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心灵通过纯然的决心来控制其病感的力量
致宫廷顾问胡弗兰德教授先生的一封回信
我对您在1796年12月12日赠送给我《论延长人类生命的艺术》这本富于教益而又令人愉快的书所表示的感谢，甚至会是在指望一种长寿，这一点，您也许有理由从我在今年1月份的这一回信的日期推断出来，如果衰老不是本身就已经带有对一些重要的终结的延迟（procrastinatio）的话；这样的终结或许就是死亡的终结，死亡对我们来说总是来得太早，而人们有无穷无尽的借口让它等待下去。
您要求我对您的努力作出一个判断，即您“致力于以道德的方式处理人身上的自然的东西；把整个人，也是自然的人展现为一个要有道德性的存在者，并且指出道德陶冶对于到处都仅仅处在禀赋之中的人性的自然完善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此外，“至少我能够保证，这不是什么先期形成的意见，而是我通过工作和研究本身不可抗拒地被引入这种处理方式”。[1]——对事物的这样一种观点显露出的是哲学家，而不是纯然的理性匠人；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只是像法国修道院众领导人中的某一位那样，熟巧地（在技术上）如经验所提供的那样，为其医术得出理性所安排的实施手段，而是作为医生团体中的立法成员从纯粹理性得出这些手段，纯粹理性除了善于熟巧地安排有助益的东西之外，还善于智慧地安排同时本身就是义务的东西，以至于道德实践哲学同时提供了一种万能医学，它虽然并不在一切事情上帮助一切人，但毕竟在任何处方中都不能缺少。
但是，这种万能手段只涉及养生学，也就是说，它只是否定性地、作为预防疾病的艺术发挥作用。不过，这样的艺术以一种能力为前提条件，惟有哲学或者绝对必须预设的哲学精神才能提供这种能力。与这种精神相关的是最高的养生学任务，它就包含在如下题目中：
论人的心灵通过纯然的坚定决心来控制其病感的力量
证实这种说法的可能性的实例，我不能得自别人的经验，而是首先只能得自在我自己身上形成的经验，因为这种经验是从自我意识产生的，然后才可以去询问别人：他们是否在自己身上同样觉察到这一点。——因此，我发现自己不得不让我的自我来发言，这在教义性的陈述中[2]显得不谦虚，但如果这不涉及共同的经验，而只涉及我为了把某种并非每个人都自动地、无须引导就赞成的东西提供给他判断，而必须首先在我自己身上作出的一种内在试验或者观察，那就是值得原谅的。——要用我的思想活动的内在经历去为别人助兴，这会是该受指责的僭妄，因为这种经历虽然包含着主观的（对我来说的）重要性，但却不包含客观的（适用于每个人的）重要性。但是，如果对自身的这种注意和由此产生的感知并不那么普通，而每个人被要求这样做却是一件需要并且值得的事情，那么，以自己的私人感受来为别人助兴这种弊病至少就是可以原谅的。
如今，在我斗胆阐述我在养生学方面进行的自我观察的结果之前，我还必须就胡弗兰德先生提出养生学，亦即与治愈疾病的治疗学相对立的预防疾病的艺术之任务的方式作出某种说明。
养生学对他来说叫做“延长人类生命的艺术”。
他这样称谓，乃是得自人们最急切地期望的那种东西，尽管它也许会很少值得期望。人们虽然乐意同时有两种愿望：亦即长寿并且在这期间健康；但是，前一种愿望并不以后一种愿望为必要条件，相反，它是无条件的。如果让医院的病人长年累月地在其病床上忍受病痛、苦挨日子，并且经常听到他期望死亡能尽快地使他摆脱这种折磨，你们也别去信他，这不是他的真心话。虽然他的理性对他这样说，但他的自然本能要的却是别的东西。当他向作为解放者（Joviliberatori[解放者朱庇特]）的死神示意时，他毕竟一直还要求一个小小的期限，并且一直有延迟（procrastinatio）其不可更改的命令的一种托词。自杀者在狂怒中作出的结束自己生命的决定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因为它是一种被一直激化成为妄念的情绪的结果。——在为遵循子女义务而作出的两种应许（“愿你安康，并愿你长寿”）中，后者包含着更强烈的动机，即便在理性的判断中亦复如是，也就是说是作为义务，遵循这义务同时就是值得赞扬的。
尊敬老年人的义务真正说来并不是基于人们要求年轻人针对老人的衰弱所作的那种理所应当的照顾，因为它并不是他们应有的一种敬重的根据。因此，年老还要被视为某种值得赞扬的东西，因为人们承认要尊敬它。所以，绝不是因为德高望重之年同时就带有通过长时间的丰富经验所获得的智慧来指导年轻人，而仅仅是因为只要没有任何耻辱玷污它，一个人已活过这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能够这么长时间地逃避了有死性这种关于一个理性存在者所能够提出的最屈辱的说法（“你是尘土，也将归于尘土”），并且仿佛是赢得了不死性，我说，是因为这样一个人已活过这么长的时间，把自己树立为榜样。
