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灾害对军队的影响
一九五九年开始，全国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对灾情可能给部队带来的危害和影响我是特别警惕，力求防止军队饿肚子，发生浮肿病，在困难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军队搞农副业生产，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我参加过全国救灾的领导工作，对这次遍及全国的自然灾害，从局部到全国的情况，都有所了解。农村是天灾人祸都有，两者是夹在一起的，自然灾害是基本的，由于工作做得不好，没有及时有效救灾，以至发生灾上加灾。
这里，我不去说灾害的一般情况，只说周总理要我处理的有关灾情的几件事，就可见一斑了，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广西饿死人的情况。一九四九年我是率领四十五军参加解放广西的，在广西剿匪的整个战役中，我又同他们一起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一九六〇年五月间广西横县的驻军给我发了一个电报，称政府机关因饥饿不能工作了，要求借军粮几万斤，我特将电报呈周总理批示，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总理让我亲自秘密去看一下。
我是直接到广西贵县由驻军派车到横县去的，在随行卡车上带有数千斤粮食。我到达横县时，正是群众做晚饭的时候，但所看到的情况是有些凄凉，家里冒烟的都很少。我见到县委书记的时候，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只是有气无力地向我作揖流泪，他只伸出四个手指，意思是四五天没有吃饭了。我立即要人去车上搬下粮食，熬了两三锅稀饭，并端给他们每人一碗。多数人喝了稀饭之后不久，就能坐起来说话了。
由于周总理交代，我是秘密去的，不同自治区党委联系，也不公开露面，只是亲眼看一下情况。第二天，县委书记的身体继续好转，我同驻军的师政委和县委书记三人到城外附近的各村庄看了一下。几乎村村都有饿死人的，每家每户家里都有病人，大家吃的多数都是青菜叶、树叶，一粒米也看不到。我问：「你们家的粮食哪里去了？」他们回答说：「我们家里就没有放过粮食，收到的粮食都交给食堂，大家早都吃完了。」我们又问：「现在食堂还管饭吗？」回答说：「要有人管饭，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了。」
当天的晚上，县委书记和其他几个干部同我们谈了全县的灾荒情况。他们说：根据现在已经知道的情况，全县饿死的人，大约在一千人左右，但是每天都还在死人，数字很难掌握得准确。我问县委书记，你们为什么不报告，不想办法搞粮救灾，连党政机关都饿死人了！县委书记以沉重的心情说，我们县是一九五八年的「卫星县」，宣布粮食增产一倍，一年产的粮食够三年吃，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另外在食堂集体吃饭，无计划、无节制，今年的春节期间就把粮食吃完了，食堂也垮掉了。上面不准我们报灾情，说是要保护「卫星县」的名誉：全县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生产队确实是丰产了，丰收的生产队现在都戒备森严，不准向外运粮食，为了粮食的问题，已经有些生产队之间进行械斗，根本不会互救。
我们向县委书记提出：应当立即向地委如实报告灾情，不要再保留「卫星县」的虚名了，否则就要犯大罪了。由于我的目的是了解情况，第三天就回北京去了。
第二个例子，一九六一年冬，空军作为一个社情，报告了甘肃河西走廊玉门地区的灾情很严重。周总理又叫我立即去看一下，并当面交代由军粮拨出五万斤，调几台汽车，把粮食直接送到村子里去。总理说：「争取时间，实行紧急救灾，把口粮早一天送到，就要少死好多人。」我把周总理的命令直接下到兵站去了，并要他们星夜兼程把粮食送到安西敦煌去，由汽车团派副团长带队，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就到达了指定地区。对此，周总理非常满意。
玉门、酒泉地区发生了这样严重的灾情，死人估计上万。对此，甘肃省委一个字的报告也没有，周总理追问也回答不出一个所以然。总理是不爱生气的人也生气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周总理向毛主席作了比较详细的报告，毛主席立即调省委书记到北京，向中央报告全省的灾情，为了此事，张仲良也就下台了。
第三个例子，国务院直接发放锄草粮。一九六二年吉林省进入夏锄的时候，只锄完了第一遍草，第二遍就不能进行了。因为农民没有口粮，必须自己上山下河采野食，度过灾荒。在周总理的办公室，吉林就有人提出，如果能供给一千万斤粮食，全省主要产粮区，锄第二遍草，有的锄第三遍，今年可增产粮食十亿斤以上，这是一个公私都有利的大事。
