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活性”问题
指出安慰剂效应的存在如何使见证叙述成为无用的证据，固然是件好事，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障碍，它阻碍了人们理解为何见证叙述无法作为某个主张的证据。社会和认知心理学家研究了人类记忆和决策中的所谓“鲜活性效应”[23]。当面临问题解决或决策情境时，人们会从记忆中提取与当前情境有关的信息。因此，人们倾向于利用更容易获得的、能够用来解决问题或做出决策的信息。强烈影响可获得性的一个因素，就是信息的鲜活性。
问题在于，再没有什么比真诚的个人见证——说某件事情发生了或某事是真实的——更鲜活、更能打动人了。个人见证的鲜活性常常令其他一些可靠得多的信息黯然失色。我们在购物前仔细收集了不同品牌的大量信息，最后却由于某个朋友或某则广告对另一产品的推荐，而在最后一刻放弃了自己的选择。买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翻看了《消费者报告》中对数千个消费者的调查之后，我们终于决定要购买一辆X品牌的车。又参考了几本汽车杂志之后，看到里面的专家们也都推荐X牌子的车，这更坚定了我们的选择。直到在一次聚会上，我们遇到一位朋友，他说他一个朋友的朋友买了一辆X牌子的车，结果是残次品，光维修就花了几百美元，而且决定再也不买这个牌子的车了。显然，这样一个个别案例本不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看法，因为我们是在收集了针对数千名用户所做的调查报告和众位专家的评判之后，才决定要买X牌车的。然而，我们中究竟有多少人能不过分看重这个个别案例呢？
设想一下，一个周五的早上，你在报纸上看到下面这个标题：“大型喷气式飞机坠毁，393人丧生。”天啊，你也许会想，多可怕的事故啊！发生了多么悲惨的事情啊！继续设想，在接下来一周的周四，你起床看到报纸写道：“另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失事，367人死亡。”“哦，不！”你也许会想。“不要再发生灾难了！多么可怕啊，我们的空运系统究竟是怎么了？”然后想象一下——请尽可能地想象——下一个周五，你起床后看到报纸上写着：“第三起空难悲剧：401人死亡。”不仅是你，整个国家都会抓狂。一场联邦调查将被启动，所有航班停飞，各种调查委员会成立，还有海量的法律诉讼被提起。各大杂志将会对此作封面报道，它还会在好几天内占据电视新闻节目的头条。电视纪录片将会对此主题做深度挖掘。这将引发巨大的骚动。
这并不是一个虚构出来的问题，它是真实的。每周的确都有大型喷气式飞机坠毁。其实不是一架喷气式飞机，而是很多小型喷气式飞机。好吧，也不是小型喷气机，而是小型交通工具。这种小型交通工具叫作汽车。在美国，每周都会有大约400人死于汽车交通事故（每年超过20000人），人数足够坐满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了[24]。在世界范围内，一天中死于车祸的人数就相当于2011年日本海啸中丧生的人数[25]。
美国每周在高速公路上死于车祸的人数，相当于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的载员数，但我们对此漠然置之。为什么？这是因为“能坐满一架喷气式飞机的人死了”这一信息没有通过媒体以一种鲜活的形式传达给我们。因此，每周死于汽车交通事故的400人（加上每周死于摩托车事故的85人），对我们来说不具有鲜活性。我们在餐桌上不会像谈论一架喷气式飞机坠毁并且死了很多人那样谈论这些人。我们不会就汽车出行的安全性进行争论，但是，如果大型喷气式飞机每周都发生坠毁，并且每次都导致400人死亡的话，我们就会讨论航空交通的安全性。车祸中死亡的这400人不会上新闻，因为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统计学上的抽象概念。媒体不会为我们生动地呈现这400名死者，因为他们并不是死在同一个地方。相反，媒体（偶尔）给我们呈现一个数字（例如，每周400人）。这本应足够引起我们的思考了，但是我们对此毫无反应。与我们生活中的其他任何行为相比，驾驶汽车都是一种极端危险的行为[26]。然而，关于它的风险和相对应的收益，却从未有过全国性的大讨论。这对于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来说，是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代价？我们从不去问这样的问题，因为问题还没被意识到，而没被意识到的原因就是，代价没有像空难那样以鲜活的方式呈现给我们。
想想下面这个例子的荒谬之处吧。一个朋友开车30公里载你去机场，在那里你要乘飞机作一次1200公里的旅行。分别时，你的朋友可能会说：“一路平安。”这句临别赠言令人伤感又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你的朋友在回家的30公里路上死于车祸的风险，要比你飞行1200公里的风险高出3倍。这就是鲜活性问题，它解释了A对B旅途安全的祝愿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性，因为A反而比B面临更大的危险[27]。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美国联邦航空局（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虽然建议婴幼儿在飞机上有自己的座位（且附带经认可的儿童安全椅），但对此没有强制要求[28]。他们不这样要求的原因是担心如果强制为年幼儿童购买座位，一些父母会选择开车而不是坐飞机——这比让孩子坐在父母的腿上坐飞机危险得多。在我们日常的环境中，对孩子来说，没有比在汽车里更危险的地方了，然而很多父母根本无法正视这一事实。2016年，全球只有271人死于商业飞机坠毁，但有130万人死于车祸[29]。
鲜活性对判断的影响很难避免。以康奈尔大学为例，该校以学生自杀率高而闻名。我们必须问一问，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名声。我们不得不问这个问题，因为在统计上它并不是一所高自杀率的学校。事实上，其自杀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30]。康奈尔大学的这种名声与实际的统计数据无关——与实际的自杀频率完全无关。这与康奈尔校园的两侧都是冰川峡谷以及横跨其间的大桥有关[31]。毫不奇怪，这些大桥上经常发生自杀事件，导致交通堵塞，因为救援队要从峡谷里运回尸体，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自杀现场传来了生动的电视画面。药物过量不会引发类似的媒体报道。康奈尔的这一名声来源于鲜活性，而非统计数据。
人们根据媒体展示的鲜活画面做出错误的个人判断，这种情况在其他领域里也广泛存在。一些研究调查了父母最担心他们的孩子遭遇哪种风险[32]。结果显示，父母最担心的是孩子遭绑架，而这一事件发生的概率是1/600000。相比之下，父母并不太担心孩子在车祸中身亡的危险，然而这种可能性比遭绑架要高出几十倍[33]。同样，与被陌生人绑架和杀害相比，孩子在游泳池里溺亡的可能性要大得多[34]。显然，对绑架的担心大部分是媒体渲染的结果。相比绑架和鲨鱼袭击，车祸、意外、儿童肥胖和自杀对我们孩子福祉的威胁要大得多。由于媒体制造的鲜活性效应，我们的风险感知完全失常了。
事件呈现的鲜活性甚至可以影响我们对科学证据本身的解释[35]。一些研究表明，在认知神经科学中，如果科学实验的结论包括对结果进行总结的大脑图像，而不是描述相同结果的图表，则被认为更可信[36]。生动的大脑图像的影响是如此极端和无处不在，以至于记者称其为“大脑黄图”[37]。也有人称之为“神经营销”“神经迷思”和“生物谎言”[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