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歷史的帳單
任何人若說出「你總是那樣做！」、「我是那麼相信你！」或「你欠我一次！」等話語，都算是在利用過去的歷史為現在獲得好處。而幾乎所有的人（從國家元首到一般公民），都會做出這樣的事。我們會編造過去的故事，以便顯示自己的行為總是恰當的，而敵對者永遠是壞人。我們也會傾向於認為自己通常是正確，而其他人是錯誤的。因此，不用強調也知道，這次我們當然也是對的。
在一九九〇年代，當南斯拉夫開始出現問題時，各方人士都開始訴諸於過去的歷史，來表示自己所做的是正確的。塞爾維亞人認為自己是為了護衛基督教信仰而抵禦回教徒的攻擊，並且認為他們自己解放了南方的斯拉夫人，例如克羅埃西亞人和斯洛維尼亞人。但克羅埃西亞人眼中的歷史卻不是這樣。克羅埃西亞一直是西方國家的一部分，屬於偉大的奧地利帝國（Austrian Empire）以及天主教文化。而塞爾維亞則來自落後地區和迷信的東正教世界。塞爾維亞政府開始將克羅埃西亞指涉為烏斯塔沙（Ustasha，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屠殺塞爾維亞人和猶太人的法西斯主義組織）。在塞爾維亞的的電視上，開始不停播映著關於烏斯塔沙的紀錄片，並明顯地暗示這有可能會再次發生。克羅埃西亞的總統圖季曼（就和另一位同樣是從共產黨轉為國族主義者的人米洛塞維奇一樣）則以蔑視做回應。或許烏斯塔沙過去的確犯了罪行，然而那不過是因為「克羅埃西亞身為一個國家的正當歷史欲望，就是他們想要有個獨立的家園罷了」。
當塞爾維亞軍方開始攻擊波士尼亞回教徒時，他們便試圖合理化自己無故的攻擊行為。他們告訴世界說，他們只是再次護衛西方基督教免受狂熱東方分子攻擊而已。事實上，波士尼亞回教徒不只已經大幅地世俗化了，而且大部分都是塞爾維亞人或克羅埃西亞人的後裔，但這件事卻沒有被提起。塞爾維亞的國族主義者堅持認為對方是土耳其人，或是背叛塞爾維亞和塞爾維亞東正教會的人。而克羅埃西亞當然希望看到波士尼亞回教徒能成為克羅埃西亞的天主教徒（諷刺的是，這場戰爭的效果卻是使許多波士尼亞的回教徒變得更虔誠）。
用歷史來為敵對者貼上標籤或降低他們的聲譽，一直是很有效的工具。就像左派分子對右派叫著「法西斯主義！」，而保守分子則忙著為對方貼上史達林主義或是共產黨的標籤。當以色列總理艾里爾．夏隆（Ariel Sharon）在二〇〇五年訪問紐約時，就面臨了抗議者對他叫囂「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以及「納粹」的狀況，因為他解散了位於加薩走廊的非法猶太聚居地。二〇〇六年一月，當希拉蕊．柯林頓開始她的總統競選活動時，她開始攻擊當時由共和黨所主導的美國眾議院。「如果你們看看他們是如何管理眾議院的話，」她告訴在哈林區那些主要是黑人的聽眾們，「他們就像在管理一座農場一樣，你們知道我的意思。」他們確實如此，而共和黨也控訴希拉蕊想要利用種族議題博取支持。
國家也用過去的歷史事件來羞辱和施壓於他人身上。舉例來說，中國人不停提到百年國恥（從一八三九年的鴉片戰爭開始到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的勝利為止）。中國人有一長串不滿的事件：包括失敗在外國人手裡（從英國到日本），一八六〇年英軍及法軍焚燒北京圓明園，外國人要求設置特許租界好讓他們在那裡賺錢，還可以生活於自己的法律下，另外還有不平等條約損害中國的自治權，以及知名的「狗與華人不得進入」的標語。當美國販售武器給台灣時，中國就開始提醒美國，他們在過去也曾支持過共產黨的敵人。當季辛吉在一九七二年夏天第一次秘密拜訪中國時，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就提醒他好幾次美國過去犯下的錯誤，包括在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中，當時的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拒絕與周恩來握手。一九八一年，當時中國的領導人鄧小平則向美國抱怨他們似乎不太願意將高科技技術賣給中國：「或許問題就在於美國如何看待中國。我懷疑美國是否到現在都仍視中國為敵對國家。」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裡，中國永遠都是受害者，所以也永遠不會做錯事。在它那漫長的歷史中，從來沒想過要像西方國家或日本那樣，去征服別的種族或侵略他人土地。當中國因為支持緬甸或蘇丹的恐怖政權而受到世界批評時，他們認為自己只是再次遭受不公平的對待而已。以中國的觀點來看，其他國家總是冷嘲熱諷，用侵害人權的說法來攻擊中國並干預其國內事務。例如，達賴喇嘛受到邪惡和自私的西方勢力支持，提出了一些錯誤的西藏歷史故事。中國的官方說法認為，實際上西藏原本是個落後和受宗教支配的社會，是在中國慷慨地幫助下才得以快速現代化。無論如何，中國認為西方人沒有任何道德上的權力來批評他們，因為西方自己的歷史中都包括了帝國主義、奴隸制度和大屠殺。當加拿大政府詢問一位加拿大公民玉山江（Huseyin Celil）的處置方式時（他被關在中國的監獄裡），中國再次以外國人試圖羞辱中國，但中國將會堅定立場的態度來回應。另一個使用過去的歷史為現在的行為辯護的有趣例子是二〇〇八年的夏季奧運。當時各國批評中國當局沒有像之前承諾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那樣，好好地尊重人權。中國則反駁說，外國人沒有權利批評中國，因為他們不了解中國悠久的歷史。
