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1)；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2)；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3)；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4)；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5)；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6)。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7)。
【注释】
(1)“逐奔不过百步”三句：意谓追逐败逃的敌兵不会超过一百步，追击退却的敌兵不会超过九十里，这是用来彰显我军礼让的。奔，急走，溃逃。这里指溃逃的敌兵。纵，追击。绥，退却。这里指退兵。舍，三十里为一舍。施子美曰：“法曰：‘逐奔不远，纵绥不及。’杜预谓：‘古者名退军曰绥。’晋秦未能坚战而两退，故曰交绥。而卫公则极言其意，谓绥御辔之索也。我兵既有节制，彼敌亦正行伍，故出而交绥，退而不逐，各防失败也。李牧攻匈奴，一战而北，匈奴逐之，乃以两翼而胜。此逐奔之过，为人所胜也。晋人避楚三舍，楚人追之，为晋人所败者，此纵绥之过，为人所胜也。其节如此，所以为礼也。兵有以礼为固者，今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岂不足以明其礼乎？”刘寅曰：“奔，败北也。谓追人败北之兵不过一百步。纵绥，《春秋左传》注引此为‘从绥’，柳子厚文引‘七十而从心’亦作‘纵心’，是纵、从古通用也。绥者，御辔之索，乃六辔之总也。古者以军退为绥，谓从人退还之军不过九十里。《春秋左传》：‘晋赵盾命三军皆出，与秦战，交绥。’注曰：‘军退为绥。’谓秦、晋皆有备，各防其失，不战而两退，故曰交绥。盖两家车马将士严整，各执辔当阵，有必战之势，所以各防其失而交退。是以绥为不战而退军之名也。后篇又曰：‘从奔不息。’盖逐奔、从奔、纵绥三者意相似。辞让之心，礼之端也，盖良心发见而不可掩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非惟恐伤我之兵，又矜彼之败，不忍穷兵逐之，是又让之大者，乃所以明其礼也。惟仁义之兵如此，若后世乘人之败，有不解甲三日而追之者，非明礼之道也。”朱墉《纂序》曰：“古者追逐败北之兵，不过百步而止。从人退还之军，不过九十里而止，盖礼主于让，不忍穷兵逐北，其让可知，是以明吾之有礼也。”《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说：“‘逐奔不过百步’确实是一条古老的军事原则。战国诸子也有类似的记载。例如《孟子·梁惠王》：‘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为什么‘逐奔不过百步’呢？《司马法》说：‘是以明其礼也。’这是西周时期道德和礼制在战争中的反映，其军事的原因是，西周以前，一方面由于战争目的很单纯，往往只要求对方臣服，双方各倾其全力，一次交战，即可决定胜负，不需要作大纵深的追击；另一方面，当时以车兵与步兵混合编成的广正面大方阵，不但进攻时要求‘军旅以舒（缓慢）为主，舒则民力足，虽交兵接刃，徒不趋（步兵不快步走）、车不驰（车不急驰）’，而且追击时，也要‘逐奔不逾列（不超出行列）。是以不乱’。这就是说，在追击溃退的敌人时，还是要求保持严整的战斗队形，因而就不可能作大纵深的追击了。到春秋战国以后，由于战争目的不同和军队装备的改进，这种‘逐奔不过百步’的原则就逐渐被打破了。‘纵绥不过三舍’，也是一样。纵绥，指的是在战场外追蹑主动退军之敌。舍，古代称三十里为一舍，即是军队一天的行程。这是由当时军队的技术装备所决定的。日行三十里，人马都可保持充沛的战斗力，超过这个限度是危险的。《孙子兵法·军争篇》说‘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所以，军队连续急行百里，是当时兵家大忌。这也由于军队装备技术的改善，而逐渐被废弃了。例如春秋后期邲之战，楚军长驱直入，追得晋军，‘争舟而逃’，‘逐奔’何止百步？吴楚柏举之战，吴军紧追不舍，五战五捷，直入郢都，‘纵绥’岂止三舍？所以说‘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西周及其以前的一条古老兵法法则。”黄朴民说：“本篇（注：指《仁本》）的重大学术价值在于，它较多地保留了春秋以前的‘军礼’内容，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成列而鼓’‘争义不争利’‘又能舍服’，等等，为我们今天研究春秋以前的战争、军制和军事思想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文献资料依据。”
