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其次，贤王制礼乐法度(1)，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2)。巡狩省方，会诸侯，考不同(3)。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4)。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5)。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子正刑(6)。”
【注释】
(1)其次，贤王制礼乐法度：其次，指次于至德之世、社会风气变差的时代；一说第二，与现代汉语中的“其次”同义。贤王，指统领天下的贤明天子。施子美曰：“结绳之政，尧舜不能及；衣冠之治，三代不能及。时异世殊，其治安得而同哉？况上古降而中古，圣治杂而贤王，淳浇朴散，又岂可以上古之治而治之乎？此贤王之世，其事所以异于上古也，礼乐法度所以化之也，五刑甲兵所以威之也。贤王非不能寝兵弭刑也，而以五刑甲兵言者，防奸也。非不能正名治物也，而必以礼乐法度言者，文治也。然而尧舜之世，法度彰而礼乐著，非无礼乐法度也，而于贤王则以制言者，上古之世，中和之性，人皆存之；典宪之制，人皆知之，而礼乐自尔著，法度自尔彰，不待上之人制之而后化也。惟贤王之世，取上古为莫及，苟不制礼乐，无以导人之中和，不制法度，无以示人之常，皆所以化之也。”朱墉引《通义》曰：“其次即次于至德之世。世风既降，德逊古初，势不得不详于礼乐法度之制，以约民于准绳。”王联斌说：“《司马法》讲礼甚多，可以说是以言军礼为主旨的，诚如近人余嘉锡在《四库全书提要辨证》中所言：‘盖《司马法》为古者军礼之一。’汉《艺文志》亦谓《司马法》为《军礼司马法》。通观《司马法》全书，所言军礼兼指道德与法，但更多的还是指道德而言。因在《司马法》中已明确将礼与法作为两个并列对应的概念使用，如《仁本第一》中有‘贤王制礼乐法度’说，便是将礼乐与法度作为两个不同概念使用的；再如《天子之义第二》中有‘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之说，亦是表明礼与法有别；而‘表里也’的界说，又说明礼与法密不可分，如同表与里。至于‘以礼信亲诸侯’之‘礼’，则是指道德而言。但是《司马法》亦有将礼与法通用的迹象。就此而论，所谓司马之‘法’，亦可称之为司马之‘礼’。尤其是作为军礼，明显地具有法的意义，因为它一经产生，就具有某种强制性，实际上如同今日所讲的军事纪律。但是这种军礼（军法军纪）乃具有明显的道德意义，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他律意义的武德道德规范。如《定爵第三》中说：‘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谓之法。’就是说某些行为准则经过反复执行，行之有效，形成了规章制度，就成了法。显然，这种法就具有礼的道德意义。”
(2)“乃作五刑”三句：意谓设置五种刑罚，兴师发兵，征讨不义之国。乃，语助词，无义。五刑，指商周时期设置的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施子美曰：“乃者，继上之辞也。惟其礼乐法度有所不能化，然后五刑甲兵用焉。五刑者，墨、劓、剕、宫、大辟也。甲兵，兵也。《刑法志》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其次用鞭朴。’兵亦刑之大者也，兵刑之用，岂圣人乐为是？故不得已而以讨不义之人也。贤王之世，岂诚有不义之可讨乎？非真有也，设之以为备也。言此五刑甲兵，将以讨不义也。人知之，则将为义之归而无不义者也。非贤王不足以继文武之治，非文武不足以成太平之治。成周之时，贤王之治也。宗伯掌礼，司乐掌乐，其详见于六官之所考者，皆制度也。周之王者制此，将以为驭人之术也。有大司马之政，有大司寇之刑，皆作之兴之，以讨不义也。成周之时，未闻以甲兵而讨不义。其作之者，所以防于未然也。春秋战国之时，有请观周乐者，有问周室班爵禄者。礼乐法度之制，于此泯矣。而五刑甲兵之用，无日无之。故踊贵屦贱，铸鼎作书，鲁、卫相侵，秦、晋、齐、楚之师，无时不至诸侯之国。春秋无义战，信矣。”刘寅曰：“其次有贤王者，制礼乐与法度，乃作墨、劓、剕、宫、大辟五刑。礼，度数之节文，教民以中也。乐，声音之高下，教民以和也。古礼有五：吉、凶、宾、军、嘉。古乐有六：《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法，法则也。度，制度也。五，天地之中数；刑必用五者，盖欲民协于中也。”朱墉引黄皇肱曰：“贤王之初心惟以礼乐法度整齐斯民，不得已而用五刑，非其意也。使天下而皆能修其侯度，则兵亦可不用。奈不能不兴师，亦必告诸侯、告群臣、告祖庙，行有定期，集有定地，会于天子，明正典刑，入其国而吊其民也，如此诛其君而恤其后也，真能本于仁兼义勇智信而有之，而权亦行于其间矣。”又引纪燮曰：“制礼使人敬，制乐使人和，制法使人畏，制度使人守。”又引许济曰：“先王制礼乐法度，其心原只是要无刑止杀，但为有越于礼乐法度之外而为不义者，故不得不兴甲兵以讨之。”
