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渡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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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对军队的影响确是严重的。怎样办?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军队自己动手搞农副业生产渡过灾荒。军队现在搞生产,同一九四二年延安的军队搞大生产,时代背景是不同的,但也有共同点,都是逼出来的。延安搞生产是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没有饭吃逼出来的,现在搞生产是自然灾害逼出来,不管愿意不愿意,搞生产这座「梁山」是非上不可的。

对军队一定要走生产渡荒的道路,多数领导干部的认识过程是比较长。因此,军队搞生产的阻力是很大的。以我的记忆,军队对搞生产是经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两年的时间才逐渐统一起来的。

阻力之一是军队搞生产会冲击突出政治。一九六〇年冬,快要过元旦的时候,军委举行常委会,罗瑞卿向常委汇报了全国的灾情和经济形势。最后,罗瑞卿说:「灾情对军队供应影响不小,请邱会作同志说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我非常珍视这一发言机会,不夸大也不缩小,如实地把军队的供应情况,发表了意见。我说:「军队还是按照标准供应,但地方并不能保证供应。有的地方供应的粮食,一半以上是地瓜干,有的地方粮食很不好,个别地方无粮供应,凭证买不到肉食和食油,蔬菜也很难买到。全国的供应情况都不好,部队生活比较紧张。」

贺龙元帅主持会议,他对着我说:「邱部长,怎么办呀?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你说说这方面的问题。」我立即回答说:「自己动手搞生产,别无他法。」我的话音一落,主管军队政治教育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说:「历史上的教训值得注意。林总提出的突出政治的建军路线在部队刚形成势头,又要去搞生产?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军队的供应,当然是重要的,这就不能向国务院提出来解决问题吗?军队搞生产是牵动建军方针的问题。」对刘志坚的意见,我只说了一句:「战士的肚皮最重要。」在当时的情况下,刘的意见是很吃得开的,会场上,对我和刘的意见都无人表态,我心里想:这可给军委出了一个难题。这时罗瑞卿用请示的语气向贺帅说:「我的意见,由邱部长起草用军委名义向总理写个报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贺点头同意罗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我有意不把问题提的过于尖锐,否则阻力会越来越大,不利于解决问题。因此,这次的军委常委会上,对部队搞生产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阻力之二是军队搞生产会妨碍军事训练。一九六〇年夏天,驻胶东部队要搞一个月的游泳训练,要求每人每天补助训练粮一斤,看到这个报告之后,我认为这是解决军队搞生产会冲击军事训练的突破口。

针对济南军区的报告,我起草了一份复电:「同意给游泳训练部队每人每天补助训练粮一斤,由总后发给粮票。希望你们同山东省特别交涉,以求得到供应现粮」。电报是用总参、总后的名义起草的,我把来电和复电一起送给罗总长了。罗批示:提交军委办公会议讨论,第二天军委办公会议开会,罗总长一进门尚未坐下就对主管军事训练的副总长张宗逊说:「宗逊,全国到处都饿死人,游泳训练还要增定量呀?」张宗逊说:「可以考虑不训了!」罗总长对着我说:「老邱,有办法吧?」我说:「我没办法。请总长决定!」罗瑞卿:「你是没办法的人吗?周总理说你是最有办法的人之一。你不是向总理提议,全国基本建设,不分大小,一律『剃光头』?」

接着罗总长用一种比较温和的语气说:我国的灾情确实是预料之外的严重。在平常的时候,补助训练粮的问题,邱部长早就处理了,不会送到我这里来的。我看训练照样进行,可以改每天训练半天,以保持体力,另外,用多余的时间,部队自己动手搞代食品,以补助粮食不足。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最好的处理办法。我心里感到高兴,部队生产会妨碍军事训练的阻力,事实上就冲破了!

阻力之三是部队不愿意搞生产。一九四九年我军南下时,中央曾经提出: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但对生产队的问题,我军从来也没有进行过教育,其实,我军只有不愿意搞生产的领导干部,不可能有不愿意搞生产的部队。部队不愿意搞生产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教育,把生产同部队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解决问题,这样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对怎样解决部队渡过灾荒的问题,我认为从自己这个总后勤部长的职责来说,不仅要向中央军委报告情况,而且要提出解决问题的积极办法来。我自己下定决心,要做一个称职的总后勤部长,要认真解决部队的生活,要拿出魄力来进行斗争。