(2)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意谓不让失去作战能力的敌军陷入困境，怜悯他们的伤病员，这是用来彰显我军仁爱的。穷，使……陷入困境。施子美曰：“人之有能有不能，不能而强之，则人必死其所不能矣，岂仁也哉？人之调卫不时则有病，临敌决战则有伤，不能哀怜之则失其所谓爱，岂仁也哉？吴子教战之法，使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此不穷不能也。至于为卒吮疽，同甘苦，此哀怜伤病也，皆仁也，故以明其仁。”刘寅曰：“不穷追其不能，而哀怜被伤及患病之人。若秦、晋战，秦人将潜师而遁，赵盾欲薄之于河，赵穿胥甲当军门呼曰：‘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赵盾闻之，遂不薄秦兵，即此意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良心善端之发见者，乃所以明夫仁也。”朱墉《纂序》曰：“不穷逼其不能战，而哀怜被伤及患病之人，是以明吾之有仁也。”
(3)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意谓等敌军摆好阵势，我军方可击鼓进攻，这是用来彰显我军诚信的。成列，指摆好阵势，布阵完毕。鼓，击鼓，鼓声为进攻信号。施子美曰：“师之耳目在旗鼓，一鼓不当则众心疑，成列而后鼓，岂不足以示信乎？然宋襄公泓水之战，不鼓不成列，似信也，何以致败？襄公非行仁义之资，而欲使区区一鼓以取信于人，又安知其信之所在？然则襄公之不鼓不如鼓，儳者之为知权也。”刘寅曰：“兵成行列，然后鼓之而进，不乘人之不及，不掩人之不备，此所以明其信也。信者，以实之谓。”朱墉《纂序》曰：“必待敌成行列而始击鼓以进，不乘人之不及，不掩人之不备，是以明吾之有信也。”《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说：“所谓‘成列而鼓’，就是说，等双方都摆好阵势后，才擂鼓开始进攻。这也是一条古老的兵法原则。公元前645年，韩原之战，晋侯使人请战，秦穆公衡铜戈出见使者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忧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将亲见。’就是说：你不来我还担忧，你来了但还未摆好阵势，我不敢忘记‘不鼓不成列’的原则。现在你既已摆好了阵，那么，你就整顿好行列，我就要亲自率军出战了。七年之后，公元前638年，泓之战，宋襄公还坚持‘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结果遭到惨败。子鱼曾尖锐地指出：‘勍（强）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可见当时这条古老的兵法原则，已经过时，但还有人不知变通，固执旧法，致遭失败。迄至春秋后期，才完全被抛弃了。《孙子·九地篇》明确地指出：‘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子鱼的主张，正式成为兵法原则了。”《武经七书注译》说：“成列而鼓，就是说，等双方都摆好阵势（队形），然后才发出进攻的号令。这不完全是为了守信用，而是由于西周以前，军队都以战车为主，辅以少数步卒，列成宽正面的密集方阵。这种方阵，无法通过复杂的地形，因而双方都要求在平坦开阔的地形上交战，也不可能发动任何战术上的突然袭击。战斗的胜利，取决于严格保持自己队形的整齐，而冲乱敌人的队形，追杀其散乱的士卒。所以，双方都要在开阔地形上摆好阵势，再行交战。《汉书·艺文志》说：‘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这一段话就是说，西周以前，交战双方都‘成列而鼓’。《司马法》中所记载的‘明其仁’‘明其义’‘明其礼’等，是当时的政治口号，春秋战国以后，由于步兵的数量增多，兵器的杀伤力加大，军队的机动力提高，战术上的灵活性也随之增高，所以就出现了‘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的时代。公元前638年，泓之战，宋襄公墨守成规，固执这一过时的战法，以致失败，传为笑柄。至春秋末期《孙子·九地》则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
(4)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意谓争大义而不争小利，这是用来彰显我军正义的。施子美曰：“人皆知利之为利，而不知义之为利，其利大矣。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苟不知义之利，而惟利是争，吾恐其未见利，而先被其害矣。法曰：‘战必以义。’非为利也。高祖入关，秋毫无所犯，欲以与天下与讨杀义帝者，利耶义耶？智者之义可知也。”刘寅曰：“但争义而不争利，此所以明其义也。如葛伯放而不祀，汤使遗之牛羊；他日又不祀，汤使人往为之耕。葛伯杀一童子而夺其黍肉，汤兴兵伐之，但为其不祀及杀是童子而征之耳。此争义而不争利者也。”朱墉《纂序》曰：“兴兵责问大义，不争小利，是以明吾之有义也。”