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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尔弗雷德是在一次高山草甸的徒步旅行中认识的。徒步是达利唯一自我救赎的方式。在德国也并不是没有朋友，虽然经受了孤独，但他并不孤僻，甚至在外人看来，还有一点幽默。只要不和中国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似乎就会轻松很多。至少那时候他是那么觉得的。他克服着社交障碍，除了学业之外，连课外活动也积极地参加，甚至是学校管乐团的黑管演奏者。在慕尼黑的第三年，他租了一个独居的老先生独栋房子的一层，一间自己住一间放些垫子，每周二和周四教人做瑜伽。小学四年级之前，他一直在学习芭蕾，这让他的身体很软，软得像一团海参。来学瑜伽的人并不多，收入仅仅勉强够他支付相应的房租，但是他一直在坚持，这几乎是他唯一能够放松自己的时刻。

冷中生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伴生中生的多年生杂类草，在眼前密密匝匝地铺开，植物种类繁多，莎草科、禾本科以及杂类草都很丰富。脚落在这些植物上，衣摆蹭着绒须而过，达利有种落在实处的安慰。植被群落结构简单，层次不明显，生长密集，植株低矮，有时形成平坦的植毡。领队一路解释着他们能够看到的草本植物和小灌木以及下层常有的密实的藓类，形成植被的茎层。蒿草、羊茅、发草、剪股颖、珠芽蓼、马先蒿、堇菜、毛茛属、黄芪属被他们踩出一片沙沙的声响。他始终更热爱此时此刻的触感，对于母亲总是拿来说的古化石不感兴趣。

山上到处都是小动物，欧亚红松鼠和松貂偶尔可见。达利不再记得那本画着松鼠的百科全书，因为他后来有了很多本同样类型的书。他从小对生物感兴趣，他隐隐约约记得的。后来他不再敢于表现他有兴趣的一面。因为兴趣会被覆盖。周太太买了很多国外出版的书给他读。有一些一整套要一千多块钱，周太太狠狠心都买了来。每买一次，周太太都会告诉他价格，小时候他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来他猜她大概想要告诉他，我对你的爱值这么多钱。钱可以用来衡量爱吗？大概是可以的。以前会有人说，哇，你妈妈给你买这个，羡慕死了。他也会因为这些话心中腾起一点骄傲，这些虚荣是对更深层次的压力的缓解。许多套书除了有限的几本，他对剩下的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几乎连翻也没有翻过。倒是周围的同龄人，常常来他这里看书。书被几双手翻烂了。周太太等孩子们走了就说，花了这么多钱，就是叫别人来看的，你说说你是不是糟蹋钱。

每每如此，孩子们走了之后，就是他紧张的最高峰。这还真是讽刺。孩子们来看书会带给他趋于两极的体验，这就是他为何不能放手的原因。大多数时候同学们走了之后，周太太就会叫他进屋读书。张博士和王博士家的孩子都看了什么，他也必须看。晚上还有测试。周太太举着一本书，随意地翻着，当知识点一般考着问题。他答不下来。不但周太太冷了脸，连周先生也是。重复的苛责会在晚餐期间到来，他们在餐桌上没有别的说的，只好讲他的事情作为最重要的交流。达利常常把头低下去，想要塞进面前的饭碗里。他从小胃口不佳，都是吃饭时养成的坏习惯。

下山时他不小心踩到了一块滑石，跌了一跤。这一跤让阿尔弗雷德和他成为了朋友。他帮他背了一段行囊。实际上除了尾椎骨隐隐刺疼之外，没有大碍，但是阿尔弗雷德一直帮他把行李背到了车站。他住在距离慕尼黑三十多公里的一个小镇，坐火车半个小时就可以进城。他是那个镇子上唯一的游泳教练，有生物硕士学位的游泳教练。

你的家人同意你做这个？达利问。

为什么不可以？只要我能够赚到自己生活的钱。阿尔弗雷德说。

达利很想问问他能够赚多少钱，因为他想知道赚多少钱才可以让父母对孩子的人生选择不置一词任其发展。但这些话他从来没有开口问过，他有他的教养。这个教养就是你心里再想知道别人有多少钱你都要装作不想知道。然后你就总会对对方做出估量评分直到你能够算出数额，这个魔咒才会解除。

后面他们常常相约徒步，有时候随团队，有时候就他们俩。达利也在周末坐火车去过阿尔弗雷德任教的游泳馆。那天阿尔弗雷德不在，他进城去见他的女朋友。达利走进那个室内游泳馆，发现只有三条窄窄的泳道。他在其中的一个边缘坐下来，看到泳池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看他。他觉察到了自己的失误。这是一个小镇子，从头走到尾不超过三十分钟，首先他是一个陌生人，其次他是一个特征鲜明的外国人，这样的特征很容易被传播，第二天阿尔弗雷德上班的时候就会有人告诉他一件奇怪的事：昨天这里来了一个没有肌肉的瘦高的亚洲人。他有黑色的头发和黄色的皮肤。

游泳馆简陋寒酸，连淋浴房也只有两只龙头，他没有下水，却还是冲了一个澡。水温不是很高，他的皮肤紧缩，他身上的每一块肌肉也在紧缩。走出游泳馆时，他觉得自己蠢得可笑，他看着面前碧绿的田野，发现春天已经到来，再有几个月，他就要回到中国。他决定了，这一次他一定要回到中国。

在回程的火车上他收到了阿尔弗雷德的消息，他问达利要不要晚一点在城里见个面，那时候他会带上他的女朋友，他想要介绍他们认识。女朋友在CELINE柜台做导购，常常会接待一些中国客人，会说简单的中文。如果达利有朋友去买包，她可以给出更优惠的价格，当然也希望他多多带人来。

达利说自己很忙，没有办法见面，祝他们周末愉快。他放下手机，心脏酸涩得发疯，嫉妒和焦虑几乎要把他绞磨成肉屑。但隔几天他发信息给阿尔弗雷德，说他要买一个包给自己的母亲，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士，让他的女朋友帮着挑一款。阿尔弗雷德没有回信息。他心里紧张起来，这个紧张无比巨大，笼罩了他的世界。又过了几天，他收到阿尔弗雷德的短信，如他预测的一样，他问他是不是去过他的游泳馆。

没有。他说。你为什么这么问？

没什么。阿尔弗雷德回答。但许久之后，他说：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两三周之后一个女孩子给达利打电话，问他还要不要CELINE包。他说要，于是他们约好时间在店里见面。那是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孩子，和他的初中同学爱丽丝竟然长得很像，有着黑黑长长的头发和蜜色肌肤。他想，他此前想象的都不对，原来她是这个模样的。她递给他一只包，说是当季的新款，比折后价格还便宜了五十欧。那只包很好看，他刷了信用卡，知道这是自己能够支付的最后一件物品。

女孩子在包装袋上用粉红色的丝带打了一个蝴蝶结，达利觉得在回国之前他只好将这个盒子供起来，不然美好的形式会被破坏。她送他出门，在尴尬的余韵中告别。

她对他说，她已经和阿尔弗雷德分手了。

他很意外，极力从女孩子的面容中拼读她剩余想要表达的内容，但她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再见，她说，随即转身走进了商店。

回家的路上他努力说服自己，花两万多块钱来见这个女孩子一面不是因为别的什么，而是因为他确实很想要带一份礼物给自己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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