于是,一九六一年一月间,我在河北、辽宁西部、冀东、天津地区走了好多的部队,并在天津的一个团蹲下来了。经过调查研究,向军委写了简要报告,并代军委起草了一个文件,于二月间,春节除夕之夜回到北京,并在当晚就把文件送给罗总长了。向军委的报告,我主要写了部队供应的严重情况和部队一定要自己动手搞生产的建议。在报告中指出:我亲自看了一下驻石家庄、锦州、冀东、天津部队的供应情况,一、粮食还可以按标准供应,但杂粮多:二、肉食和食油停止了供应的时间至少在三个月以上;三、蔬菜根本买不到。这次我在河北,辽宁都同地方政府商量过对部队供应的问题,也亲自去各地粮库看了一下,粮库基本上都是空的。用钱买不到任何东西是普遍的问题,省、地、县的干部都说:军民是一家人,我们从良心上、责任上都要负责军队的供应,但又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代军委起草的电文之中指出:部队的供应出现严重的问题情况,政府对部队按照标准供应都不能保证。在全国灾情严重的情况下,军队也绝对不能向地方政府提任何额外要求,军队只有自己动手搞生产来保证自己的供应,我们一定要用生产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以保证部队的战斗力。今年开春在即,各部队要立即布置搞生产,把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农副业生产三者都安排好。各部队的农副业生产,从自己当地的条件出发,以种菜、养猪,小规模种粮开始。全军各级党委要从思想上、工作上真正认识到军队搞生产的重大意义。

我的调查报告和代军委起草的电文送上去之后,我预料到在春节四天假期之内是不可能开会讨论的,这样大的问题,罗一个人也不会批发的。但到了春节后第五天、第六天还没有讨论,我着急了。我在电话上询问萧向荣,他说:「值班秘书作为急件,放在急办的夹子之内,已经一个星期了,罗总长还没有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于春节后的第七天,我派人搭乘空军的飞机把文件送到广州林总那里去了,林彪当时在广州。当天晚上,林总直接同我通了电话,他在电话上对我说:「送来的文件收到,你的报告和起草的电文都很好。你抓住了大问题。军委明天开常委会,你的报告会批准的。」这下我心中有数了、我心里十分高兴!

春节后的第八天,军委举行常委会专门讨论军队搞生产问题,即讨论我提出的报告和建议。罗总长走进会场特意看了我一眼,我即想到可能是我把文件报到林总那里去,引起了他的不高兴。会议开始时,各位元帅在发言中都一致同意我的报告和起草的电文,发言的多数人也说到了,军队自己搞生产是唯一的出路,邱会作同志很好地抓住了大问题。罗总长并没有问到会的人还有什么意见,就宣布:「邱会作起草的报告和电文压在我这里好几天了,耽误了时间,由我负责。」同时就宣布散会。

会议之后,罗把我留下来谈了两个问题。首先,罗问:「你同林总打电话,还谈到什么问题吗?」我回答说:「没有。林总只是说,要我不要过于着急,我的报告会得到批准的。」接着我又说,林总在电话上说:「我的报告和代军委起草的电文都是很好的,所提办法也很好,抓住了解决困难的大问题。」此时,罗的表情有些喜悦了。罗接着又说:「林总在电话上,同你说过的话,也同我说了。此外,林总还同我说了一句可能没有同你说的话,要我重视你的意见。这几个月来,我们合作得很好嘛。」我只回答了一句话:「我坚决服从罗总长的领导!」

罗又问:「你发了一个什么通报?杨勇打电话说,你提出了人吃稻草的办法。」我回答说:「吃稻草,言过其实,我发了通报,可以在稻草上提取淀粉。」今年一月初,我在天津一个团里同他们交谈搞代食品时,有人提出了在稻草提取淀粉的意见。首先,将稻草用械具砸碎,泡到水里两天草粉就可以分离出来。每百斤稻草可以出七斤粗粉。我说:「这个方法可以。长征路上我们也从草里提取过淀粉。」说完我叫人把提取的淀粉煮成糊糊,我带头吃了几大口。

接着我就简单说了一下,我去天津观看稻草提取淀粉的情况。听后罗总长笑了起来,并说:「大家一起努力,就是对我的工作最大支持。应当告诉全军部队都要因地制宜注意搞代食品,做到能吃饱肚子。当然,在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防止中毒。」我把罗的指示转发了全军。

军委关于搞农副业生产的电文发出之后,对搞生产就算「立法」了,我们的工作也「注册」了,这解决了一个好大的问题,可以说是救了几百万军队的大问题。各军区,各军兵种接到军队搞生产的电文之后,都向军委发了拥护搞生产的表态性报告。

对军队搞生产,我的指导思想是:搞生产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之一,这不是课余的副业,应当是军队的任务,是堂堂正正的正业。后勤机关应当做好搞生产的组织工作,更多做实事,力争做出成绩来。


三年灾害对军队的影响军队生产以「副」业起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