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工作的整顿和建设
准备打仗，建设一个能干的后勤机关甚为重要。没有一个能干的后勤机关，就不可能完成对现代化战争的后勤保障任务。因此，对机关建设，我把它列人战备建设之内进行。经过比较长期的工作，总后机关建设是取得了重要成就的。
第一个问题，小题大做。
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林总在军委会议上就提出了「要建设能干的统帅部」。他说：「准备打仗，同机关建设要结合起来。机关建设是战备建设的重要内容。现代化的战争，没有能干的领率机关是不可想象的。」他又说：「机关建设不是加人，而是要精干，真正有工作能力。」
林总的指示对我有很好的启示，我下决心亲自抓机关的整顿工作，就在此时，我抓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九六一年的八月间，我由国务院开会回来，在进总后机关北门的时候，看到大门口有一个军人立正站着听传达室值班员的训斥：「你见天来找我们，是要我亲自带着你去办事不成！」我立即下车问个究竟，值班员向我报告说：「这是新疆军区某师后勤部的助理员郭丰，来北京办事已经两天了，每天都来找一次到两次，现在事情也没有办成。」我即告诉他：「我是总后邱部长，你要办的事我来帮你忙，你上车跟我一起走。」郭丰不敢上我的车，警卫员小马连拉带请拉了他上车，我直接把来人送到机关招待所住下。
第二天，我组织了一个三人小组，同郭丰一起，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查记录，从材料上来看，我们机关真正成了冷酷无情寺庙了，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郭丰是第一次来北京和第一次进总后的大门的，可谓是一个「乡下佬」，他是一个只有二十几岁的年青干部，生性胆子小，是要热情加以帮助的。
二、值班员作风很不好。客人是来办理一个有关油料仓库器材的事情。总后机关号称大院嘛，客人拿出介绍信给值班员看了，并问：「油料部在那里？」值班员只看了一眼就说：「油料部在七号楼。」值班员态度冷漠，郭丰也懵头懵脑的，无所适从，又不敢进去再问，竟走到宿舍区的七号楼去了，时间过得很快，中午下班的号音响了，于是他就出了机关大门，在马路旁坐在树下吃干粮。下午听到上班号音，郭丰又去传达室打听油料部在什么地方，进了北门传达室，但值班员不在岗位，门岗警卫不让他进机关大院去，于是他就在传达室外等，等到值班员回来了，郭丰只问了一句：「油料部在哪里？」值班员说：「现在快下班了，你明天上班时候再来。」郭丰不但没办成事，连招待所都没找到。
三人小组搞的材料题目为《机关怪事一桩》，我批示全文发到师后勤部以上，总后机关发到处以上，并指定为机关学习材料。新疆军区某师后勤部郭丰助理员在总后受的罪，成了总后整顿机关一个很好的材料。这件事在总后机关大多数人中震动很大，对机关改进工作作风起到促进作用。
第二个问题，拆庙式的精简机关。
我军后勤机关原来并无固定编制，历来干部人员很少。红军长征开始，总供给部只有上十名业务干部，到达陕北后，业务干部也只有二十余人。当然，不是说人少就精干，但人少与精干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人多就容易人浮于事。
全国解放后，我军后勤机关的编制，是苏军那里搬过来的。它的基本特点是横宽纵短，并且还称之为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但恰恰相反，业务分工过细，处理一个问题牵涉的面越宽，扯皮的事就多，文件旅行不止，办事的效率反而更低。
六〇年代初，总后机关总人数两千五百余人，经过几次精简，当时减少了一些人，但不要多久，人数又回升了甚至比原来还多。当时总政的干部部门，也常把老弱病残往总后塞，这是总后机关的特点。这样的机关像一部质量不良的机器一样，哪能很好地运转？例如，总后一级领导干部中，正副部长，正副政委十余人，开起会来只有一半人能到会就算好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对老干部又无离退休的管理办法，只好增加人数就是了。
过去，机关精简几乎年年都在进行，但顶多也只能减少几个人，不能达到精干的作用。不拆庙，香炉一样多，我几次下决心拆庙，但那里拆得动。到了文革的「斗批改」时期，毛主席提出要「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总后的庙才真正拆了几个，我把原有的十三个部局，合并为九个部局，整编后，人数由原来的两千五百多人减到一千二百多人。这是很大的决心，没有这种决心是精简不下来的。
机关业务工作，大体上可以区分三种：一是属于出谋划策的脑力劳动，这是机关最主要的工作；二是各种专业工作，如财务，审计等，这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三是抄抄写写，这部份人可以减掉不少。
在文革当中精简下来的干部，也是没有去处的，除少量转业以外多数人参加支左或上五七干校，这些人的怨气是很大的。因此「九一三」之后，精简问题带来的灾难是难以想象的，精简被当权者和造反派利用，说成了迫害。
原来是司令部门称参谋，政治部门称干事，后勤部门称助理员，这是那里搬来的，我不清楚。本来名称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称呼而已，我要求把司令部的助理员改名为参谋，只是表达我的一点复杂的心情。一九六二年在全军装备编制会议上定编制名称时，我提出，司令部是行政指挥部门，总后司令部的助理员也改称参谋。当时，主管编制装备的副总长张爱萍立即说：「这不是乱套了？」我冲口而出说：「乱了什么套？难道后勤的人叫个参谋也乱套，也有伤大雅吗？」他对我的话笑而不答。主持会议的罗瑞卿则结论式的说：「应当统一名称，可以统一起来。」这场争论就结束了。
原来司令部核心处叫计划处，我感到名不符实。我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作战勤务保障处」，简称为战勤处，我认为这个名称是合适的。关于总后司令部称参谋和司令部计划处改战勤处的问题，总参军务部向刘伯承元帅请示报告了，他点头同意了。刘帅说：「总后司令部称参谋，无可非议，既设了司令部，工作人员的名称就可统一起来。把计划处改为战勤处是合适的，比其他名称都好。你们想的这个名称不错，是动了脑子的。」
供应部这个名称是我起的，这是主管整个后勤的供应业务的部门。对这个部的名称，有人提议称供给部，我没有同意，因为我在延安当过军委供给部部长，不背这个「树碑」之嫌。
总后勤部直属部队工厂、农场、马场约三十多万人，生活艰苦，文化生活极其匮乏。当时不少人提议要建立一个文工团，我考虑此举并不为过，也就同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