钮国平在《读〈司马法〉札记》（载《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一文中说：“‘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或以为这种战法是古代军队装备、技术落后所造成的。按：《司马法》在这里所说的战法，是特指周天子对破坏封建制秩序的诸侯所采用的战法。封建制是西周王朝赖以建立的政治体制。武王克殷，大功未集，为着巩固政权的目的而建立封建制。其后的成王、康王并为此努力不懈，《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就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其实，当时封建之国，不仅有兄弟之国，还有姬姓之国、异姓之国，所以《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可见当时的封国是很多的。在封建的政治体制之中，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礼记·王制》说：‘王者之制爵禄：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周礼·夏官司马》又说：‘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周天子是诸侯之君，靠爵禄、土地换取诸侯的拥护、纳贡；诸侯是周天子之臣，靠拥护、纳贡换取周天子的爵禄、土地，这种互相依存的政治体制一旦失去平衡，就会引发战争。在这种情势下，周天子如何使用武力来维持和恢复原来的政治体制呢？‘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以明其礼也’；‘成列而鼓，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以明其义也’。可见这是一种怀柔战法。这种战法以惩罚、教训为手段，目的是使违命的诸侯改恶从善，继续忠实履行向周天子臣服纳贡之职，从而进一步巩固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政治体制，让周王朝长治久安。这种怀柔战法，正是一种为西周特定的政治体制所需要而设计的特殊战法，而不是由于军事装备、技术落后所造成的。《司马法》对西周怀柔战法的概括，为今人研究中国战争史上怀柔战法的根源性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范例。”
(5)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意谓能赦免投降的敌人，这是用来彰显我军勇敢的。施子美曰：“高祖不杀子婴，天下莫能与抗。光武不杀盆子，天下莫与之敌。夫人已降而杀之，不祥。服而舍之，所以示勇也，岂不足以为勇乎？勇也者，非暴也，所谓神武而不杀者也。郑，小国也，许服而舍之，君子与之，其勇为如何？乃若白起坑秦卒，李广杀已降，勇者固如是乎？故曰祸莫大于杀已降。又曰降者勿杀，服可不舍乎？”刘寅曰：“人既服降，又能舍之不杀，此所以明其勇也。《春秋传》曰：‘叛则伐之，服则舍之。’是也。”黄朴民、徐勇在《〈司马法〉考论》（载《管子学刊》1992年第4期）一文中说：“‘服而舍之’是古‘军礼’中的又一项重要原则。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指导者，其从事战争所追求的是战而服诸侯的旨趣与境界。这就是说，当时战争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武力威慑和有限征伐的手段，树立自己的威信，迫使其他诸侯臣服于自己。这一目标既已达到，就偃兵息武，停止军事行动，而给予敌方以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这在《左传》等先秦典籍中有充分的反映，《僖公十五年》云：‘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文公七年》云：‘判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宣公十二年》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说的都是这个意思。而《司马法》在这一问题上，同样透露了古军礼的这项原则：‘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
(6)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意谓能够预见与敌作战的开端与结局，这是用来彰显我军智慧的。施子美曰：“《易》曰：‘知始终之变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盖无所不知之谓智。智之所极，可以穷天地，可以极鬼神，况于始终之义？始而知兵之可用，终而知兵之可寝，此智也。一说始知兵之可用，终知兵之必胜，智也。汤以天锡之智，伐夏兴商，其知终知始为如何？苻坚妄举伐晋而卒以败亡，何智之有？”刘寅曰：“知事之所以终，知事之所以始，此所以明其智也。”
