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研究的地位
个案研究是对单个个体或极少数个体进行的深入细致的调查。个案研究信息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研究在某个特定领域进展到什么程度。从个案研究或临床经验中获得的见解，在某些问题的早期研究阶段或许比较有用，因为它们可以提示哪些变量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个案研究在开启心理学新的研究领域方面起到过关键作用[1]。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工作中有一些著名的例子。皮亚杰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儿童的思维并不只是成人思维的简易版或低级版，而是有其自身的结构。皮亚杰关于儿童思维的部分推测已经被证实，但很多还有待证实[2]。然而，对于我们这里的讨论来说，重要的不是皮亚杰的推测有多少得到了证实，而是要认识到，皮亚杰的个案研究尽管没有证明任何事情，但它为发展心理学家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富有成果的研究领域。是第5章和第6章将要介绍的相关研究和实验研究，为皮亚杰个案研究中提出的假设提供了支持或否定的证据。
当我们从科学研究的早期阶段（在此阶段个案研究可能是非常有用的）进入更为成熟的理论检验阶段之后，情况就大为不同了。由于个案研究在某个特定理论的检验中不能作为证实或证伪的证据，所以它在科学研究的后期阶段不再有效。原因在于，个案研究和见证叙述都是孤立的事件，缺乏必要的比较性的信息来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
弗洛伊德工作的局限性之一是，他从未迈出第二步，即从基于个案研究的有趣假设转向对这些假设的实际检验[3]。研究弗洛伊德的主要作家之一弗兰克·萨洛韦（Frank Sulloway）曾说：“科学是一个两步走的过程。第一步是提出假设。弗洛伊德提出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当时看上去极具说服力的假设，但他从未以真正的科学所要求的严格方式采取关键的第二步”[4]。
见证叙述与个案研究相似，因为它们都是孤立事件。依赖见证叙述证据的问题在于，几乎每一种尝试过的疗法都有见证的支持。因此，利用见证来支持任何一种特定的疗法都是错误的，因为所有相互竞争的疗法也都有见证提供支持。当然，我们想知道的是哪种疗法是最好的，但我们不能依据见证来决定。这是因为每一种伪科学的医学疗法都有真心相信的病人，他们会提供疗法“确实对他们有效”的见证叙述。例如，有大量的见证声称潜意识自助录音带（用低于听觉阈限的信息制作的录音带）可以提高人的记忆力或自尊，但是，在控制条件下进行的研究显示，这类录音带对记忆力或自尊没有任何作用[5]。
“其他可能的解释”这一理念，对于理解理论检验来说至关重要。实验设计的目标就是构建事件，以便在支持一种特定解释的同时否定其他解释。正如我们在第2章（可证伪性）所讨论的，只有当收集的数据排除了一些解释时，科学才能进步。科学为理论观点的自然选择创设了条件。有些理论观点经过实证检验留存下来，而另一些则被淘汰出局。那些保留下来的理论观点更接近真理。这是个磨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种理论观点被筛选出来，以便发现那些包含最多真理的观点。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有所取舍：为支持某一特定理论所收集的数据，不能同时支持许多其他可能的解释。基于这一理由，科学家在他们的实验中设有控制组（或称为对照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比较控制组与实验组的结果时，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如何做到这一点将是后面几章的主题。
个案研究和见证叙述都是孤立的现象。它们缺少必要的比较性信息来证明某一特定的理论或疗法更优越。因此，引用某个见证叙述或个案研究的结果来支持某一特定理论或疗法是错误的。如果这么做的那些人不指明他们提供的所谓证据其实也可以有大量其他的解释，那么他们就是在误导公众。简言之，针对某个现象的孤证具有高度的误导性。安慰剂效应的例子可以更具体地说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