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1)。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2)。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3)。
【注释】
(1)“先王之治”四句：意谓上古先王治理天下的时候，能做到合乎自然规律，适应地理环境，任用贤人当官。施子美曰：“三才知用得其当，然后事务无不举；万邦之任得其人，然后太平之治可以致。夫在天有道，在地有宜，在民有德，吾能顺之、设之、官之，则三才之用得其当矣。”刘寅曰：“古先圣王之治，上顺天之道，下设地之宜，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也。官民之有德者，而正其名，治其物。官民有德，谓任贤使能，俊杰在位也。”朱墉引黄皇肱曰：“天地之道，温肃刚柔，圣人法天地自然之运，命官分治，封建怀柔，如天之无不覆，地之无不载，奚事于兵革？”又引《大全》曰：“天下之大，万民之多，先王岂能以一己治之哉？所以官民之德而用之者，正欲正其公卿、大夫、士之名，以治其五瑞、五贽、五服、五章之物也。”朱墉《纂序》曰：“取法天地之自然，顺其春生秋收之道，设其高卑燥湿之宜，于民之有德者，官而使之正公卿大夫之名。”陈宇说：“《司马兵法》既突出反映了古典军礼的主要精神，又明显地接受了儒家政治观的影响。如在本篇中所主张的‘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即是说要顺应自然变化的规律，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任用民众中德行优秀的人担任官职，确定官职名分以治理各项事务；分封诸侯，区分职权，按照爵位的高低，给以数额不等的俸禄。如此这样做，就可以达到‘诸侯说（悦）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的理想政治境界。这既是西周‘礼乐文明’的基本要求，也是儒家政治观的显著特色。《司马兵法》在这里将它们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儒家学说直接渊源于‘礼乐文明’，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礼乐仁义德教，是对西周时期古典‘礼乐文明’的改造、发展，以适应新形势的自然结果。这就是孔子及其他儒家代表人物所津津乐道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由来。正由于儒学与古典‘礼乐文明’之间的这种深层次上的内在一致性，也就决定了《司马兵法》在构筑战争观理论时对两者的和谐兼容，决定了春秋中期的兵家对西周时期古典军礼的继承和发展。”
(2)“而正名治物”三句：意谓古代贤王能使百官权责分明，各司其职，分封建国，区分职级，按照爵位高低来分配俸禄。正名，指百官的权责清晰分明。治物，指百官各司其职。立国辨职，李零说：“建立国家，设官分职。‘辨’是分别之意。《周礼》每篇开头都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等语，可参看。”爵，指公、侯、伯、子、男等爵位。施子美曰：“故揆之以名分则正，推之于事类则治，事务其有不举乎？有国斯有职，有爵斯有禄，吾能立而卞之，以是分之，则万邦之任得其人矣。”刘寅曰：“正名者，公卿、大夫、士也；治物者，六卿分职，各司其治也。立国而辨职，国谓诸侯之国，职谓公、侯、伯、子、男也。以爵而分禄，爵重者重其禄，爵轻者轻其禄。”朱墉引芮文其曰：“择民之有德者，官之以爵，而使之正公卿、大夫、士之名，列职分理，各治其事，而不至于乱。”
(3)“诸侯说怀”四句：意谓诸侯各国心悦诚服，海外邦国也来归附，诉讼止息，战争停止，这些都是圣王用仁德治理天下的结果。说怀，意即心悦诚服。说，同“悦”。狱，诉讼，案件。弭（mǐ），平息，止息。寝，停止，停息。施子美曰：“故内外之人无不悦服，兵刑之用可以寝息，天下之治其有不致乎？是以王者顺阴阳之时，因寒暑之节，推风云气象之占，皆顺天之道也。熟险易之形，度广狭之势，明远近死生之理，皆设地之宜也。定爵位之尊卑，等道义之小大，较偏禆将帅之才能，此官人之德也。举斯三者而后可以正名分治物类也。夫子之必也正名，舜之明于庶物是也。然而先王建万国，亲诸侯，或百里，或五十里，公有公之职，侯伯有侯伯之职，子男有子男之职，因其国而授之职，此立国卞职也。公食者半，侯伯食者三之一，子男食者四之一。或授地视侯，或授地视伯，或授地视子男，因其爵而与之禄，此以爵分禄也。惟其如是，能远近举安，兵寝刑措。孔子曰：‘近者悦，远者来。’传曰：‘兵寝刑措。’帝王之极功，非圣德之治乎？昔之得此者尧也。钦若昊天，有此冀方，克明俊德，所以尽三才之用也。百僚师师，庶绩咸熙，非正名治物而何？外有州牧侯伯，所以立万邦之君也。故能使群后四朝，海隅咸服，衣冠无敢犯之民，干戈有不识之老。非诸侯悦怀，海内来服，狱弭而兵寝乎？求其所以致此者，亦帝德广运而已。”刘寅曰：“诸侯说怀，海外之远皆来服，狱讼弭灭而甲兵寝息，乃圣德之治也。圣者，神明不测之号；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朱墉引谈敷公曰：“海外岂威力所到？今不威而来服，可以征其德化之神矣。”又引《开宗》曰：“此节言圣德同天地而及其效，见兵之不必用也。”陈宇说：“司马穰苴对‘兵寝’时代的怀念，是对传说时代即原始社会先民战事稀少的向往。原始社会前期，人们以采集、狩猎为生，集体居住，平均分配，实行原始共产主义。只是偶尔才发生冲突，不过是为了争夺猎物，或者争夺活动区域。后来，生产发展，形成部落、部落联盟。由于利益冲突、抢婚、血族复仇而发生械斗、武力冲突。再后来，生产进一步发展，社会出现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大分工，剩余产品和私有财产增加，于是部落对部落的战争稍稍增多，性质也变成抢劫家畜、奴隶、财宝。黄帝等进行的战争大体属于这样的战争。就原始社会来说，这些冲突是颇具规模的战争，但比起后世的战争，无论是频率、规模和烈度，都处在较低水平。整个来说，《司马兵法》作者把它们当作了‘兵寝’时代，倍加怀念。”徐勇说：“作者强调‘仁’对政治与战争的影响作用。作者分古代政治为‘圣德之治’‘贤王之治’和‘王霸之治’。‘圣德之治’是作者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靠‘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的正道去创造，所以能做到‘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贤王之治’与‘王霸之治’就不同了，不能够纯用正道，而要用‘权’，以‘作五刑’‘兴甲兵’等变通方法来体现‘仁’。可见施行‘仁’的程度，竟至于决定一个社会的治理的程度，在今天看来，作者这种宣传既有进步性又有空想性。当历史自春秋向战国转变之时，战争规模、方式、性质也在发生转变，作者既知这种转变不可逆转，又希望减少战争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因此宣传‘仁’对政治与战争的影响作用，希望以此来影响国君的战争政策，这是其进步性。但是实际上，夏、商、西周时代从来没有出现过所谓‘圣德之治’，春秋时期的战争也多为不义之战，作者给它们罩上浓重的‘仁’的色彩，在宣传以正义战争制止非正义战争的同时，恰好给好战之君提供了发动战争的新的借口。观战国之世，兵家诸子大都好讲以‘仁’为本，但战争却愈演愈烈，手段日益残酷，哪有多少‘仁’可言？这是此种宣传具有空想性的证明。”
【译文】
上古先王治理天下的时候，能做到合乎自然规律，适应地理环境，任用贤人当官。还能做到使百官权责分明，各司其职，分封建国，区分职级，按照爵位高低来分配俸禄。诸侯各国心悦诚服，海外邦国也来归附，诉讼止息，战争停止，这些都是圣王用仁德治理天下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