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会之以发禁者九(1)：凭弱犯寡则眚之(2)，贼贤害民则伐之(3)，暴内陵外则坛之(4)，野荒民散则削之(5)，负固不服则侵之(6)，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7)，犯令陵政则杜之(8)，外内乱、禽兽行则灭之(9)。
【注释】
(1)会之以发禁者九：意谓会合各地诸侯发布九项禁令。施子美曰：“先王防诸侯也至，故其戒诸侯也严且备也。先王之时，四方其训，百辟其刑，诸侯率由典常，岂容有轻犯上之禁哉？无有也。无有是事而发是书，果何意哉？为之备以防之于未然之前也。防之既至，则诸侯心无敢犯之者。九禁之法何时而发之？当其会诸侯之时而发之。时见曰会，则会者以时而见也。广行人时会以发诸侯之禁者，此也。”刘寅曰：“‘发’当作‘法’。会合诸侯以法度禁令者，有九事。即《周礼·大司马》九伐之法也。”朱墉引《指南》曰：“上六事怀之于未发之前，此九事禁之于已发之后，以见不得已而用战，无非仁天下之心也。”又引王元翰曰：“会，如葵丘之会、践土之盟是也。发禁，谓奉天子之禁而发之，有犯禁者，则誓众共伐，不恤私情。要其奉天子以为约束，亦先王仁天下之心也。”又引陈孝平曰：“时至战国，天下无王，诸侯多不守禁，故霸者奉行王章，以申明天子之政令。”黄朴民、徐勇在《〈司马法〉考论》（载《管子学刊》1992年第4期）一文中说：“关于战争的目的，‘军礼’所主张的是征讨不义，《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云：‘征讨以讨其不然。’《国语·周语上》说：‘伐不祀，征不享。’《左传·成公十五年》曰：‘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讲的都是这一层意思。这在古者《司马兵法》那里，便是主张‘兴甲兵以讨不义’。更具体地说，只有当对方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放杀其君’等九种严重罪过时，才可以兴师讨伐：‘会之以发禁者九。’而《周礼·夏官·大司马》中有关正邦国‘九伐之法’，所叙内容与《司马法》完全相同。”陈宇说：“《司马兵法》所述会诸侯‘发禁者九’的9条禁令内容，与《周礼》所记王‘正邦国’的‘九伐之法’基本相同。《周礼·夏官·大司马》说：‘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凭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郑玄注释说，如果发现诸侯当中有违背天子命令的，最高军事长官大司马就出兵征伐这个不服从命令的诸侯，拿这9条纠正他。‘九伐之法’可能起源于春秋时代的一个现成的文献，先是载入《司马兵法》，然后又被《周礼》作者所抄录。这‘九禁’包罗的面很广，它不仅要惩治‘凭弱犯寡’‘负固不服’的诸侯国君，而且要讨伐‘放弑其君’、篡夺政权的卿大夫。《司马兵法》中对这些‘禁’‘治’诸侯的规定，不论是司马穰苴的自著，还是他‘申明’过的，都可以代表他的政治思想，说明他维系宗法等级统治秩序的态度非常坚决。《周礼》与《司马兵法》不同的是，由谁来执行‘九伐之法’，主事人却不一样。《周礼》说是大司马，《司马兵法》说是王霸。从春秋实际情况看，真正有力量实施‘九伐之法’的，只有大国霸主。由此也可见，在春秋时代，天下秩序最终是靠武力维持的，战争成为维护天下秩序的最终力量。”
(2)凭弱犯寡则眚（shěng）之：意谓凡是恃强凌弱、以大侵小的，就削弱他。眚，通“省”。减弱，削弱。《周礼·夏官·大司马》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凭弱犯寡则眚之。”施子美曰：“盖先王之时，建国有小大，分民有众寡，未尝不欲比小事大以和之也。今也或恃其力之强而凭陵于弱者，恃其民之众而侵犯于寡者，吾从而正之，则曰眚。眚者，瘦也，灾也，黜其爵命，削其土地，如人之瘦焉，故曰灾。”刘寅曰：“凭陵干犯国之寡弱者，则眚之。谓四面削其地也。”
(3)贼贤害民则伐之：意谓凡是杀戮贤良、祸害民众的，就兴师讨伐他。贼，杀戮，杀害。施子美曰：“督可与其治，民可与其守，今不能用贤而反贼之，不能爱民而反害之，如欲正之则有伐。伐如伐木焉，伐而去之也。左氏曰：‘凡师有钟鼓曰伐。’此伐之意也。”刘寅曰：“贼杀贤人，扰害良民，则伐之。谓声其罪而致讨之也。”
(4)暴内陵外则坛（shàn）之：意谓凡是对内暴虐对外欺凌的，就将他移之他处，另立新君。坛，通“”。清除场地，指将暴君移之他处，另立新君。《周礼·夏官·大司马》曰：“暴内陵外则坛之。”与此句同。施子美曰：“暴内则贼贤害民，陵外则凭弱犯寡也。一之为甚，可再乎？诸侯有此二者，则会诸侯为坛，明扬其罪以伐之。郑氏释《周礼》，以‘坛’为‘’，遂举记曰：‘出其君，置之空以明之。’”刘寅曰：“暴虐国内之民，欺陵境外之国，则坛之。坛读曰，谓置之空之地，出其君，更立其次贤也。”朱墉《纂序》曰：“有暴虐国内之民欺陵境外之国，则出君置之空坛之地，更求贤君以立之。”
