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歷史提供安慰
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是不容易的，也難怪人們總想抓住些什麼來幫助自己，包括歷史。關於歷史的運用與濫用，我稍後會提到，但現在我想探討為什麼歷史會突然變得這麼安慰與吸引人。
首先，當現況顯得很動盪與混亂時，歷史能提供一種單純性。
多年來，歷史學家都試圖歸納出一些大方向，或說某個模式，並希望它能解釋所有的事情。對某些宗教而言，歷史能為他們神聖的目的提供證據。對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而言，歷史證明了世界上有「無限精神」（infinite spirit，Geist）的存在。而馬克思又以黑格爾的看法為基礎，建構起他的「科學」歷史，並意圖指出歷史勢必會走向完全的共產主義。而對十八世紀德國極有影響力的思想家約翰．哥特弗雷德．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而言，歷史已顯示德國是一個存在了好幾世紀的完整組織國家，只是政治方面尚未發揮全部的潛力。對帝國主義者查爾斯．迪爾克爵士（Sir Charles Dilke）而言，過去的歷史證實了英國人的優越性。阿諾德．湯恩比（Arnold Toynbee）則看到一種挑戰與回應的模式，當文明成長起來就會克服困難，但當他們軟弱懶散時就會頹敗，但他的作品現在不太受重視。中國和大多數的西方思想不同，他們根本不會將歷史視為線性的過程。他們的學者認為歷史就是王朝替換的循環過程，不同的王朝興起又結束，是個永不停止的進程。這不斷出生、成熟又衰亡的過程，都是上天安排的旨意。
歷史也可成為逃避現實的一個出口，這點或許至今仍未改變。當現實的世界如此複雜又變遷快速時（而且不一定更好），人們會想回顧和沉浸在他們誤以為比較單純的過去。保守主義者會幻想一幅溫馨小鎮的畫面，就如諾曼．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的畫作般，小孩們總是無憂無慮的在花園中玩耍，沒有成人掠奪者來打擾他們，而男人和女人也都很滿意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每天都是陽光普照的美好日子。在加拿大，有一位名字很夢幻的藝術家名叫特麗莎．羅曼史（Trisha Romance），她售出了上千幅的畫作，上面畫的都是穿著圍兜和水手服的小孩。畫中所呈現的感覺或許是維多利亞時期：在那裡，馬兒拉著馬車和雪橇，燭光在聖誕樹上搖曳，而家人則圍繞在爐火旁。在她的經歷中，沒有人是悲傷、飢餓或衣衫襤褸的。左派分子老愛提起過去的光榮時代，就是那段工會運動強盛，領袖大老仍然掌權的時候。現在有許多人仍迷戀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他們認為這是最後一場道德上清楚明白的美好戰役，而且當然是站在同盟國那方。德國納粹、義大利法西斯黨和日本軍國主義者顯然是一群壞人，必須要打敗他們。但我們自己也和二十世紀暴君約瑟夫．史達林聯盟一事，卻被忽略了。這之後的戰爭，其立場就變得沒有如此鮮明。為了阻止蘇聯的擴張主義，韓戰的確有其必要，但是麥克阿瑟將軍試圖將此戰役轉為對抗中國共產主義的聖戰，使美國內部產生分裂，也使美國與同盟國之間出現對立。越南成為了美國的夢魘，而現在占領伊拉克的舉動似乎也是。
今日，我們也缺少一些偉大的英雄人物，這或許是因為我們現在過於在意領袖們的缺點。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北美地區的人們對邱吉爾的崇拜更甚於英國人。畢竟除了看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偉大領導之外，英國人早在其他方面也了解並經歷了邱吉爾這位領袖的做事風格。他們更記得的是邱吉爾漫長政治生涯中參雜的一些失敗與錯誤。在北美洲地區人們的心中，邱吉爾給人的主要印象就是他英勇隻身對抗軸心國，並機智地幫助同盟國獲取了勝利，而非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傷慘重的加里波利登陸戰（Gallipoli landings）的主導者，也非那位明明已年邁體衰卻還堅持要在一九五〇年代擔任首相要職的人。顯然地，小布希總統比較喜歡將自己比喻為前者印象中的邱吉爾，而非後者。