(7)“六德以时合教”三句：意谓按时集合民众，教导以上述礼、仁、信、义、勇、智的六德思想，并将其作为约束百姓言行的原则，这是自古以来的军政要义。政，军政。合教，《群书治要》卷三三、《太平御览》卷二七〇引作“合散”，“教”与“散”形近。李零说：“今本疑误。‘合散’应指作不同的组合，或用比，或用彼。”施子美曰：“是六者以时合教为民纪之道也。德不兼备，不足以教民。教不素讲，不足以统众。礼、仁、信、义、勇、智，此六德也，一或不备，不足以教民。然德既备矣，苟不因时而教之，则无以素服其心，于人心不易统也。惟备其德而教之有素，岂不足以为纪纲而以统众耶？传曰：‘君子为国，张其纲纪。’又曰：‘以纪万民。’况兵之为教，其不以是为纪哉？凡此皆古之政也。以政言者，司马夏官也，兵政之事也。法，司马之政也，岂得不谓之政？自古之政也。有四政同，其为政则不同，此以教言，若三者则皆战事也。”刘寅曰：“六德者，礼、仁、信、义、勇、智也。六德以时会合其众而教之，先王修为民纪之道。此乃自古之政也。”朱墉引周鲁观曰：“六德本民性中所自有的，不教则有所拘蔽而浸失者，惟教以时出则农业不妨，德以教启而天良各遂。”又引《开宗》曰：“此言未战之先因时预教之事。”徐勇说：“本篇提出了以‘礼’与‘仁’为核心的‘六德’——礼、仁、信、义、勇、智。这是为政者、为将者必须身体力行的品德。类似提法在《左传》《论语》中经常提起，表明儒家在宣传其礼法仁学的过程中，完成了对明君贤将的人格理想的塑造。这种人格理想的塑造，不是凭空构想的，而是在追忆古军礼、排比古战例的基础上按儒家人格理想加以确定。有人认为‘这些都形成了后世儒将的基本品格’，其语固然不错，但须知各代儒将对人格理想的具体要求是因时代风气而异的。以‘信’为例，《司马法》主张‘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孙子》也讲‘信’，主要是指赏罚有信，至于宋襄公‘不鼓不成列’的蠢猪式战法，《孙子》是不取为法的。《司马法》的成书虽不比《孙子》早，但其史料上限却比《孙子》早得多，旧‘军礼’的思想自然有所残留。”王联斌说：“关于军人的武德体系，《孙子兵法》提出了‘智、信、仁、勇、严’五德说，《司马法》提出了‘礼、仁、信、义、勇、智’六德说。所不同的是前者‘五德’是对将帅的武德要求，后者‘六德’是对全体军人的要求；前者有‘严’，后者少‘严’而多‘礼’‘义’。《司马法》也许反映了战国时代的文化特征。战国时代，‘义’的影响有逐渐扩大之势，诸子百家大多都能将其融入自己的学说之中，如《墨子》专设的《贵义》篇，吴起的‘义兵’说，孙膑反对‘战无义’，《商君书》的‘述仁义于天下’，尤其儒家，不仅重‘义’，而且对‘礼’尤为重视，如孟子的‘仁义礼智信’，荀子的‘隆礼’等。《司马法》和《荀子》，兵儒合流的趋势更为明显。其实，孔子应该说是这种兵儒合流的开启者，而荀子是集大成者，这为后来的《吕氏春秋》的兵儒大合奠定了文化基础。”陈宇说：“《司马兵法》所反映的在战争中显示‘六德’，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决定的，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以现今社会的眼光看，‘六德’似乎不可理解，但在春秋中期以前，战争中实行‘六德’却是真实情况的反映。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主要是以武力相威胁，战争更多的只是打垮对方，令其屈服，而不是把对方消灭。这在记录当时战争的《左传》一书中，可以找到不少的例子。如晋文公五年（前632）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城濮之战，在战前，楚军统帅令尹子玉不顾楚军已由优势变为劣势的情势变化，愤怒地率军北上求战。晋文公重耳下令全军退避三舍（90里），避其锋芒。晋军军吏不理解，认为晋国以君避臣，是耻辱。晋臣子犯向他解释说，楚成王当年对在外流浪的我君重耳有恩，重耳亲自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我军不退，是背恩惠，食前言，则我理屈，楚理直。我后退履行诺言，楚军子玉不退，是君退臣不退，理屈在楚军。于是晋军后退。所以当时公认晋军显示了己方的‘德’，晋军的行为是符合‘德’的要求的，‘能以德攻’（《左传·僖公二十年》）。”
【译文】
追逐败逃的敌兵不会超过一百步，追击退却的敌兵不会超过九十里，这是用来彰显我军礼让的。不让失去作战能力的敌军陷入困境，怜悯他们的伤病员，这是用来彰显我军仁爱的。等敌军摆好阵势，我军方可击鼓进攻，这是用来彰显我军诚信的。争大义而不争小利，这是用来彰显我军正义的。能赦免投降的敌人，这是用来彰显我军勇敢的。能够预见与敌作战的开端与结局，这是用来彰显我军智慧的。按时集合民众，教导以上述礼、仁、信、义、勇、智的六德思想，并将其作为约束百姓言行的原则，这是自古以来的军政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