(3)“巡狩省方”三句：意谓贤王巡视各诸侯国，视察四方民情，会集诸侯，考核出他们高低不同的政绩。巡狩，指天子巡视各诸侯国。省，视察。施子美曰：“人君以一身之尊，处九重之邃，垂旒蔽明，安能见万里之外？纩塞耳，安能听万事之多？又况南海北海，马牛有不及之风；大邦小邦，周戎有不同之索。人君将欲以周知天下之故，于此有巡狩之礼。孟子曰：‘巡狩者，巡所守也。’巡守之设，岂以略地而为鲁公之如齐乎？省四方，会诸侯，考不同也。先王之时，尝颁以度量矣，又尝颁以正朔矣。车则同轨，书则同文，固不容有不同者。得而考之，亦所以防之于不同之先也。巡守之设，有尝次以设其帷，有虎贲以夹王车，有诵训，有士训，有行人，皆人君巡守之礼也。于以省方，则采诗观民风，内贾观好恶。记《礼》所载，是也。狩于东，则会东方之诸侯，狩而南，则会南方之诸侯。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如《书》所载，是也。所以省方会诸侯者，将以考不同也。舜之时尝行是礼矣。五载一巡守，同律度量衡。叶时月，正日，谓之同，谓之叶，盖所以省方会诸侯而考不同也。成周之君，十有二岁，王乃巡守，而先之以同度量，同数器者，亦将以备王之巡守，而省方会诸侯考不同也。若夫春秋之世，斯礼不讲，晋侯召王，夫子恐君臣之礼不如是也。书曰：‘天王狩于河阳。’岂无意乎？”刘寅曰：“兴甲兵以讨不义之人，巡诸侯之所守，察方国之善恶，会天下之诸侯而考其有不同者，如《书》‘辑五瑞’及‘明试以功’之类是也。”朱墉《纂序》曰：“必先巡行诸侯之所守，而察方国之善恶，会集诸侯以考其礼乐法度之不同。”
(4)“其有失命乱常”五句：意谓对于那些违抗命令、扰乱法纪、违背道德、悖逆天道并且危害功臣的国君，就会通告各地诸侯，公示他们的罪行。施子美曰：“王者之兵不轻举也，罚以当其罪而不滥及也。方其会诸侯以考不同，其间有不同者，是必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人也。失命者，违上所令也。乱常者，其彝伦者也。与夫暴虚以残民，骄奢以纵欲，皆背德也。淫汩礼典，自用失时，皆逆天也。且夫妨功害能而危害有功之君，有功之君，似可安也，而反危之，斯人也必与天下共诛之。君者，诸侯也。司马温公曰：‘有民人社稷，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颁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谓之王。惟王者为能为天下除其害。然人君亦未之敢私也。盖师出无名，事故不成。名其为贼，敌乃可服。是以遍告诸侯，欲与同除其所恶。彰明有罪，所以著其恶也。”刘寅曰：“其下有违失上命，紊乱典常，反背道德，不顺天之时，而欲危殆有功之君。遍告天下诸侯，彰明有罪之人。”
(5)“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三句：意谓禀告上天的所有神灵，并向地上的所有神灵祷告，还到祖庙向先王祷告。皇天上帝日月星辰，指天上的一切神灵。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指地上的所有神灵。后土，地神。冢社，大社，指天子祭神的地方。造，到。施子美曰：“既告诸侯，彰明有罪，而天下之欲诛之者，固已属望矣。而圣人犹以为未也，又告之天神人鬼地祇，方其在天也，则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罔不举矣。天者帝之体，帝者天之用也。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吾从而告之，则在天之神，无不知矣。其在地也，后土神祇山川冢社，无不备举，四海山川冢社皆地祇也。而后土为大焉。吾从而告之，则在地之祇，无不知矣。不独告于上下神祇，而又且造于先王以陈其罪，使人鬼无不知也。既明其罪，告之鬼神祇矣，而始召于诸侯之师，以行其罚。武王伐商，昭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载祖木主而行。诸侯会者八百国，正此道也。记曰：‘征类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祢，受命于祖。’亦此意也。”