政治領袖向來知道將自己與過去偉人相提並論的意義與好處。這可給予他們名望以及成為國家傳統接班人的正統性。藉著將自身與恐怖伊凡和彼得大帝相提並論，史達林認為自己繼承他們的衣缽，而且要繼續建立偉大的蘇聯帝國。另一方面，海珊則將自己比喻為史達林，或承繼回教與伊拉克的脈絡，將自己比擬為薩拉丁（Saladin）。最後一位伊朗國王則認為自己的王朝傳承居魯士大帝（Cyrus）和波斯王大流士（Darius）。毛澤東喜歡指出自己和西元前二百二十一年首次統一中國的秦朝的相似之處。
我們現在對英雄人物的渴求，不只是因為政治因素。例如，我們亟欲在參與過戰爭的退伍軍人去世之前，取得他們的故事，因為我們覺得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東西。而我們也很在意要如何紀念他們。有鑑於那些曾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都漸漸去世了，一些國家開始考慮為最後一位退伍軍人舉辦國葬，而這通常只為國家元首或重要人士（如邱吉爾）舉辦。但相關討論後來變得有點麻煩，例如要如何決定誰是最後一位退伍軍人？如果戰後搬到國外居住的退伍軍人是否又算在內呢？如果國家為某位退伍軍人舉辦了葬禮之後，又出現了另外一位的話該怎麼辦？在二〇〇六年，法國就出現了兩位以上的一次大戰退伍軍人。
不過退伍軍人本身和他們的家人似乎對此禮遇沒有顯示太多熱情。當時的法國總統賈克．席哈克（Jacques Chirac）在二〇〇五年宣布最後一位退伍軍人將會葬在一個特殊的地點（或許就是偉人祠）時，拉札爾．龐提切利（Lazare Ponticelli）這位曾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批法國老兵之一，就很堅定地說：「如果我是最後的那位老兵，我會拒絕。因為這對其他比我先去世的人是種侮辱，而且根本無法讓我感受到任何榮耀。」他要的是（後來也確實得到）一個簡單的紀念儀式，因為他說國家不該把注意力都放在一個人身上，當好幾十萬人都曾為此受苦並死去。席哈克倉促地撤回此舉，而其政府也漸漸不再提出要以葬禮儀式來象徵歐洲和解的計畫。
在加拿大，有個叫做自治領學會（Dominion Institute）的機構，他們的專長是讓加拿大人對於自己歷史知之甚少感到慚愧。他們提出請願要讓加拿大最後一位退伍軍人接受國葬。政府一開始似乎並不願接受，但後來面對民眾極度高漲的意見，才決定在眾議院舉辦投票。不意外的是，沒有人敢在這個帶著情緒的投票中投反對票。然而這些退伍軍人的家屬們對此議題仍不抱熱切關心。令人尷尬的是，在兩位依然在世的加拿大退伍軍人中，其中一位仍然身強體壯，他在某次訪問中提到自己當時很想在那場戰爭中脫離童貞之身，而且他自從一九二〇年代起就住在美國。
通常舉辦國葬儀式，其實是為了活著的人。當時英國保守黨黨魁伊恩．鄧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說（一邊觀察投票人的反應），這是一個能夠紀念一整個世代的方法，他們見證了「現代人類新世紀」的初始誕生。當義大利政府用完整的國葬儀式安葬了最後一位退伍軍人時，當時的總統齊安比（Carlo Azeglio Ciampi）說：「這場紀念儀式就像珍貴與活生生的見證，見證了這些參與戰爭的男孩當初的犧牲……這都是為了讓我們國家更好、更自由與團結。」加拿大自治領學會的會長魯達特．葛里菲斯（Rudyard Griffiths）說：「如果說有任何機會，能讓我國和國人勇敢又慷慨地紀念我們的歷史和共享的價值觀的話，那就一定是紀念這場偉大戰爭的最後一位軍人了。」
有時候我們會轉向過去的歷史，希望它能幫助塑造價值觀，因為我們已經不再相信今日的那些當權者。我們懷疑政客都只尋求自己的利益，因為有太多公司的首長人物被發現作假帳或讓自己領取過於豐厚的薪水。這些八卦消息占滿了《哈囉》（Hello!）雜誌和《浮華世界》（Vanity）的版面，也讓我們充滿了不安，認為世界上不再有誠實的好人存在。我們知道的太多了，無論是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的性醜聞或是小甜甜布蘭妮（Britney Spears）的吸毒事件。我們讀到許多關於醫生或學校老師說謊的新聞。這些事情當然過去也曾發生，但卻不像今天一樣會受到媒體或網路的強烈關注。歷史能夠安慰我們，即使我們對過去所知越來越少。
