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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秋就是冷雨季，晋城的阴雨天常常连绵数日。这种天气周太太是不愿意去上班的。早晨起来，她会敲聂倩的门，告诉她说自己腿有旧伤，阴天就疼，没办法下楼。这都没有关系。聂倩说自己有雨靴雨衣，反正也是要去。聂倩撑着门，楼道里有一股湿湿的土腥味。周太太身上还有护肤品的香味，她的脸上油亮亮发着光，那些水乳还没有被完全吸收。周太太纹了韩式半永久的眉毛，除了双眼皮格外下垂，倒也不算老态。她说着话的时候总有意无意往里探看，聂倩觉得自己像一本淫书，周太太想看却不敢正大光明地翻，总要偷偷窥视两眼。

几次下来，周太太大约感到不好意思，一定要约她去家里吃饭。

你一个人，也怪可怜的。自己不想做饭的时候就尽管来我家吃。

聂倩应和一声。再隔一阵子，周太太托她代班的时候又说。聂倩仍是应和。又过一阵子，周太太说周先生出差，晚上家里没人，两个人可以一起打个火锅。聂倩应了，自然也不去。周太太也没真当她会去。这世上不知道怎么就生出这么多没必要的社交废话。

丛睿起初在国外十分不适应，总是在晚上打来电话。聂倩觉得既然语言过得了关，又有什么困难可言。在国内丛睿也没有这样黏她黏得紧，他们是秉持着自由主义的夫妻，对对方的私生活互不干涉。多少年下来，两个人就处成了朋友关系。没有别的朋友听你倾诉吗？有一天聂倩问他。这问题有时候就在嘴边，但很快便滑到别处去。她不想叫丛睿尴尬。某种程度而言，她与丛睿之间，还是有爱的。对方有难的时候，另一个人多少是个依靠。他在她面前总表现出脆弱的一面，聂倩知道这是一份信任，但她毕竟还是希望男人有男人的样子。

好容易丛睿在巴黎熟悉了环境，抱怨的话讲得少了，两个人就讨论欧洲旅游的事。她买了几本书，抽空坐在馆里看看。看到聂倩在计划欧洲之行，周太太说自己三十年前就去过日本。那时候，能去日本的是真的有钱人。周太太说，现在出国都简单了，人人都能出去，没有什么稀罕。不像以前，那出国的含金量才真的高。

聂倩不拦自己的坏心眼。她问：当年周先生去德国，你为什么不跟着去？

周太太就无话了。

快入冬的时候，有天半夜，楼道里有动静，聂倩睡得浅，披起衣服走到猫眼前看，就看到几个人在周家门口推搡。猫眼太小，一个男人的背影正对着她的一只眼球。高大，纤细。套着开衫外套，头发长得茂密。背后扔着两只大皮箱。周先生将那人往外推搡，周太太抵着防盗铁门不肯松手。哐哐的声响在楼道里震动，每个人都不肯出声，是个默剧，偏偏动静极大。

聂倩本来是不愿意搅和进这些别人家的家务事的。这么大的响动，醒来的邻居恐怕也不止她一个，可明显没有人愿意管这鸡零狗碎。

抬眼看了一下挂在客厅的钟，凌晨三点多，她打算折回书房去看书，忍下心中想要继续看热闹的念头。有时她觉得，自己一直想要克制内心十分庸俗的一面，尽量不要在别人故事的边缘看那些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事件。

正要掉转头的一瞬，就听见一声巨响，像挨了一颗炸弹，也好似爆裂了一根蒸汽管，整栋老房子的灰泥墙粉几乎要跟着这轰隆声噼啪往下掉。她只好重新凑近去看那猫眼。大约是两只行李箱朝楼下滚去，一只野兔子跳跃着，另一只紧跟。她看不到它们，只能想象它们前后左右一蹦一跳下楼的情形。高个子男人松开了手，周先生脱了力，整个人往后栽倒，上身压住了周太太，她的脑袋重重地磕在旧式防盗铁门上。

晋城的黑夜，并不如想象般漆黑一团。路面上，到处都有灯。有一些商店的外面，已经竖起了圣诞树，彩灯从树尖绵延至玻璃橱窗的上沿，花花绿绿闪烁不停。聂倩开了暖风，车里还是不够热，后视镜里，周家夫妇并排坐着，中间却隔着距离。周太太的头朝车窗偏去，像一根头重脚轻的豆芽。她头部没有出血，但昏厥了半刻，他们开出学校大门的时候她醒了，闹着回家。聂倩说，不管怎么样，还是去医院做个检查，有事没事，心里有底。

