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的生产效益
军队生产的效益怎样？简要的回答是：1、渡过了灾荒，保证了部队指战员的体质，部队的连队基本上没有一个浮肿病：2、军队建立了相当大的家底；3、发扬了军队建设社会主义生产队的作用。这是一部划时代的经济账，也是政治账。
我国的灾荒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后的形势下突然而来的。人民没有想到，国家没有准备。我是在高等军事学院渡过「大跃进」的，我进学院的第一课就是学的「大跃进」。为了理论联系实际，学院领导学员向社会学习，请地方负责同志作报告和去河南参观。
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向学院做过一次报告。他以十分兴奋的心情说了很多的话，对「大跃进」描写的相当美丽动听。我记得彭真在报告中最后说的是「过去，我们总是嫌吃不饱，最少也嫌吃不好，这个时代过去了！今后就是怎么样吃好的问题了，你们在学院学习，两耳不闻窗外事，但决不要担心吃的问题。你们同市政府有关部门联系好，尽管吃就是了。」我们听了彭真的话，感到很兴奋。
我们去河南参观时，先到新乡七里营，我们在那里呆了两天，吃了不要钱的饭，参加摘棉花的劳动。我们看到的人民的精神面貌确实很好，也看到过粮仓和面粉厂，确实是「粮满仓」。在七里营得到的印象，同彭真给我们说的几乎是一样的。我们自己感到，对大跃进有了感性认识，对自己的思想提高了一大步。
在郑州，我们听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关于人民公社运动的长篇报告。他在讲到「大跃进」时，同彭真讲的精神也差不多。我记得，吴芝圃说：「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吃食堂改变人民的生活方式是必然的。……」对吴的报告，我们信以为真，没有多想其他的问题。
我是离开工作岗位去学习的。我不仅对全国情况不了解，对军队的情况，甚至对总后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一九五九年我上任之后，在不短的时间内，我都是以了解情况为主，全国灾情对军队供应的影响，我是在一九六〇年冬天才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一九六一年初，我才提出「军队自己搞生产渡过灾荒」的建议。
从实际情况来说，军队搞生产不仅发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也发挥了很好的财政效益，节省了难于计数的财政开支。军队在全国解放后，即战争结束之后，实行全军统一供应标准以来，供需就存在很大的矛盾。战士吃不饱，要求各种补助（野外训练、各种劳作、开庆功会、来队家属口粮等都要补助）是普遍存在的问题。部队关于这方面的报告、提意见、发牢骚，甚至骂人也是普遍的。这些问题，自始至终也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更没有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有些非要解决的问题，也只是临时批示报销，整个问题依然存在。
关于供应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举两个例子就可看出其严重性了。
一九六〇年叶剑英元帅在青岛休息，就有当地驻军军长拿着超支万余斤粮食的单子，请示批准报销，叶帅当时很难处理，但还是硬着头皮批准报销了。叶帅回到北京之后，同我说了这个问题，并提醒我要注意研究解决部队吃饱肚子的问题。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间，我上任总后部长不久，济南军区要开办一期轮训班，分期轮训老战士，需要五千斤补助粮。所需粮食数目不大，但是从批准到领到粮食往返手续两三次，并且还经过当地领导机关特别打通关系才领到现粮。当时，国家还很穷，物资不丰富，领导干部自觉遵守财经纪律。但可以看出一个问题是，各军区的确很穷，这对部队建设是很不利的。
一九六一年秋收之后，部队存在的三大问题成为历史的过去：1、战士吃得饱了。2、长期以来部队要搞一件什么事，如野外训练，开各种会议，没有不需要补助的，要求补助粮的问题，现在提都没人提了。3、来队家属口粮等都逐渐解决了。军队临时来队家属吃、住问题，向来是头痛的问题。全国灾荒之后，来队家属猛增。来队家属极大多数是专门到军队吃的，而且大多数也是不打算再走的。他们说：「横直是饿死，死在家里，还不如在部队死在自己的亲人面前。」一九六一年秋收之后，家属的吃饭问题就算基本解决了。随着国家度过灾荒的好转，家属来队也就越来越少了。临时来队家属吃饭问题，也是军队搞生产才算彻底解决了。
一九六〇年，有一次罗瑞卿总参谋长同我说：「老邱，我们订一个君子协定，部队要粮食的问题，我一律不管都由你管。到开会的时候，我总得承认一次我犯官僚主义。」我回答说：「同意订这个协议，我完全承担责任。但我承担了也没有粮食呀。」后来罗又把话说回来：「不管也不成，这总是我一块心病，战士吃不饱我心里着急，我们应当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未搞生产之前，这个问题始终也没有解决。