与此相反，作为第二种自然愿望的健康，却情况有点儿糟糕。人能够感觉到自己健康（从对他自己的生命的舒适感觉出发来判断），但绝不能知道某人是健康的。——自然死亡的任何原因都是疾病；不管人们是否感觉到它。——有许多人，人们倒不是要讥笑他们，说他们总是病恹恹的，却从不会生病；他们的养生之道就是不断交替地离开又回到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他们在生命中尽管不是在力量表现上，但却在长寿上收益良多。但是，有多少我的朋友和熟人，我岂不比他们活得更长久，他们鉴于一种某个时候采纳的有序的生活方式而以完全健康自豪：然而，死亡的种子（疾病）不知不觉地在他们身上，濒于发展，而感觉到自己健康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有病；因为人们毕竟不能把一种自然死亡的原因称做别的，只能称做疾病。但是，人们不能感觉到因果性，为此需要知性，知性的判断可能有错；不过，感觉是不骗人的，但惟有在人们感觉到有病时才使用这个名称；可是，哪怕人们没有这样的感觉，但它毕竟会已经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于人身上，并马上发展；因此，缺乏这种感觉所允许人对自己安康的表述只是，他看起来是健康的。因此，如果回过头来看，长寿只能证明所享受到的健康，而养生学将首先在延长生命（不是享受生命）的艺术中来证明自己的技巧或者知识：胡弗兰德先生也是要这样说的。
养生学的原理
养生学必须不考虑安逸；因为对自己力量和感觉的这种照顾乃是娇惯，也就是说，它的结果是虚弱无力，以及生命力因缺乏锻炼而逐渐熄灭；就像生命力因过于频繁的使用而耗尽一样。因此，作为养生学原则的斯多亚主义（sustineetabstine[要坚忍并且节制]）不仅属于作为德性论的实践哲学，而且也属于作为治疗术的实践哲学。——这种治疗术在只有人心中的理性通过一种自己给予自己的原理来控制感性感觉的那种力量，在规定着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就是哲学的。与此相反，如果它到自身之外在有形体的手段（药物或者手术）中寻求帮助，来激起或者消除这些感受，那它就是纯然经验性的和机械性的。
温暖、睡眠和对无病之人的细心照料，就是对安逸的这样一些娇宠。
1.按照我对我自己的经验，我不能赞同如下规定：人们应当使头和双脚保持温暖。与此相反，我认为使它们保持清凉更可取（俄国人把胸部也归入此列），这恰恰是出于细心，以免让我着凉。——用温水洗脚，这当然比在冬季用差不多冰凉的水洗脚更为舒服；但用后一种做法，人们就可以避免在离心脏如此之远的部位里血管萎缩的弊病，这在老年经常会招致一种无法治愈的脚病。——使腹部保持温暖，尤其是在寒冷的天气中，这与其说是为了舒适，倒不如说是养生学的规定，因为腹部所容纳的是肠胃，它们要让一种非流质的东西通过一段长长的过道向前运动；过去的所谓腹带（一种保持下腹并支撑其肌肉的宽带子）就是为此所用，但真正说来却不是为了暖和。
2.长睡或者（一再地、通过午休而）多睡当然是同样多地规避不适，这种不适是生命在清醒时不可避免地带来的，而希望长寿，以便大部分用睡觉来度过它，这可是够奇怪的。但是，这里真正说来关键所在的东西，这种自以为的长寿手段，即舒适，在其意图本身上却自相矛盾。因为在漫漫冬夜里交替着醒来又入睡，是会麻痹和毁坏整个神经系统，并在一种虚假的休息中耗尽精力的，因此，舒适在这里是缩短生命的一个原因。——床是一大批疾病的巢穴。
3.老年时照料自己或者让人照料，纯然是为了通过避免不舒服（例如在坏天气出门）或者一般而言把自己能够做的工作转给别人来爱惜自己的力量，这样来延长生命，这种细心所造成的恰恰是其反面，即早衰和生命的缩短。——就连“长寿的人大多数是结了婚的人”[3]，也是很难证明的。[4]——在一些家族里，长寿是遗传的，与这样一个家族联姻大概就会产生这种家族特征。为了促进婚姻而赞扬婚姻生活使人长寿，这也不是什么坏的政治原则；尽管经验总是相对而言很少提供这方面的例证，即这样一些人在一起生活尤其长寿；但是，问题在这里只是涉及长寿的生理学根据，即自然是怎样规定的，而不涉及政治学根据，即国家的习惯怎样要求公共舆论与它的意图相符合。——此外，进行哲学思维，不是因此就当哲学家，也是防止一些不快的感觉的一种手段，并且毕竟同时是心灵的激动，心灵在活动时带有一种兴趣，这种兴趣是不依赖外在的偶然性的，并且正因为此，尽管只是作为游戏，却是有力的和真挚的，而且使生命力不致停滞。与此相反，哲学的兴趣在于理性的终极目的的整体（这个目的是一个绝对的统一体），它自身就带有一种力量感，这种感觉能够通过对生命价值的理性评估来补偿老人身体上的衰弱。——但是，新开启的扩充其知识的前景，即使不属于哲学，毕竟也提供同样的东西，或者提供某种类似的东西；只要数学家对此有一种直接的兴趣（不是作为对服务于别的意图的一种工具的兴趣），那他就也是哲学家，并在一种青春焕发、不尽延长的生命中享受着其力量的这样一种激发方式的好处。