达利坐在她的身边，身上有一股青草或者染湿了的松枝的味道。她不方便看他的脸，只觉得他高，瘦，白。他穿着牛仔裤，双手放在膝盖上，身上透着湿冷，像是刚从水底浮上来的水鬼。聂倩又往后视镜里看了看，周先生直视前方，没有表情，眼睛里却有一份偏执的锐利，他的眼袋特别大，现在更往颧骨上耷拉下去。聂倩不想再看下去，收回了视线。

他们一路上都没有再说话。

自那晚开始，周太太就有意躲着聂倩，直到时间将尴尬缓缓瓦解。时间真好，越往后越显现它的力量。当她不再反抗，时间就总能想办法解决她解决不了的事情，再疼痛难忍的时刻，也都会被时间改变。终于终于，她感觉到自己正式进入退休倒计时，生命的倒计时。自打暂时性休克之后，她有了更合理的托词，去馆里的次数越来越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觉得聂倩看过了他们身上丑陋的疤痕，她反倒在自尊受挫之余，多了一份放松，这是古怪的对立和谐。聂倩一切照旧，并没有额外打探那晚的事，这一点也让她在她心中多少可亲起来。很快的有一个叫杨乐乐的古籍刊本硕士生来馆里实习，分配给大小王，自此之后，两个男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别处了。周太太努力克制，还是忍不住用一种我还是比你清楚的语气对聂倩说：年轻就是好啊。

原是想要刺一刺聂倩，可这句话说出来，周太太倒觉得自己的嘴里泛出苦味。这些年常常觉得嘴里苦涩，上火感冒的时候，嘴里的苦味就总不消退。年纪大一点以后，对苦的忍耐度好像加深，比如吃药，药片放进嘴里，舌头也不必卷起，也不再慌慌张张找水喝，可以慢慢举杯，缓缓送下。药也喝得越来越多，这些年他们夫妇开始一起镇定地喝药，已经不再像三十多岁时有一点病就着急忙慌，现在吃多少片似乎都已经没有多大关系。

周太太举着杯子喝水，想起小时候每一次吃药都要在事后放一颗糖进嘴里。后来达利也怕苦，每次吃药后嘴里不放糖，放的是巧克力。他小时候，她常常买巧克力，巧克力是这样一种东西，如果她不能深刻地了解到他的需求，那么巧克力总不会错。这是她对他最牢固的把握。可是他现在连巧克力也不喜欢了，茶几上放着的糖果盒他一次都没有打开过。

有进口巧克力。她说。

知道了。他回答。和从前一样，她一听就听得出来他的敷衍。

达利说他不愿意继续留在德国，他们夫妇并不同意。可他已经折射出一个讯息：他的一切都将与他们无关。这她不能接受。就连逢年过节他们也不像别人的父母家人盼着孩子回家，现在不像旧时千里迢迢多有不便，只靠一根电缆就能够如在眼前，想儿子时就通通视频电话，说得最多的也是：安心在那里待着，回国干什么，来回折腾浪费钱。

那晚，当她打开那扇铁门看到达利时她就知道，一切都完了。她从来不具备掌控力，连自己都无法掌控更何谈他人。

不回去就不回去吧。她退一步想。居留权拿不到就拿不到吧，现在出国又不像从前那么难办。她安慰自己。她溯本寻源，想他们为什么坚持一定要让达利留在国外。想来想去，只有一张朦胧的镜像，只能映照出自己的脸庞。

周先生去过了，她没去过。他们都没有在那里留下来，留不下来似乎就是无能的证明，就跟他们从金辉小苑走不出去一模一样。

就这样回来了也没关系。她想，达利还年轻，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她安慰自己。她从达利的房间腾挪出来，第二天看到摆放蝴蝶标本的地方换了一个画框。画面中心描绘了一张变成果盘的脸，而果盘又是装满画布其余部分的狗的一部分。狗的头从山地上劈开，眼睛是穿过岩石的隧道。由三个拱门支撑的桥形成了狗的项圈。碗里的果实也可以看作是女人头上的卷发和狗背的一部分。女人的嘴和鼻子的尖端不仅是碗的底部，而且是穿着打扮的女性身体，坐在海滩上，背对着观众。她原想问问达利这画是要表达什么意思，转念作罢。她恐惧他的冷漠。她关上房门，把那个女人合在门缝之后，看上去——是年轻的肉体。

自己有没有年轻过呢？似乎想不起来答案了。然而年轻总好像和男人有关。她的心底有一个男人，不是周先生。很多年后，因为达利上高中的事儿他们再次有了联系。那个人说，对不起。她对那个人说，去庙里拜拜的时候我都会帮你祈福。

她明明白白知道他们记忆的体量不一样。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回忆如果多于对方对他的回忆，首先是因为记忆能力因人而异，其次是因为他们对于对方的重要性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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