在這個世俗的世界裡（歐洲或北美洲人都身處這樣的世界），歷史扮演的角色就是向我們顯示善與惡、好與壞。現在宗教所擁有的設定道德標準和傳遞價值觀的功能，已經不如過去那麼重要。傳統的主流教會已經衰退了很多。的確，現在存在著大型的福音派教會，但他們提供的除了宗教以外，也強調娛樂性與社交性。根據調查顯示，上百萬人說自己是重生基督徒，但其實也不太清楚自己在信的是什麼。即使是那些持續相信真的有神的人，也可能會懷疑為什麼他或她會允許二十世紀有這麼多邪惡的事情發生。此時，歷史就能用來填補這個空缺。歷史不一定具有神性，但卻似乎可以超越人性。歷史是我們的權柄：它可以為我們伸冤證明清白，還可以指責那些反對我們的人。
根據新聞報導，小布希總統最近閱讀了很多歷史書籍，而顯然他也在這些歷史中找到一些安慰，因為那時他的總統任期已經快要結束了，而他的民意支持度也掉到了低谷。他開始將自己比喻為哈利．杜魯門（Harry Truman）總統，當一九四五年羅斯福總統逝世時，杜魯門才剛擔任副總統沒多久，經驗不足卻必須接下總統大任。因為羅斯福的個性傾向於把重要事情都留給自己處理，所以杜魯門幾乎什麼準備都沒有就要接任總統的工作。那時候他經常被形容成是密蘇里州來的男裝店老闆。在杜魯門的總統任期中，他的民意支持度就和後來的小布希差不多低。就像有人曾說的：「犯錯乃人之常情。」（To err is Truman.）（編按：杜魯門名字的文字遊戲）
然而歷史也是仁慈的，現在杜魯門已經被歷史學者和專家們選為美國二十世紀表現較佳的總統之一。當時他發現自己面對敵意日強的蘇聯以及歐洲的狀況，卻能正面迎接這些挑戰。他和政府團隊做出了一些很不錯的決策，為美國奠下了良好根基，因此日後能面對與蘇聯之間長久的冷戰。他們採納一些政策包括「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史無前例的和平時期防禦措施，以及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這些或許都幫助了西歐脫離蘇聯的掌控。此外，杜魯門也用行動顯示美國已做好準備要遏止蘇聯的影響力，在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間，蘇聯封鎖了西柏林地區，美國就率領西方國家對西柏林空投物資，成功解除了此項危機。隔年杜魯門又派遣美國軍隊前往韓國，幫助他們抵禦共產主義北韓對南韓的攻擊。
在二〇〇四年的選舉中，小布希常常提到杜魯門總統，以及自己對他的尊崇。隨著民意支持越來越低，他提到杜魯門的次數也越來越多。在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他告訴國會的領袖們，雖然杜魯門當時不受歡迎，但後來歷史卻顯示他的所作所為是正確的。小布希也常提到面對恐怖主義與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掙扎，他認為這將會持續好幾世代之久，也喜歡將之與冷戰相提並論。在二〇〇六年五月對西點軍校畢業生的一場演講中，他又將自己比喻為杜魯門，並說杜魯門雖然在任時被批評，但所做的決策卻是正確的。「藉著他所採取的行動、他所建立的制度、他促成的同盟，以及他設立的政策，杜魯門總統為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小布希卻沒提到杜魯門是民主黨這項尷尬的事實。他也沒提到另一件重要的差異：杜魯門是透過與聯合國合作來做事，而非輕蔑他們。媒體和民主黨人士沒有忘記這點，但白宮卻試圖忽略之。白宮新聞秘書托尼．斯諾（Tony Snow）否認布希將自己與杜魯門相比，他只是想提醒美國人，就和在冷戰時期一樣，他們現在面對的敵人是被某種思想體系與全球性的野心所驅策的，而要打敗他們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