对吉林提出的问题，在会上周总理沉思没有轻易表态。过了一会儿总理对着我说：「会作呀，怎么办？有办法吗？」我了解总理处理问题方法，如果他对我不是胸有成竹，就不会向军队开口的。我对总理的问话立即回答说：「军队借出一千万斤粮食，但在秋后要归还，这样就完全不影响军队的供应。」
我的几句话，周总理立即转忧为喜，并连说：「好，好！总后对国务院是很大的支持。」吉林的同志听到我的话，尤其听到总理同意向军队借粮的话高兴的简直要跳起来！问题解决了。周总理指示给到会的人，每人上了一包饼干，一碗汤面条，大家都吃了夜餐才散会。
黑龙江知道吉林经周总理批准，向军队借到了粮食，他们也找到国务院去了。周总理批准，也借给该省部分粮食，两省的夏锄没有吃的问题都解决了。
在三年灾害的时候，我参加周总理主持的救灾工作只是部分的。我认为用举例的办法来说明情况，比抽像的总结能够比较好的说明问题。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的人祸天灾，是全国性的，总的情况是北方严重些，南方稍微好些。灾情并非全国一律「赤地千里」，那为什么抗灾能力这样差？主要是由两股风造成的，一股是浮夸风，一股是本位风，除这两股风之外，也还有工作上的问题。
浮夸风害死人。一九五八年，我们国家农业确实是丰收了，是解放以来最好的年成。那么粮食又哪里去了？去路主要是三条：一是没有收起来，地里粮食长得好，但是颗粒还家之类的口号连说都没有人说了，头脑发热，认为粮食吃不了，据事后推算，全国掉在地里的粮食平均在四分之一以上；二是敞开吃吃掉了，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吃食堂，都放开肚皮吃饭，一般的要比在家多吃二分之一以上；三是饲料粮过多，用粮食喂猪，喂大牲口是普遍现象，家禽则根本不愁没有吃的，这三条都是「人祸」问题了。
一九五八年全国粮食产量究竟多少，这是神仙也说不清楚的问题。从中央到公社的会计都是「丰收」二字。一九五九年全国粮食就减产了，但究竟减到什么程度，也是神仙都说不清楚的问题，浮夸风、假话风害死人。
本位主义害死人。在一个省，一个县之内，对于缺粮情况，如果能及时调剂，近水可救火，可以解决很大问题。但在「恐粮病」的情况，要调剂粮食实在是太难了，极大多数地方则根本不可能办到。
除「两股风」之外，还有工作上的问题，例如存粮情况究竟怎样？很难搞得清楚。又如运输条件也是很大的问题，农村有粮要运到铁路线是很困难的。当时，不少农村连公路都没有，人力运输往返消耗的数量就很大，北方有粮运不出来，南方可调剂一些粮食也存在运输困难的问题。
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从一九六〇年春起，部队生活开始紧张了。凭证领不到东西，已经习惯按供应标准过日子，突然来个不能保证供给，对我军是个致命的问题。这就是自然灾害对军队影响的实质问题。
三年灾害对我军的影响，由杂粮代替细粮，凭票买不到东西，有钱买不到蔬菜成了普遍的问题。部队报告很多例子，但谁也提不出怎样解决问题。这里我回忆三个例子，来说明当时部队生活的紧张程度。
地瓜干。一九六一年夏天驻山东的部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地瓜干，有时一个星期也领不到一颗粮食，这种地瓜干又是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存下来的，原来根本不是当口粮的，而是做猪饲料，多数都是有霉点的，吃这种地瓜苦得难以下咽。胶东还是山东比较好的地方，部队都得不到粮食供应，驻该省其他地方的部队就更困难了。
杂质面。一九六一年秋驻河南周口的部队吃的面粉，有百分之三十以上都有杂质，树叶、草、麦杆等都有。这种面就像麦麸子拌干草喂牲口吃的细料差不多，河南周口是比较好的地方，对部队供应的粮食都是如此之差，驻其他地方部队吃的粮食就可想而知了。
砂子米。一九六一年驻四川绵阳部队吃的大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稻壳，砂子，泥土等，驻在天府之国的部队都吃这样的粮食，真是令人不可想象的事。
这里回忆的三个例子，是我亲自在部队看到的，同部队一起吃过这种粮食做的饭。这样做是粮食不够充数而为的，部队的粮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东西，每天每人真正下肚的粮食也就是一斤多一点。战士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青人，见天吃这种饭能行吗？粮不够瓜菜代，当然是出路，但部队哪有瓜菜？
部队除了干巴巴地吃一斤多粮食之外，蔬菜，肉食，食油都没有，多数部队一年也尝不到几次肉味。自己没有生产，凭票证领不到东西，这种生活不能长期下去。军队困难，国家也困难，看到总理那忧虑、疲惫的面孔，向国家要粮我是张不开口的，为了不「自取灭亡」，必须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