但是，对于头脑有限的人来说，作为替代品，即便是在一种无忧无虑的状态中的纯然嬉戏，也提供几乎相同的东西，而且那些总是无所事事而又忙忙碌碌的人，通常也会长寿。——一位年事已高的男人对他房间里的许多座钟必定总是先后报时，没有一个与另一个同时报时大感兴趣；这使他和钟表匠终日有足够的事做，并且让后者有钱可挣。另一位发现饲养和训练他的会唱歌的鸟是充足的事务，可以填满他自己吃饭与睡觉之间的时间。一位老而富有的妇人在纺车旁靠插入无足轻重的谈话找到了满足，并因此而在年事很高时抱怨说，就像失去了一种好的社交一样，由于她从此再也不能感觉到手指之间的线了，她会有因无聊而死去的危险。
不过，为了使我关于长寿的讨论不至于让您感到无聊，并恰恰因此而变得危险，我要给谈兴就此设置界限，这种谈兴，人们通常即便不责备，也把它当做老年的一种缺点来予以取笑。
一、论忧郁症
胆怯地沉溺于自己一般而言病态的感觉，而没有一个确定的客体（因而不去尝试通过自己的理性去控制它们），这种软弱就是臆症（hypochondriavaga[游移不定的忧郁症]）[5]，它在身体中根本没有确定的位置，是想象力的一个造物，因而也可以叫做虚构性的臆症。在这种臆症中，病人相信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他从书上读到的一切疾病。这种软弱与心灵控制自己的病感的那种能力截然对立，亦即是沮丧，对人们可能遭遇的灾祸苦思冥想，不能在它们来临时抵抗它们；它是一种妄念，当然会以某种病症（胀气或者便秘）为基础，但不是像它刺激感官那样被直接感觉到，而是被虚构性的想象力假想成即将来临的灾祸；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折磨者（heautontimorumenos）[6]不是使自己振作起来，而是无谓地呼求医生的帮助；因为只有他自己才能通过他的思想活动的养生学，来消除不自觉地产生的烦人的表象，确切地说是关于那些一旦真的发生就无从应对的灾祸的表象。——对于有这种疾病的人，而且只要他有这种疾病，就不能要求他通过纯然的决心来控制自己的病感。因为如果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不是忧郁病人了。一个有理性的人不会得这样的忧郁症，相反，当他产生那些要发展成怪念头，亦即自己虚构出的灾祸的不安的时候，他就问自己，是否存在这些不安的一个客体。如果他找不到任何东西能够充当这种不安的有根据的原因，或者他看出即便真有这样一个客体存在，毕竟在这时也不可能做什么来防止其作用，他就以其内在感觉的这种要求回归正常，也就是说，他让自己的忧郁（它在这种情况下纯然是有位置的）处在自己的应有位置上（就好像与他无关似的），而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他要做的事情上。
由于我的胸部又平又窄，给心和肺的运动留下的空间不多，所以我有一种忧郁症的自然素质，它在早年几乎达到对生命的厌烦。但是，考虑到这种心灵忧郁的原因也许是纯然机械性的，而且无法消除，很快我就根本不把它放在心上了，而且在我感到压抑时，头脑中毕竟是宁静和明朗占主导地位，即便是在社交中也不是按照变幻不定的情绪（就像忧郁症患者通常那样），而是有意地和自然地向人传递这种宁静和明朗。而且既然人们通过在自由地利用生命时所做的东西，比通过所享受的东西更多地感到生命的乐趣，所以脑力劳动能够以另一种提升了的生命感，与纯然关涉身体的那些拟制对立。压抑对我来说依旧，因为它的原因在于我的身体构造。但是，就它对我的思想和行动的影响来说，我通过把我的注意力从这种感觉转移开来控制它，就好像这种感觉与我毫不相干似的。
二、论睡眠
土耳其人按照他们的预定论的原理，关于适度是这样说的：世界之初就为每个人规定好了他一生可以吃多少东西的份额，如果他大吃大喝来消耗自己微薄的一份，他能指望吃，从而存在的时间就更短了。这话在一种作为育儿学的养生学（因为在享受方面，就连成人也经常必须被医生当做孩童来对待）中也可以充当规则，即每个人一开始就被命运规定好了他睡觉的份额，而在成年时把过多的时光（超过三分之一）用于睡觉的人，就不能指望有很长的时间来睡觉，亦即来生活和长寿了。——谁要是把睡觉当做假寐（西班牙人的午睡）中的甜美享受或者（在漫漫冬夜里）消磨时间，把自己超过三分之一的时光用在这上面，哪怕是部分地（有间隔地）这样做，并非每天如此，他就一方面在程度上，另一方面在长度上错估了自己生命的量。——既然很难会有一个人去期望自己根本不需要睡眠（由此倒可以得出，他感到漫长的生命是一种漫长的痛苦，他睡去多少，就少承担了多少艰辛），所以，无论是对于感觉还是对于理性来说，更为可取的是，把这没有享受也无所作为的三分之一完全放到一边，把它交给不可缺少的自然恢复，但要精确地确定时间，确定从何时开始，持续多久。