(5)野荒民散则削之：意谓使田野荒芜、民众离散的，就对他消地贬爵。施子美曰：“野荒者，地不治也。民散者，民不安其居也。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今也有旷土，有流民，故削之。削者，削其地以贬之也。”刘寅曰：“田野荒芜，人民逃散，则削之。谓削其地，贬其爵也。”朱墉《纂序》曰：“田野荒芜，人民离散，则小其封疆而削之。”
(6)负固不服则侵之：意谓凡是凭借山川城池的险固而抗命不从的，就派兵惩罚他。施子美曰：“若夫负固不服，则有山川城池之固，负此而不服，如苗氏之左洞庭，右彭蠡，而有不率之罪，可不加兵以侵之乎？传曰：‘无钟鼓曰侵。’侵者，侵其地，未至于伐也。柳宗元作《侵伐论》，举《春秋》侵伐之说，举《周礼》侵伐之说：所谓伐者，声其恶于天下也；所谓侵者，独以其负固不服而违王命也，其过恶未至于暴白于天下。伐者为人之举公也，侵者为制命之举私也。”刘寅曰：“负地之险固，不肯服从者，则侵之。谓偃旗卧鼓而侵之也。”朱墉《纂序》曰：“负地之险固不肯服从者，则潜师入境而侵之。”
(7)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意谓凡是残杀骨肉亲人的，就发兵征讨他；凡是放逐或杀害国君的，就诛杀他。正，通“征”。征伐。施子美曰：“以至贼杀其亲，放弑其君，又其恶之大者也。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亲所当爱也，而贼杀之，如卫侯之杀弟，郑伯之克段，皆不能亲之也。君所当尊也，而放杀之，如崔杼之弑，楚人之弑，皆不能尊君也。故必有以正其罪，害之残之，所以除之也。”刘寅曰：“贼杀其同姓之亲，则正之，谓治其罪也。放弑其本国之君，则残之，谓残灭其国也。”朱墉《纂序》曰：“贼杀其同姓之亲则定其罪而正之，放弑其本国之君则夷其党类而残之。”
(8)犯令陵政则杜之：意谓凡是违抗王令、扰乱法规的，就断绝孤立他。陵，凌乱，扰乱。杜，堵塞，断绝。施子美曰：“若夫犯令陵政，不服王化者也，故从而绝之。”刘寅曰：“犯上之令，陵国之政，则杜之。谓杜塞之，使不得与邻国交通也。”朱墉《纂序》曰：“犯上之令，陵国之政，则绝不与交通而杜之外。”
(9)外内乱、禽兽行则灭之：意谓凡是内外淫乱、行为如同禽兽的就灭绝他。李零说：“‘外内乱禽兽行’，在家族内进行淫乱活动。‘禽兽行’，《周礼》作‘鸟兽行’，这在中国古代刑法中是个专门术语，指各种违背人伦的淫乱行为，如血亲通奸、数男共娶一妇等。”施子美曰：“内外乱，鸟兽行，则是不可与于人也。故夷灭之，使不复齿于人。是九者，与《周礼》九伐之法，略无少异，名其书以《司马法》，岂不宜哉！”刘寅曰：“外内紊乱，与鸟兽同行，则灭之。谓灭其国，毁其宗社也。胡氏曰：凡兵，声罪致讨曰伐，潜师入境曰侵，两兵相接曰战，环其城邑曰围，造其国都曰入，徙其庙市曰迁，毁其宗庙社稷曰灭，诡道而胜之曰败，悉虏而俘之曰取，轻行而掩之曰袭，已行而蹑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皆志其事实，以明其轻重也。”朱墉《全旨》曰：“武经惟《司马》一书不尚诈力，颇得《周官》遗意。太史公曰：‘余读《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亦少褒矣。此章‘以仁为本’一句最重。篇中从仁说到义，从义说到智、勇、信，总是一仁天下之心。从政说到权，即权以济正，总是一仁天下之事。安人爱民，仁之施也。爱吾民而兼爱彼民，仁之充也。备武习兵，不忍以怠荒萌乱也。教民后用，不忍民之丧于不能也。又述上古民无奸回，兵革不试，仁之浃洽沦被者深也。迨至后世，机智日生，不能无事，诛讨不义，必先约束誓戒，无有毁伤，仁者之师也。递降王霸，维系四方，匡正列辟，亦欲礼信亲悦与天下相安于无事也。至不得已而会合兴师，犹是发明天子之禁令。修大司马九伐之法，义之尽，仁之至也。又乌有一不本于仁者而以穷兵黩武为事哉？从皇而说至于帝，从帝而说及于王，从王而又说及于霸，历叙世代，总是从用兵之日溯及于不用兵之初，从不用兵之初，说至于有兵之日耳。”黄朴民说：“《仁本》是存世《司马法》一书的首篇。主要论述战争的起源、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制胜的基本条件以及兴师作战的程序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它集中反映了春秋以前战争的方式及其特点，在全书中具有发凡挈领的意义。”
【译文】
会合各地诸侯发布九项禁令：凡是恃强凌弱、以大侵小的，就削弱他；凡是杀戮贤良、祸害民众的，就兴师讨伐他；凡是对内暴虐、对外欺凌的，就将他移之他处，另立新君；凡是使田野荒芜、民众离散的，就对他消地贬爵；凡是凭借山川城池的险固而抗命不从的，就派兵惩罚他；凡是残杀骨肉亲人的，就发兵征讨他；凡是放逐或杀害国君的，就诛杀他；凡是违抗王令、扰乱法规的，就断绝孤立他；凡是内外淫乱、行为如同禽兽的，就灭绝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