军队搞生产之后，拿不出补助粮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了。一年之后，即一九六一年秋收之后，罗总长又同我说：「老邱，一年前我们的君子协定，可以废约了。现在部队是不是几乎没有请示要粮食的了？」我回答说：「部队自己有了，就不会再伸手向上要了。」罗又问：「今年部队生产的情况怎样？」我回答说：「多数部队可以做到填饱肚子了。」
罗总长说：「看来，军队搞生产是对的，不搞生产是没有出路的。这不仅渡过灾荒要这样，不发生灾荒也是要这样的，我们军队在自己动手，这是一种不可改变的方针。」
军队搞生产改变了后勤工作的格局，从单纯向国家伸手，转为国家供应同自己动手相结合，这是我军后勤工作思想、作风、方针的转变。周总理对军队后勤的转变，给了很大的评价。一九六二年冬，周总理要我在国务院的会议上讲一下军队生产渡荒的情况。总理在我的发言之后，对军队后勤工作讲了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林总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军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队把毛主席建军路线更加具体化了。这就是：突出政治，加强战备，积极搞生产。军队的后勤工作是军队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不把后勤工作提高到建军路线相适应的高度，只搞些事务性的工作，后勤工作就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现在我军的后勤工作，是在建军路线的指引下，生机勃勃的向前迈进。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和平时期的后勤工作的方向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我同意邱会作同志提出的「依靠国家供应为主，自己动手为辅」的方针。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时期，国家财富还是不丰富的时期，国家对军队的物资生活是不能完全满足的，永远都有自己动手的问题。因此，邱会作同志提出，军队后勤工作，要把国家供应的物资管好和军队自己生产紧密结合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军队后勤部门，也是一个特殊的经济部门，其任务是特殊的。国家的经济部门是执行政府的生产计划，产品由政府分配，收入交国家；军队后勤部门的生产是列入政府计划之内，产品不归政府所有，主要是保证军队生活之用。军队生产是补充政府供应不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军队后勤部门具有国家和军队经济部门的双重作用，因此，支持军队后勤部门的工作做好了，就是政府经济部门的战备工作。
周总理最后说：「我对军队后勤工作是过问比较多的。过去的过问，主要的是解决军队的问题，现在过问的情况变了，是军队支持政府。刚才，邱会作同志的发言中提到两个重要问题：军队可以吃饱肚子了，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过一个浮肿病，这就是对政府的最大支持。全国发生这样大的灾荒，政府无力解决军队的问题，一切困难都是军队自己战胜的。在战胜困难的斗争中，军队后勤做了很好的工作，这是我军后勤工作的一大奇迹！」
军队的生产是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军队搞生产的阻力那样大，为什么生产又搞起来了，并且成为全军的大事？这是非常容易回答的问题。
（一）逼出来的。在全国大灾荒的情况下，军队的出路只有两条：自己动手找活路；等着挨饿。灾荒就是最有权威的「找出路令」，没有这个「找出路令」，军队的统帅也不会轻易下决心的，特别是对生产存在不小的阻力的情况上，更是不易下这个决心的。
（二）军委和林总的正确决心。在当时，林总的决心，对全军能够搞生产，是起举足轻重的作用的。林总提倡「突出政治」与「空头政治」是有原则区别的，前者是联系实际，后者是脱离实际。他提出的「四个第一」，始终是把抓人的因素放在首位，人的因素就是最大的实际。另外，林总治军原则，关心战士生活，始终是放在重要位置上的。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好的统帅是不关心战士生活的。林总过去、现在正是这样一个统帅。
（三）全军后勤部门组织生产的作用。这也是一种重要作用，事实上，任何工作都有组织实施问题，全军的生产就是后勤部门组织实施的。我们做了应做的工作，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也遭到过打击，这都是历史事实。我们用自己的思想、智慧、勤劳，帮助全军度过了灾荒，但不应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功劳，而是总后部长和总后党委及广大后勤战线的指战员应做的份内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