※※※
不能在确定的和习惯的时间睡觉，或者不能保持清醒，这都属于病感；尤其是前者，即怀着这种意图躺到床上，却无法入眠。——从头脑中排除一切念头，虽然是医生通常给予的建议，但这些念头还会回来，或者其他念头取代它们，并保持清醒。惟一的养生学建议是，在感知到或者意识到某个兴奋的念头时马上把注意力由此转移开（就好像人们闭上眼睛，把眼睛转向另一边一样），然后通过打断每一个意识到的念头，逐渐地产生一种表象的混乱，由此对自己身体（外在）状况的意识就被打消，并出现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即想象力的一种不自觉的活动（这在健康状态中就是梦），在这种活动中，通过动物性组织的一种值得惊赞的技巧，身体在心灵运动方面松弛下来，但在生机运动方面却受到最内在的激发，确切地说是通过梦，尽管我们在醒来时不能记得这些梦，但它们仍不会不来，因为若不然，假如完全没有梦，当从表象的驻地——大脑出发的神经力量，不与内脏的肌肉力量相结合而起作用的时候，生命就一刻也不能维持。因此，大概所有的动物在睡眠时都会做梦。
但是，每个上床准备睡觉的人，都会偶尔无论如何想方设法来转移自己的念头，却仍然无法入睡。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在大脑中感到某种痉挛（抽搐状），这也与如下观察完全吻合：一个人醒来后比待在床上、哪怕此际醒着时身长大约多半寸。——由于失眠是虚弱的老人的一种毛病，而且左侧一般而言是更弱的一侧[7]，所以，我自大约一年来就感到这种抽搐的发作和非常明显的这类刺激（尽管不是像抽搐那样，肢体受到刺激而有实际的和可见的运动），我不得不按照别人的描述把这视为痛风症状，并为此去看医生。但是，在感到无法入睡而烦躁不安时，我便马上采用我那斯多亚主义的手段，把我的念头努力固定在某个由我选择的无关紧要的客体上，不管它是什么（例如，固定在西塞罗的名字上，它包含着许多附带的表象），从而把注意力从那种感受引开；这样，这种感受就会很快迟钝，而睡意就这样压倒它。任何时候，每当夜间睡眠小有中断而这类侵袭再现时，我都这样做，效果都同样好。但是，这绝不是想象出来的疼痛，第二天早上左脚脚趾显得通红，使我确信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许多痛风症状，只要享受的养生方法不完全与之相悖，甚至抽搐和癫痫症状（只是不适用于妇女和孩童，他们不具有这样的决心的力量），哪怕是被骂做不可治愈的足痛风，在其每次新发作时，都可以用决心（把自己的注意力从这样一种病痛引开）的这种坚定性来抵挡，并逐渐地完全消除它们。
三、论饮食
在健康和年轻状态下，享受方面最妥当的就是在时间和量上仅仅征询胃口（饥和渴）；但是，鉴于随着老年而出现的衰弱，某种经过检验的、被认为有益的生活方式的习惯，亦即一日如何做，就常年如何做，是一个最有利于长寿的养生学原理；但条件是，这种吃法在胃口拒绝时要有相应的例外。——因为在老年时，胃口拒绝大量的流食（喝汤或者许多水），尤其是对于男性。与此相反，它要求比较粗糙的食物和比较刺激的饮料（例如葡萄酒），既是为了促进肠胃的蠕动（在所有的内脏中，肠胃看起来最有vitapropria[自己的生命]，因为如果把它们活着从动物身上撕下来并且弄碎的话，它们就像蠕虫那样爬行，其活动人们不仅能够感觉到，而且甚至能够听到），同时也是为了促进这些部位的血液循环，它们由于自己的刺激性而有助于保持机体的血液循环运动。
但是，如果水自身不包含与血液适应的成分（葡萄酒就是这种东西）以及带有对血管的一种刺激使其运动的成分，那么，它在老人那里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在被吸收入血液后，走过其与血液成分的分离经肾到膀胱的漫长路途；但是，刺激性的成分在这种情况下是被当做药物使用的，其人为的运用正因此而真正说来不属于养生学。饮水的胃口（渴）的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习惯罢了，不要马上去顺从它，在这方面所下的坚定决心，就把这种刺激控制在对应当配给固体食物的流食的自然需要的尺度内，在老年甚至会由自然本能来抵制大量享用流食。由于这种过量饮水，人们也睡不好，至少是睡不沉，因为血液温度由此被降低了。