如果說，歷史是一位我們可以向他申訴的法官，那麼有時候他可能也會反對我們。他會提醒我們，過去也有人面對類似的問題，卻做出了不同或更好的決定，這就能提醒我們所犯的錯誤。布希總統拒絕處理伊朗的問題，即使此國家對中東有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對伊拉克。一些對他有所批評的人仍記得，過去另一位美國總統也曾面對一場不太可能會贏的戰爭，同時也讓美國漸漸在世界上失去權威地位時的情景。當時的美國總統理查．尼克森（Richard Nixon）決定要讓美國撤出越南並重建聲望，而要做到這兩件事都必須仰賴中國幫助。雖然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彼此仇視，而且當時將近好幾十年都沒有交集接觸，但尼克森卻大膽地跨出一步取得彼此共識，甚至如他所願讓兩國能互相幫助。當我在美國為我的書《尼克森與毛澤東》（Nixon and Mao）做演講的時候（內容是關於他於一九七二年拜訪中國）常常被問到，如果今天尼克森是總統的話，他是否會去德黑蘭尋求幫助讓美國可退出伊拉克？
既然歷史也扮演法官的角色，那麼若有任何領導人想宣稱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歷史也自然會降低其可信度。獨裁者們通常很了解歷史的力量，或許一部分是因為他們深知自己編造的謊言。他們會試圖重寫、拒絕或毀壞過去的歷史。法國大革命中的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和一九七〇年代柬埔寨的波布（Pol Pot），他們兩位都試圖重新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羅伯斯比爾的新曆制度和波布的元年都是為了抹除過去的歷史，並掩蓋有其他方式組織社會的可能性。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集權的朝代秦朝，據說其皇帝毀壞了所有比他更早的歷史，埋葬了許多了解過去歷史的學者，還寫了屬於他自己的歷史。之後的朝代沒有像他如此殘暴，但他們也會寫下屬於自己版本的歷史。毛澤東做得更徹底：他試圖把所有過去的記憶和文物都毀滅，因為他怕這些東西會提醒人民關於過去的事，進而使他無法把人民塑造成新的共產主義分子。在他的鼓勵下，年輕的紅衛兵們幾乎毀滅了整個中國，他們破壞了珍貴的瓷器、焚燒書籍、拆毀寺廟與雕像，毆打教師、作家、神職人員等，任何有可能傳遞過去事物的人，都成為攻擊的對象。紫禁城還是因為周恩來派兵守衛才得以保存下來。在蘇聯，史達林將他的對手托洛斯基從書籍、相片和紀錄中完全剔除，直到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發表的一本小說，托洛斯基才再次出現，但他在裡面的角色已「不是人類」。在托洛斯基所記錄的正確史實中顯示，史達林果然並非正統的列寧（Lenin，受人尊敬的蘇聯創建者）接班人，而史達林也沒有為蘇聯內戰中布爾什維克的勝利做出什麼重要的貢獻。
雖然他們面對歷史的態度是這樣，但這些獨裁者卻沒有忘記為自己創造永垂不朽的記憶，他們會為自己製造雕像、紀念館、墓碑，可能還會有照片和影片可保存。史達林寫了屬於自己版本的蘇聯共產黨歷史，在裡面唯一促使蘇聯成功的人物只有他和列寧。雖然他們面臨許多敵人，但那些人的名字都沒被提起。秦始皇也為自己建立了一座很大的陵寢，希望能流傳到永遠。在麥加，沙烏地阿拉伯的修道士和政治當局都試圖要用另一種方式來紀念穆罕默德的神性，他們藉著從歷史上除去其相關資料，好使他不再像個凡人一樣有紀錄可尋。宗教警察會禁止朝聖者在某些地點禱告（例如傳說中這位先知曾在某個山洞裡獲得神賜給他的第一個訊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的禱告行為只是偶像崇拜。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這位先知及他的家人過去曾住過的建築都被一一摧毀了，幾乎夷為平地。根據波斯灣研究所（Gulf Institute）的資料，光是在過去二十年來，麥加就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最古老建築消失了，而它們都擁有超過一千年的歷史。
