党接管，隶属于交通部，在香港有独立的分公司，袁庚担任负责人。
李先念所批准的袁庚方案就是由交通部报给李先念的。交通部部长曾生也是宝安县人，抗战期间就是袁庚在游击队里的上级，后又在交通部担任他的上司。袁庚本想在深圳西南部的蛇口要一块小地方，李先念却给了他一块大得多的地皮，这使袁庚的生意可以不限于拆旧船。蛇口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允许外国直接投资的地方，也是中国第一个允许境外人士对位于内地的公司进行决策的地区。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是一种很安全的“外资”方式，但仍然是一个突破，它为其他外国公司在大陆获准成立企业敞开了大门。国家的计划干部中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他们担心给广东这么多自由会干扰国家的整体计划，不过广东干部的观点还是占了上风：不给予更多的自由，他们无法吸引外国公司来建厂。
1979年4月初习仲勋在北京的中央的工作会议上说，广东和其他省份一样，缺少足够的自主权有效开展工作。他大胆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几年之内就能起飞，但在现在这种处境下，什么改变都难实现。另一些高层干部十分清楚中国的经济计划过于集权。华国锋像邓小平一样赞成给广东更多自主权以发展出口，他向习仲勋保证，会给予广东吸引外资必不可少的自主权。[14-9]
习仲勋和广东的领导班子于1979年4月17日带着方案草稿赴京，在最后定稿前与邓小平等人作了进一步讨论。习仲勋及其同事根据谷牧的建议提出，允许广东全省实行特殊政策，使其能够采取灵活措施，吸引生产出口商品所必需的外资、技术和管理方式。国家为工厂提供必要的土地、运输设备、电力和劳动力，提供外国人所需的饭店、餐厅、住房和其他设施。北京中央政府支持广东和福建两省，除了一般工作外，集中精力抓好广东的三个经济特区（毗邻香港的深圳，与澳门接壤的珠海和广东东北部沿海地区的汕头）和福建的一个经济特区（厦门）。
邓小平完全支持这个方案。他对习仲勋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延安时期对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4-10]邓小平这番话，是在直截了当地答复广东一行人在北京提出的请求：如果不给钱，给权，我们自己筹钱如何？[14-11]
在跟习仲勋谈话时，邓小平同意，要让广东和福建享有灵活性，以便吸引和利用祖籍广东福建的海外华人的资金。广东的方案于1979年7月15日得到批准，成为中央第50号文件，它同意给予广东和福建吸引外资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4-12]按邓小平的建议，这些地区称为“特区”。[14-13]四个特区于1979年8月26日正式成立。考虑到国家计划的复杂性和计划干部的抵制，如果不是有邓小平、华国锋、谷牧、习仲勋等人的决心，很难想像这一系列安排能够在三中全会后仅仅七个月内即告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