经常有人问：就像24小时里只睡一觉那样，按照养生学规则，是否在同样多的小时里也只能同意吃一顿饭？或者，在午餐时节制一些胃口以便能够晚上再吃岂不更好（更健康）？当然后者更消磨时间。——我认为，后者也在所谓的最佳年岁（中年）更为有益，而前者在晚年更为有益。因为既然为了消化，老年时肠胃工作的状态无疑比年轻时更慢，那就可以相信，前一顿饭尚未消化完毕，（在晚餐时）又交给自然一份新的工作定额，必定对健康有害。——以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把中午吃得足够饱之后还要吃晚餐的刺激视为一种病感，人们可以通过一种坚定的决心来如此控制它，使得它的发作逐渐地不再被感觉到。
四、论出自思维不是时候的病感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思维是一种营养，离开这种营养，当他清醒且独处的时候，他就不能生活。这种营养或许就在于学习（读书），或者在于构想（沉思和发现）。但是，在吃饭或者走路的时候同时苦苦思索某个特定的思想，让头和胃或者头和脚同时承担两种工作，前者将产生忧郁症，后者将产生晕眩。因此，为了通过养生学来控制这种病态，所要求的无非是让胃或者脚的机械活动与思维的精神活动交替进行，在这段（用于恢复的）时间里阻止有意的思维，听凭想象力的（与机械活动类似的）自由活动；但是，对于一位研究者来说，为此就要求思维时注意养生的一种普遍的坚定决心。
如果人们吃饭时没有同伴，同时在读书或者思考，就会出现病感，因为生命力被大脑的工作从人们使之承受负担的胃引开了。如果这种思考被与双脚耗费体力的工作（在散步时）[8]结合起来，也同样如此（人们还可以加上彻夜工作[9]，如果不是非习惯性地这样做的话）。然而，出自这些不是时候地（invitaMinerva[违背理智地]）作出的精神劳作的病感，毕竟不具有这样的性质，即不能直接地通过纯然的决心在瞬间消除它们，而是只能通过凭借一种相反的原则戒除这种习惯，来逐渐地消除它们，这里只谈前面的情况。
五、论在呼吸时通过决心来清除和预防病感
几年前，我还时常受到感冒和咳嗽的侵袭，这两种病症有时在去睡觉时发生，对我来说就更加不是时候。仿佛是被对夜间睡眠的这种干扰所激怒，就第一种病症而言，我决意紧闭双唇，完全用鼻子来吸气；我起初只能以一种微弱的嘶嘶声来做，而由于我并不放弃或者让步，气流就越来越强，最终完全顺畅，做到用鼻子来呼吸，这样我就马上入睡了。——咳嗽是一种仿佛抽搐性的呼气，中间伴有急促的吸气（不像笑时那样是一种连续的呼气），震颤着发出响声，就它而言，尤其是普通人在英国称为老人咳（躺在床上时发生）的那种咳嗽，对我来说更不是时候，因为它有时是在躺在床上刚刚暖和起来时发生，并且延迟入睡。要抑制这种由于张开嘴巴吸入空气刺激喉头而激起的咳嗽[10]，需要一种并非机械的（药物的），而仅仅是直接的心灵运作：即通过把对这种刺激的注意力使劲集中在某个客体上（就像在上述抽搐症状上一样）而将它完全转移，从而阻止空气的喷出；我清晰地感觉到，这样做把血液压迫到我面部，但此时由同一种刺激引起的唾液（saliva）却在阻止这种刺激的作用，亦即空气的喷出，并导致把这种水分咽下去。——这是一种需要相当大程度的坚定决心的心灵运作，但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决心的好处也就更大。
六、论这种紧闭双唇呼吸的习惯的结果
其直接结果就是：这种习惯即便在睡眠中也在继续，而且我只要偶尔张开双唇，用嘴巴吸一口气，就会从睡眠中惊醒；人们由此可以看出，睡眠以及做梦并不是完全脱离清醒者的状态，并不是也有对自己在那种状态中的情况的一种注意力掺和进来；人们也可以从如下情况得出这一点：头天晚上准备要比通常早起（例如为了开车兜风）的人，也会更早醒来；也许他们是被城市的钟声唤醒的，因而他们也必须在睡梦中听到并注意到这钟声。——这种值得赞扬的习惯的间接结果是：它防止了两种状态下的不情愿的、被迫的咳嗽（不是作为有意吐痰的那种咳痰），这样就通过纯然决心的力量防止了一种疾病。——我甚至发现，当我在熄灯后（刚刚躺到床上）突然感到强烈口渴，为了喝水解渴，我不得不在黑暗中走到另一个房间，摸索着走来走去寻找水瓶时，我忽然想起做几次扩胸深呼吸，仿佛是用鼻子饮用空气；这样，几秒钟后口渴就消失了。它是一种病态的刺激，通过一种相反的刺激被消除。
结束语
心灵在一些病症方面拥有能够通过人的纯然坚定意志，来控制其感觉的能力，它是理性动物的一种高级力量；这些病症都是痉挛性的（抽搐性的）；但是，人们不能反过来说，所有这类病症都能够通过纯然的坚定决心来抑制或者清除。——因为它们中的一些具有这样的性状，即让它们屈服于决心的力量的尝试毋宁说还加剧了抽搐的痛苦；我自己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大约一年前被《哥本哈根报》描述为“流行性的、伴有头部压迫感的伤风”的那种疾病（在我这里有一年多了，但毕竟有类似的感受），使我对一些脑力劳动来说仿佛是紊乱了，至少使我虚弱和迟钝了，而且由于这种压迫感是施加在老人的弱点之上的，它差不多同时要了我的命。