我們對歷史的信心，通常也表現於希望能透過對過去行為的道歉或補償來修正歷史。這裡有個不錯的例子，可以說明個人和機構組織如何承認他們過去犯下的錯，並願意提供某些形式的補償。瑞士銀行曾因向猶太人沒收的大筆財富獲利，他們當初從納粹那裡獲取了許多利益且容許了其犯罪行為，因此理應向那些受苦的猶太人後代們做補償。德國後來也確實支付給那些被希特勒殺害的猶太人的家人們好幾年的補償金。加拿大和美國政府也確實有義務要賠償某些日本人，因為他們在二戰時期被俘虜的時候，財產被不合理地沒收。而當時這些日本人有些其實是他們的公民，因此俘虜的合法性更具爭議。兩國政府都已經道歉並且支付賠償金給那些仍在世者。在這些案例中，犯下罪行者和受到傷害的人都很具體且清楚。
然而，通常在歷史中，兩者間的關係不會如此明確，但出面道歉對現在而言有政治上的意義。伊莉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對紐西蘭的毛利人道歉，因為十九世紀時英國曾非法奪取他們的土地，但這不表示她會接受他人的指責。紐西蘭社會和紐西蘭政府則試圖與毛利人努力解決尚存的問題，並補償他們過去受到的損失。在二〇〇四年，三位美國議員提出一項法案，想要因「美國長久以來任意破壞和糟糕的政策」向所有的原住民正式道歉，評論家們發現，提議者之所以會提出這項法案，可能是因為原住民的選票在好幾州都很重要。這項法案後來沒有通過。
對於那些想要處理過去曾發生的不好事件的國家而言，願意承擔責任並做出悔改，是健康的行為。在南非，隨著種族隔離政策的結束，公眾人物（無論黑人或白人）都開始討論如何做才能讓國家繼續往前進，又可不讓過去的恩怨造成社會分裂。在一九八〇年代，當時的南非總統弗雷德里克．威廉．戴克拉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和白人國民黨，就與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及非洲國會討論如何結束種族隔離政策，他們共同的挑戰是如何和平地將政權移交給黑人為主的政府。困難之處在於，如何讓之前處於壓迫者的那方（例如警察或保安武力），不會因為當初服從上面的指示而被懲罰，以及如何緩和之前遭受壓迫的黑人想要報仇的心情。這是項很難的決策，而負責檢視這歷史事件的委員會有權力給予證人特赦，還能對如何補償那些在隔離政策中的受害者給予建議。在一九九五年，也就是第一次多種族選舉後不到兩年，南非國會通過國家團結及和解促進法案（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Act）。真相和解委員會（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於一九九六年春天開始進行聽證會，並於兩年後提出結論報告。這是個很特別又令人感動的案例，因為他們願意將過去種族隔離政策的錯誤公諸於世。此委員會總共在南非各地舉辦了一百四十場聽證會，並從種族隔離政策的受害者那裡收集到約二萬二千份供述。約有七千位當時處於舊政權中的人申請特赦。那些以前曾擔任秘密警察的人站出來承認自己曾虐待或殺害他人。而黑人的證人們則在重述過去發生在家人身上的事情時聲淚俱下。當然這個委員會沒有辦法醫治所有的傷害。而且特赦的舉動特別不受黑人歡迎，賠償金的支付也斷斷續續又緩慢。然而，當委員會在一九九八年完成所有的聽證會時，南非各色人種與各階層人士總算檢視和處理了種族隔離政策時的歷史紀錄，他們也因此可以繼續往前共創未來。
然而，讓一個社會為了發生在不同時代背景與不同信念下的事情道歉，一定是有益處的嗎？有些政客和某些人士總是會很快就低頭道歉，但我們其實不太清楚他們為什麼需要為這些事負起責任，或是道歉能帶來什麼好處。例如教宗就曾為了十字軍東征道歉。英國詩人約翰．貝傑明（John Betjeman）的女兒曾向倫敦附近的一個小鎮道歉，因為貝傑明寫的詩中曾經有這麼一句話：「來吧友善的炸彈，落在這沼澤泥濘，因為此處不宜人居。」一九九〇年代，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曾為奴隸制度道歉，英國前首相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則為了愛爾蘭的馬鈴薯饑荒道歉。英國伊莉莎白女王一世時期著名的海盜兼奴隸商人約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的某位後代曾跪在甘比亞（Gambia）的一群居民面前，身上還穿著一件印有「很抱歉」（So Sorry）字樣的T恤。
