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见证叙述毫无价值：安慰剂效应
几乎每一种医学和心理学设计发明的疗法都有一定数量的支持者，并且总能催生出一些发自内心认可其疗效的人。医学文献曾经记载了关于猪牙齿、鳄鱼粪便、埃及木乃伊粉末（以及很多更富想象力的疗法）的疗效的见证[6]。事实上，人们早已熟知，仅仅暗示正在接受某种治疗，就足以使许多人感觉病情好转了。
无论一种治疗方法是否有真正的治疗成分，人们都倾向于报告治疗对他们有帮助，这种倾向被称为安慰剂效应[7]。安慰剂效应的概念在电影《绿野仙踪》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仙女并没有真的给铁皮人一个心脏，没有给稻草人一个大脑，也没有给狮子勇气，但是他们都感觉更好了。实际上，由于只是近百年来，医学才发展出大量确实具有疗效的治疗方法，因此人们常说：“20世纪以前的整个医学史只能说是安慰剂效应的历史罢了。”
我们可以通过对生物医学研究的考察来说明安慰剂效应这一概念。在生物医学研究中，所有的新药研究程序都必须包括对安慰剂效应的控制。一般来说，如果在一组病人身上试验一种新药，就要组建一个患同样病症的对等组，给他们服用不含该药的药剂（安慰剂）。两组病人都不知道他们吃的是什么药。这样，当比较两组的结果时，安慰剂效应——即给予病人任何一种新的治疗都会使他们感觉更好的倾向——就得到了控制。仅仅表明接受新药的病人中有一定比例的人报告说他们的症状得到缓解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没有控制组的数据，就不可能知道这其中有多少病人这样说是由于安慰剂效应而不是药物本身的疗效。
安慰剂效应在抑郁症治疗中是29%（即29%的病人服用安慰剂后报告症状缓解了），在十二指肠溃疡中是36%，在偏头痛中是29%，在反流性食管炎中是27%[8]。安慰剂效应可以非常强大，以至于曾有报告说有人对安慰剂成瘾[9]，这些人需要服用剂量越来越大的安慰剂来保持他们的健康状态。研究发现，许多因肩袖肌腱撕裂而接受手术的人报告说，他们的疼痛消失了，尽管磁共振成像（MRI）显示他们的肌腱还没有痊愈[10]。最后，人们发现，所谓的“开放标记式”安慰剂竟然也可以治疗腰痛[11]。开放标记式安慰剂的情况就是，人们被告知他们得到的是安慰剂！
诸如此类的例子无疑解释了为什么接近一半的医生报告说他们故意给患者开安慰剂[12]。最后，安慰剂效应会受到情境预期的调节。有研究发现[13]，价格较贵的安慰剂比价格便宜的安慰剂更能缓解痛苦！
当然，在药物治疗的实际研究中，安慰剂控制并不是一种不含任何成分的药片，而是含有目前已知的对相关病症最有效药用成分的药剂。实验比较的目的在于揭示，新药是不是比目前最有效的药还要好。
你每次吃处方药时都会得到安慰剂效应的提示信息，下次吃处方药时（如果你非常健康，就看看你祖父的药吧！），仔细查看一下药物附带的说明书（或者登录药品制造商的网站浏览一下），你会看到关于它对所治疗病症的安慰剂效应的信息。例如，我吃一种叫作Imitrex（琥珀酸舒马曲坦）的药物来缓解偏头痛。该药附带的说明书告诉我，控制研究已经证明，在服用一定剂量的药物之后，57%的病人在两个小时之内症状得到了缓解（我就是这幸运的57%之一！）。但是说明书同时告诉我，同样的研究显示，这类偏头痛的安慰剂效应是21%——有21%的人在服药后两小时内症状得到缓解，即使他们服用的药物里是安慰剂而非琥珀酸舒马曲坦。
所有类型的心理治疗都涉及安慰剂效应[14]。许多有轻度至中度心理问题的人，在接受心理治疗后说他们的情况有所好转。然而，控制研究表明，这一康复比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安慰剂效应以及时间的推移[15]。后一种情况被称为自发性缓解。唐·雷德梅尔（Don Redelmeier）碰巧既是一名医生，也是一名决策科学家[16]。他在接受训练的早期，就对医生们经常自动地将病人的康复归因于特定的治疗而不考虑其他的可能性，感到很震惊。与此相反，他心想：“很多疾病都是自限性的，本来就会自愈。经受痛苦的人会去寻求治疗。当他们寻求治疗时，医生们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你用水蛭给他们吸血，他们的病情好转了。这能让人一辈子都相信水蛭的功效。你试了这种疗法，第二天他们好转了，这很有说服力”[17]。大多数具有疗效的疗法都是有效治疗成分和安慰剂效应的未知组合。但是，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对于安慰剂的积极反应并不意味着病人的问题是想象出来的。
在关于心理治疗有效性的研究中，确定安慰剂控制组的确切治疗方法，往往很棘手，但是这些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关注的[18]。重要的是要理解研究者为什么要将真正的治疗效果与安慰剂效应以及自发性缓解区分开。例如，研究表明，心理疗法确实优于只用安慰剂所产生的效果[19]。但是，使用了安慰剂控制组的实验也表明，仅仅引用报告病情好转的人的总体百分比，会大大高估只能归因于该疗法的改善程度[20]。问题就在于，得到见证叙述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当“感觉好转”的基础比率如此之高时，即使是毫无价值的治疗手段也会显得有效。简言之，无论干预的效果如何，只要我们进行治疗干预，安慰剂效应就有可能产生。问题在于，安慰剂效应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无论某个人使用的疗法多么荒唐可笑，只要是被应用于一大群人的话，总有一些人会乐于为它的效果做出见证（清晨头部击打疗法，每天使用让你神清气爽！给我寄10.95美元，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特制的、经过医学测试的橡胶锤）。
但我们确实不应该拿这种严肃的事情开玩笑。无端地依赖见证叙述和个案研究的证据，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第2章曾提到，为抽动秽语综合征的现代界定——将之定义为器质性障碍——作出了贡献的研究小组指出，对于个案研究证据的错误依赖，使得关于该病的解释被不可证伪的精神分析理论长期盘踞，导致在障碍的病理研究上无法产生真正的科学进步。正如退休医生哈丽雅特·霍尔[21]所说：“个人见证实乃证据之敌”（p. 58）。
在这一节中有一个“爱之深责之切”式的告诫，这也是为什么标题的一部分是：为什么见证叙述毫无价值。人们很容易相信见证叙述，它们很容易理解。对它们进行批判性思考需要付出努力，而许多人不愿意做出认知上的努力。但诚实的科学家和老师必须告诉学生和公众，见证证据这种受欢迎的办法，确实是毫无价值的。事实上，这根本什么也证明不了。正如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列维京[22]所言：“如果你把20个头疼的人带到一个实验室，给他们一种新的神奇头疼药，其中10个人好转了，你没了解到任何东西”（p.158）。你……没……了解到……任何东西。这很犀利，但的确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