如果思维就是对一个概念（联结起来的诸表象之意识的统一性）的坚持的话，那么，病人那伴随和妨碍思维的病态性状，就会产生思维器官（大脑）的一种痉挛状态的感觉，作为一种虽然真正说来并不削弱思维和反思，同样并不削弱对过去所想的东西的回忆，但在陈述（口头的陈述或者书面的陈述）时应当保证诸表象在其时间秩序上的固定联系，以防分心的压迫，它甚至造成大脑的一种不自觉的痉挛状态，使它不能在前后相继的表象的更替中保持其意识的统一性。因此，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我像在每一次讲演中随时所做的那样，首先（让听众或者读者）为我要讲的东西做准备，给他概述了我要达到的对象，然后再把他引回到我由以出发的地方（缺少这两种指引，讲演就不连贯），现在我应当把前者与后者联结起来，我却不得不突然问我的听众（或者默默地问我自己）：我刚才讲到哪儿了？我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这种缺陷并不算是精神的缺陷，也不只是记忆的缺陷，而是（在联结时）精神在场的缺陷，也就是说，是不自觉的分心，是一种非常令人痛苦的缺陷，人们虽然在作品中（特别是在哲学作品中，因为人们在这里并不能够总是那么容易回顾由以出发的地方）竭尽全力防止这种缺陷，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避免。
数学家在直观中把自己的概念或者其替代物（量和数的符号）置于自己面前，而且他所完成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这一点是能够有保证的；对他来说，情况就与主要是纯粹哲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专业的工作者有所不同，后者必须让自己的对象在自己面前保持虚无缥缈，并且不仅仅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而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在（纯粹理性的）体系的整体中展示和检验它。因此，如果一个形而上学家比一个其他专业的研究者、比实务哲学家更加没用，也就不值得奇怪了；然而，毕竟必须有他们中的一些人完全献身那个专业，因为如果没有一般而言的形而上学，就根本不可能有哲学。
由此也就能够解释，某人何以能够自诩老年健康，尽管就他职责所在的工作而言，他也必须被归入病人之列。因为无能同时阻碍着生命力的运用，也随之阻碍着对它的滥用和耗费，而他就仿佛只是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作为苟延残喘的存在者）活着，亦即能吃、能走、能睡，这对于他的动物性生存来说是健康的，但对于他的公民性生存（对公共事务负有义务的生存）来说却叫做有病，亦即无用，所以，这位死亡候选人由此并不自相矛盾。
延长人类生命的艺术就导向这一点：人最终在活着的人们中间这样遭人白眼，这恰恰不是最令人愉快的情况。[11]
但在这一点上我本人有过失。因为，我为什么不也给努力向上的更年轻一代腾出位置？为什么要为了活着而贬低惯常的生活享受？为什么要通过种种禁忌来特别地延长一个虚弱的生命，通过自己的例子来搅乱那一并考虑天生虚弱的人的格局及其可能的寿命的生死簿[12]，让人们通常称为命运的一切（人们谦卑虔诚地服从它们）服从自己的坚定决心？这毕竟很难被接受为，理性直接实施其治疗力量所遵循的普遍养生学规则，并且在那时排斥药房的治疗模式。
后记
因此，我也许可以敦促延长人类生命（也尤其是文字工作的生命）的艺术的作者，要他也善意地考虑读者的眼睛（尤其是现在大量的女读者，她们可能更为强烈地感到戴眼镜的弊端），由于印书人讨厌的矫揉造作（因为字母成为绘画，毕竟自身绝对没有任何美感），读者的眼睛如今在每一页书上都在受打击；在摩洛哥，由于所有的房子都被粉刷成白色，很多城市居民都成了盲人；为了不使这种恶果由于类似的原因，也在我们这里蔓延，毋宁将印书人置于治安法律之下。——与此相反，现在的时尚却是另一回事；亦即：
1.不是用黑色油墨，而是用灰色油墨印刷（因为它在上好的白纸上更柔和、更可爱）。
2.用细脚狄多字母，而不是用会与其铅字（仿佛是要站稳的书中棍杖）这个名称更加吻合的布赖特科普夫字母。
3.用拉丁字体（甚至是斜体）印一部德国内容的著作，对此布赖特科普夫[13]有理由说：没有什么人的眼睛读拉丁字体坚持得像读德文字体那样久。
4.字体能有多小就有多小，只要对于附在下面的脚注来说，更小的（对眼睛来说更不适合的）字体依然可读。[14]
要控制胡闹，我建议：以《柏林月刊》的印刷为榜样；因为无论拿到哪一期，人们都将感到被上述阅读所害苦的眼睛，因其外观而明显地振作起来。[15]