在加拿大，接替之前政權的聯邦政府會為一些過去的政策道歉（有些我們現在看來真的很糟糕），有時甚至支付賠償金。然而，這作法也產生了一些有趣的問題。加拿大過去曾向中國的移民收取人頭稅（head tax），其原因毫無疑問是因為種族主義，是為了勸阻亞洲人定居在此。但是這一代的加拿大人是否有需要賠償那些當初選擇支付人頭稅者的後裔呢？如果把這些錢拿來用在他們全部人身上，會不會比用在個人身上更有意義呢？然而，現在在不同團體之間已經出現爭執，吵著想為這些華裔加拿大人爭取權益，和如何分配政府給予的這筆金錢。
對於過去的歷史，我們到底應該如何去猜測其背後原因，或甚至試圖去反轉它呢？英國政府最近認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軍方不該把那些膽小的士兵處死。所以政府決定在他們身後進行特赦。英國一位受尊敬的新聞記者馬修．帕里斯（Matthew Parris）問道，像這樣對過去人所做的判斷提出質疑，真的是正確的嗎？「我懷疑我們今天是否能夠這樣質疑三個世代以前，在不同環境下所做的判斷，而且那時候的道德標準本來就比較嚴格。」帕里斯說道。「若沒有嚴格的紀律，軍隊有辦法運作嗎？」他問道。而這當然包括嚴格懲罰那些拒絕遵守紀律，或試圖在敵人面前逃跑的士兵。因為人性本來就不會想上戰場承擔風險。因此處決的威脅可以有效防止軍隊成為一盤散沙。我們可以說這世界上不該有戰爭，或是世界上不該有軍隊，但在這樣的和平世界到來之前，我們需要武力軍隊保護自己和執行政策。
加拿大政府最近亟欲重新定義一些過去的歷史，例如關於過去戰時曾軟禁某些種族的事。在兩次大戰期間，加拿大都曾拘禁那些她認為是敵對國家的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時加拿大的敵人是奧匈帝國（Austria-Hungary），而許多住在加拿大的烏克蘭人是從其邊境來的。這些人之所以會離開祖國，或許是因為不滿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的統治，但或許有些人事實上忠於舊的君王。事實上，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位溫尼伯市（Winnipeg）的烏克蘭主教甚至力勸他們進入美國，如此他們才能回到家鄉為弗朗茨．約瑟夫（Franz Josef）征戰。加拿大政府當初是否該選擇趁此機會讓他們回國呢？但加拿大沒有如此做，反而拘禁了他們。當時英國和澳洲政府選擇拘禁他們的德國裔公民時，也是採取了類似的觀點，雖然這其中許多人其實已經住在該國好幾十年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那方也拘禁了許多日本裔、德國裔和義大利裔的人。我們現在知道後來是軸心國那方失敗了，但是當初他們做出這些決定時，情況並不明朗。而且我們也不知道，那三個軸心國的國家當時是否期待那些移民到同盟國的國民會來幫助他們。同盟國如果忽略了來自軸心國的那些移民中，有人其實是站在德國納粹、義大利法西斯主義或日本軍國主義那邊的話（事實上好像真的有），同盟國必須為此自責嗎？然而比較難以原諒的是，他們當時沒有花費太多心力去分辨誰是忠心的，誰可能是不忠心的。在英國，許多來自德國和奧地利的「敵方外國人」其實是猶太裔的難民，但他們卻也被抓起來送去集中營，例如位於曼島的集中營。當時有超過七千人被送到加拿大和澳洲，而當「阿蘭多拉星號」（Arandora Star）被襲擊時，也死傷了好幾百人。另外，更令人髮指的是奪取這些人的財產的行為。在美國及加拿大，被拘禁的日本人的財產全都被偷竊、損毀或以賤價賣給心急的投機商人。後來兩國政府都因此支付了賠償金。