刘寅曰：“乃告祭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祈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皇，天也，天以形体言，帝以主宰言。日者阳之精，月者阴之精。星，五星。木曰岁星，火曰荧惑，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土曰镇星是也。辰，十二次也。子曰玄枵，丑曰星纪，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寿星，巳曰鹑尾，午曰鹑火，未曰鹑首，申曰实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娄，亥曰陬訾是也。后土者，皇地祇也。四海，东曰沧海，南曰溟海，西曰瀚海，北曰渤海。神祇者，四海之神祇也。或曰：凡载在祀典之神祇也。山川者，名山大川也，如五岳四渎之类是也。冢社者，大社也。先王，如周文王、武王。造于先王者，告之祖庙也。”朱墉引《通义》曰：“盖惟王尽制，而德意未尝不行乎其间，亦一治也，而不能无奸民暴客，非五刑五兵之制，胡以禁而戢之？然而彼弥此作，彼寝此兴，此《司马法》所谓追慕于上古也。礼乐制度自王朝颁于侯国，天子巡行诸侯所守之国以考其不同。大一统之治也，有不同者便是失命乱常也。告于诸侯，声其罪也。告于皇天后土而及于先王，重其事也。”
(6)“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五句：冢宰，上古官名，六卿之长，统领百官。正刑，指实施严正惩罚。施子美曰：“知战之地，又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此兵之常也。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故惟天子乃可以讨有罪。冢宰征师于诸侯者，冢宰，太宰也，如山之尊，故曰冢宰。冢，大之上也。冢宰以统百官，均四海，为职者也。古者六军之将，皆六卿也。冢宰则六官之长也，入为卿，出为将，故冢宰召诸侯之师。然虽召其师，彼未知其何往也。故遍告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某年某月某日，某师至于某国，盖欲使之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可以某日而会天子。正刑者，明其征伐自天子战也，会出非臣下所专。”朱墉引《通义》曰：“大司马统六师平邦国，而征师布令乃出于冢宰。”李零说：“案此以上见《御览》卷六三六引，作‘先王之治，从天之道，设地之宜，乃作五刑以禁民僻，乃兴甲兵以讨不义，制瑞节以通使，巡狩省方以会诸侯，考不同，正礼月，正时历，名文章车服。比德逆天之时，乃征师于诸侯征之’。下面并有一段话与今本完全不同，作‘不会期，过聘，则刘；废贡职，擅称兵，相侵削，废天子之命，则黜；改历史、衣服、文章，易礼变刑，则放；娶同姓，以妾为妻，变太子，专罪，大夫擅立，关绝降交，则幽；慢神，省哀，夺民之时，重税粟，畜货，重罚，暴虐自佚，宫室过度，宫妇过数，则削地损爵’（此节又见《晋书·刑法志》引，作‘或起甲兵以征不义，废贡职则讨，不朝会则诛，乱嫡庶则絷，变礼刑则放’）。”黄朴民、徐勇在《〈司马法〉考论》（载《管子学刊》1992年第4期）一文中说：“在兴师程序问题上，《司马法》中有一段很具体的描绘：‘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子正刑。’它的真实性也可以通过有关史书一一得到印证和落实。如《国语》载，（宣子）曰：‘会宋人弑君，罪莫大焉。’于是‘乃使旁告于诸侯，治兵振旅，鸣钟鼓，以至于宋’。由此可证《司马法》所谓‘冢宰征师于诸侯’云云并非虚言。而《周礼·大祝》郑玄注有一段文字除个别之处外，与上述《司马法》的话基本一致。在可能是晚出的《礼记·王制》中，也有‘天子将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学’的说法。这表明，三代的兴师程序业已为先秦典籍所普遍记载。”
【译文】
后来社会风气变差，天子制作礼乐法度，设置五种刑罚，兴师发兵，征讨不义之国。天子还巡视各诸侯国，视察四方民情，会集诸侯，考核出他们高低不同的政绩。对于那些违抗命令、扰乱法纪、违背道德、悖逆天道并且危害功臣的国君，就会通告各地诸侯，公示他们的罪行。禀告上天的所有神灵，并向地上的所有神灵祷告，还到祖庙向先王祷告。这样做了以后，作为百官之长的冢宰会向各地诸侯征调军队，下令道：“某国国君行为不合乎道义，各诸侯国的联合军会在某年某月某日到达该国，会同天子，实施严正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