原文出自《学科之争》，收入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作于1798年。
注释
[1]参见胡弗兰德1796年12月12日致康德的信，《康德全集》，第Ⅻ卷，137页。——科学院版编者注
[2]在教义性的—实践的陈述中，例如在以义务为目的的、关涉每个人的那种对自己本身的观察中，宣讲者不说“我”，而说“我们”。但在叙述性的陈述中，即在对私人感受（病人对其医生所作的表白）或者自己对自己的经验的陈述中，却必须说“我”。
[3]对此胡弗兰德的特印本给出如下评论，蒂夫特隆克毫无根据地把它归给胡弗兰德，但根据意思却明显是出自康德，并由我首次作为康德的评论在我编的《学科之争》版本（哲学丛书，第46d卷，149页）中刊印：“对此，我毕竟要援引观察，即未曾结婚的（或者年轻丧偶的）老男人大部分比结了婚的男人更长久地保持着一种年轻的外貌，这毕竟似乎预示着一种更长的寿命。——大概是后者在自己更为僵硬的面部表情上表露出一种承载重轭（其中就有婚姻）的状态、亦即暗示着较短的生命目标的早衰吧？”（同上，15页）。——科学院版编者注
[4]对此，在胡弗兰德的版本中，作为注释（15页），有针对康德前一个注对自己的主张的如下辩护：“我在提出这一原理时让自己纯然由经验来引导。我在自己对最高年龄的研究中遇到如此之多的结了婚的人，以至于这首先引起了我的注意。也就是说，我在所有老人那里发现结了婚的人方面有很可观的超量：在异乎寻常的高龄老人（即120~160岁）中我根本没有发现一位未结婚者；甚至他们都多次并且大部分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结婚。惟有这一点推动我作出生育力和婚姻状态对长寿的影响的猜测，然后我才为这些猜测寻找理论的根据”。——科学院版编者注
[5]与位置确定的忧郁症（hypochondriaintestinalis）有别。
[6]康德对泰伦茨（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剧作家。——译者注）的同名喜剧的回忆。——科学院版编者注
[7]有一种完全错误的托词，说就运用自己外部肢体时的强壮而言，身体两侧的哪一侧是更强的或者更弱的一侧，只取决于锻炼以及人们早年的习惯；例如在击剑时是用右臂持剑还是用左臂持剑，骑手站在马镫上是从右侧向左侧还是反方向跃上马，等等。但经验却教导说，谁让人以左脚来取他的鞋的尺寸，当鞋正适合左脚时，它对右脚来说就太小了。但这不能怪罪父母没有更好地教导自己的孩子。右侧对左侧的优势也可以在这一点上看出，即想跳过一条深沟的人，是用左脚立定而用右脚起跳；否则他就要冒跌进沟里的危险。普鲁士步兵被训练用左脚起步，这并不与那个命题矛盾，而是毋宁说证明了它；因为他把左脚前置，就如同站在了一个支点*上，以便用右侧做出他用右侧对左侧所做的攻击动作。
*支点（Hypomochlium），起重器的底座。——科学院版编者注
[8]研究者们很难放弃在独自散步时只以思考本身为乐。但是，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也从我所咨询的别人那里听到，走路时使劲思考会很快使人疲倦；与此相反，如果听凭想象力自由活动，这种运动就能使精力恢复。如果在做这种与思考结合起来的运动时，还同时与一个他人会谈，情况就更是如此，以至于人们很快就发现，不得不坐着来继续其思想的活动。——在野外散步的意图，就是通过对象的更替来使自己对每一个个别对象的注意力松弛下来。
[9]彻夜工作（Lucubriren），在灯下，因而在夜间学习。——科学院版编者注
[10]难道不是大气层的空气，当它通过咽鼓管（因而是在双唇紧闭时）流动时，通过在这一临近大脑的弯道布放氧气，就造成生命器官得到强化的清新感吗？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人在饮用空气；虽然空气没有气味，这时它毕竟在强化嗅觉神经及其附近吮吸的管道。在有些天气里，这种享受空气的清新感不会发生；但在另一些天气里，在漫步时通过深呼吸饮用空气确实是一件惬意的事情，这是张开嘴巴吸气所不能提供的。——但是，在养生学上具有极大重要性的是，要使紧闭双唇用鼻子呼吸成为习惯，以至于即便在熟睡时也不会改变，只要张开嘴巴呼吸就会马上醒来，仿佛受到惊吓一般；我一开始在养成以这样的方式呼吸的习惯之前，有时就经历过这种事。——当人们不得不快步行走或者爬山时，就要有更大的决心，不背离那个规则，并且宁可放缓步伐，也不制造例外；同样，在涉及一个老师要让其学童所做的剧烈运动时，也宁可让他们动作迟缓些，而不要让他们经常用嘴巴呼吸。我的年轻朋友们（过去的听众）赞扬这个养生学准则行之有效，有益于健康，而且不把它当做小事，因为它是使得医生成为并非必需的纯然家常手段。