話語是廉價的，雖然它們可能會造成昂貴的結果，但政客們總喜歡表現出非常關心或小心翼翼的樣子。而對過去道歉似乎也可用來當成現在不用做事的藉口。澳洲政府向來都很努力試圖處理他們原住民所面臨的景況（其原住民的平均壽命比其他一般居民少了十七年），其中部分原因牽涉到過去的歷史。一九九七年，該國的人權與平等機會委員會（Human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發表了報告，指責過去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一九七〇年代，政府將原住民孩童強行從父母身邊帶走，並將他們交給白人家庭撫養，希望藉此使他們被撫養成「白人」。後來國家和地方政府都向這「失竊的一代」表達歉意。一九九八年，一個民間委員會舉辦了首次的國家道歉日（National Sorry Day），好幾千位澳洲人簽署了「道歉本」，並將之拿給原住民團體。但是聯邦政府卻保持沉默。但當時的澳洲總理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直到二〇〇七年敗選為止，都不認為澳洲必須為此道歉。後來，他的繼任者陸克文（Kevin Rudd）才得以在聯邦政府國會提出一項動議，且全體通過。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三日，原住民領袖們與其他貴賓齊坐在議會的旁聽席，而陸克文則說出了那段歷史上著名的話：「我們為國會和政府曾提出的一些法律與政策，及其為我們澳洲同胞所造成的傷痛和損失致上歉意。」然而，他卻也巧妙迴避了賠償金的問題，也鮮少提及政府要如何處理原住民之間常見的文盲、酗酒、虐待兒童和失業等問題。一位原住民領袖對於陸克文的說法，曾諷刺地評論道：「黑人獲得了道歉的話語，白人則把錢留了下來。」
在美國，也有一項特別引起爭議的話題，那就是政府是否該為了過往的奴隸問題道歉。關於此事，黑人和白人間的看法歧異：大多數白人認為不需要為了好幾個世代以前的人做的事情道歉，但幾乎大部分黑人都認為應該要道歉，還有較少部分人認為政府應該要支付賠償金給奴隸的後代。而百分之九十六的白人則不認為需要支付賠償金。二〇〇〇年，黑人律師蘭德爾．羅賓遜（Randall Robinson）在他的書《美國虧欠黑人的債務》（The Debt: What America Owes to Blacks）中提到，美國白人現在的繁榮是建立在過去奴役的歷史上，他還特別指出一些機構，例如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的資金是靠建造奴隸船取得的，其金額推算起來非常多。理查．阿美利卡（Richard America）是一位喬治城大學的經濟學者，他聲稱美國黑人總共被積欠了約五兆到十兆美元的金額。而有些人已經對美國政府和一些公司提出一連串告訴，尋求金額賠償，但至今尚未成功。
不過，如果我們不停回首過去，或是盡想著要為歷史道歉，那麼很可能沒有足夠心力用於處理現在面臨的難題。此外，也可能有其他危險，例如一些少數民族的領袖就指出，專注於過去的憤恨不滿可能會形成一種陷阱，就是政府和團體會逃避處理現在面對的問題。美國黑人可以要求為過去的奴隸制度道歉，而美國政府也的確可以為此道歉，但這麼做之後是否就能幫助解決目前黑人遇到的問題呢？例如他們的孩童只能去念較次等的學校，或是黑人男性找不到工作等問題。加拿大的原住民也曾遇到與「失竊的一代」類似的問題，就是政府強行讓原住民小孩進入寄宿學校就讀，希望他們能在那裡學習英文或法文，並能被同化融入「白人」的社會。許多評論指出，不管是原住民或非原住民，這些加拿大寄宿學校似乎有虐待孩子的問題，有時候是性虐待，而且剝奪了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原住民領袖說這算是「文化上的種族屠殺」，而一位前聯合基督教會（United Church）的牧師宣稱，雖然至今沒有太多證據，但他發現背後有謀殺、非法人體試驗和戀童癖等問題。加拿大政府已經提供賠償金給之前的每位學生，並設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將花費五年的時間收集資料並寫出相關報告。而該委員會的主席已經開始談論關於可能的犯罪指控。當然，加拿大政府理應要處理這些指控，但一方面卻也讓我們發現，沒有人願意花相同的資源用於處理許多保留區現在所面臨的問題。著名的猶太裔美國編輯里昂．韋斯提耶（Leon Wieseltier）提出警告，當人們如此專注於過去時，這些弱勢團體所理解的訊息通常是：「別被愚弄了……他們仍然想壓迫我們。」停留在過去的事（例如大屠殺或奴隸制度）太久，有時只會讓人們缺乏資源處理當下面臨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