——值得注意的还有：由于在长时间连续说话时，看起来也老是张开嘴巴吸气，因而那个规则在这里被违背而没有害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毕竟还是在用鼻子呼吸。假如鼻子这时堵塞了，人们就会说演讲者在用鼻子说话（一种非常难听的声音），而他实际上并没有用鼻子说话，相反，当他实际上是在用鼻子说话时，则会说他不是用鼻子说话。宫廷顾问利希藤贝格先生幽默而又正确地看出了这一点。——这也是长时间说话的人（讲演者或者布道人）为什么能够连着讲一个小时而嗓子不哑的原因：因为他真正说来是在用鼻子，而不是在用嘴巴吸气的，只不过在用嘴巴呼气罢了。——这种总是紧闭双唇来呼吸的习惯在人们独处至少不在讲话的时候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那就是：不断分泌出来并润湿喉咙的Saliva[唾液]在这里同时有消化剂（stomachale）的作用，也许（咽下去）还有泻剂的作用，如果人们足够坚定地下决心不通过不良习惯浪费它的话。
[11]对此，胡弗兰德（45页）评论道：“这个结论无论怎样少有慰藉，一旦我们想到人在完全的意义上所是和应当所是，它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甚至可敬的作者先生的例子也给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即如果理性始终像这里那样是人的至上立法者，则人即便在老年也能够对其他人来说是什么。——而即便是完全缺乏这种客观的和公民的生存，一座美观的或者宏伟的大厦的废墟岂不对我们来说也是神圣的和可贵的吗？它们岂不是对我们来说是过去的纪念标志，是未来的提示，是教训和榜样吗？”——科学院版编者注
[12]这样的生死簿最初由康德的同时代人随军牧师聚斯米尔希在其著作《人类的变化中的属神秩序》（1761）提出。就连康德是其合作者和热心读者的《柏林月刊》也定期发表柏林市的“生死簿”。——科学院版编者注
[13]莱比锡的布赖特科普夫（Joh.Gottl.ImanuelBreitkopf,1719—1794）通过有品位的铅字的切口促进德文花体字的发展，而巴黎的狄多公司（自1713年以来）则部分地用很小的铅字印刷它的拉丁字体。——科学院版编者注
[14]对此，胡弗兰德（48~49页）给出一个几乎4页纸的长注，其中他在第1、2和第4点赞同康德，与此相反，出自保健和文学的理由强烈地维护拉丁字体。——科学院版编者注
[15]在眼睛的病症（不是真正的眼疾）中，我对其中的一种有过经验，我首先是在40岁时遇到它一次，后来隔上几年就不时遇到，但现在是每年都遇到几次；这种现象就在于：在我读的书页上，突然所有的字母都乱成一团，由于照在上面的某种光亮而混在一起，根本无法阅读；这种状态持续不会超过6分钟，它对于一位习惯于照本宣科的布道人来说是很危险的，但对于我来说，在我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讲堂上，可以按照相应的准备（从头脑出发）自由讲述，所担忧的无非是，这种病症会是失明的先兆；对此我现在仍然放心：因为尽管这种病症如今比过去更经常发生，我在自己惟一健康的眼睛（因为左眼大约5年来就失明了）上并没有发现视力有丝毫下降。———有一次，当那种现象发生时，我偶然想到闭上眼睛，甚至为了更好地遮挡外来的光线，我把手放在眼睛上，然后我就看到雪亮的、就像黑暗中用磷在一个板子上画出的图形，类似于日历上用来标明最后四分之一的图形，但是有一个在凸面上呈锯齿状的边缘，它的光亮渐渐消退，并在上述时间里消失。———我很想知道，别的人是否也做过这种观察，以及应当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它真正说来并不在眼睛中，———这个图像并不在眼睛运动时同时随着运动，而是始终被在同一个位置上看到———，其位置是在Sensoriumcommune[共通的感觉中枢]*。同时，稀奇的是有人会失去一只眼睛（在一段时间里，我估计大约3年）而不惦记这件事。
*对此，胡弗兰德在一个注释中（53页）回答说：“视觉的这种错误当然更多地出现，并且属于普遍的类别：Visusconfususs.perversus（模糊的或者歪曲的视觉），因为它所证明的恰恰不是视力的缺乏，而仅仅是视力的一种错乱。我自己有时周期性地这样，而由宫廷顾问赫茨先生在这家杂志上所描述的虚假眩晕有很多类似之处。更多的情况下，一种先行的刺激是其原因，例如血液刺激、痛风刺激、胃的刺激，或者还有虚弱”。———科学院版编者注
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应用这是最后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