在與日本的關係中，中國也經常使用過去的歷史。特別是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侵華的那段歷史，以及那時留下許多紀錄的事件，例如日本軍隊在南京的暴行。事實上，日本在中國的行為和它在亞洲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角色，在日本國內也成為沉痛的爭論議題，但中國政府卻認為日本仍繼續否認它的罪行。在一九九〇年代，共產黨開始推動愛國教育活動，以便鞏固自己的政治勢力，他們也開始更加攻擊日本以及他們知名的健忘情況。中國將日本描繪成一個不願悔改且繼續維持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軍國主義思想的國家，因為這樣方便讓中國為自己辯護，也可讓中國宣稱自己在亞洲居於領導地位，並破壞日本想要加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UN Security Council）的機會。二〇〇五年春天，在中國政府當局的默許之下（甚至可能是直接的鼓勵），幾位中國年輕人在幾座中國大城市裡攻擊了日本商人，起因是當時日本教科書刪除了所有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部分。然而，當這些騷動不停地擴大，攻擊目標甚至轉向為什麼中國政府會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失敗時，共產黨才決定這一切都夠了。此時，國族主義的騷動才終於停了下來。然而，這些已經被攪動的高昂情緒仍持續著，而共產黨也仍然會使用國族主義這種危險的方式，來鞏固自己日漸衰微的國家權威。
有時候，現在的確能改變過去。讓我們舉一個最近出現在新聞中的例子：全世界的亞美尼亞團體都在爭論不應該讓土耳其加入歐洲聯盟，除非它願意承認曾在九十多年前犯下集體屠殺的行為。的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鄂圖曼土耳其的亞美尼亞人民曾經遭受了恐怖的迫害。當時俄國軍隊入侵土耳其，土耳其政府因為擔心亞美尼亞人會給予這些入侵者援助，因此有數萬名亞美尼亞人被迫離開自己在土耳其東北方的家園，且被送到南方。很多人沒有在這長途跋涉中生存下來，因為他們會受到當地回教徒的騷擾侵襲（通常是庫德人），而土耳其政府則是漠不關心或甚至積極鼓勵這些殺戮行為。在一些國家中（像是美國、加拿大或法國），亞美尼亞人和他們的支持者一直在敦促立法委員應該要將這些罪行視為一項種族滅絕的行為，他們認為當時土耳其的官方政策是真的想要滅絕亞美尼亞人。他們也要求當今的土耳其政府應該正式道歉。但是土耳其人則不願妥協，他們認為今天的土耳其政府不該為過去那個完全不同的政權所做的事情負責。此外他們也否認當時發生的事情是種族滅絕。這個事件使得土耳其加入歐盟這項原本就頗具爭議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也使用歷史作為另一種武器，用來削弱《凡爾賽和約》（這是他們與勝利的協約國所簽訂的和約）的合法性。軍事上的失敗（沒錯，就是這個原因）這個事實讓德國文人政府和國民感到非常震驚，因為他們一直被最高指揮者蒙在鼓裡。從一九一八年開始，軍方就極盡所能避免為失敗負責。他們不停地營造一種被背叛的形象：德國不是在戰場上被打敗的，而是被內部的背叛者所傷害，而這背叛者可能是社會主義者、和平主義者、猶太人或是三種人合在一起。協約國後來決定（部分原因是戰後的疲累）不入侵和占領德國（除了萊茵河西部的一小部分），此決定則讓德國人更加相信這個迷思。他們認為德國不該被視為一個戰敗國，而這個想法在他們投降後更加被強化了。德國政府與當時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交換了外交照會，在這照會中他提到願意和平解決且不進行復仇。對德國而言，與協約國的停戰協議是奠基於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在這十四點中描繪了一個新的和平世界，並且奠基於對正義和人權的尊重。這是否也表示協約國不會分割德國人所居住的土地，或要求高額的賠償金呢？無論如何，為了爭取能夠從輕發落，德國開始積極宣稱他們已經不是原本那個德國。獨裁的皇帝已經逃亡了，而君主政體也瓦解了。德國現在是一個共和政體，為什麼還要為前人犯的罪行付出代價呢？當德國人在一九一九年春天知道了《凡爾賽和約》的條款內容之後，他們的反應是既感到震驚又覺得遭受背叛。而當他們發現幾乎沒有協調的空間，只能在時間內完成簽署時，他們指責這個條約是被迫接受的苛刻協定（Diktat）。
在一九二〇年代，對此條約的敵意在德國的政治圈散播開來。這條約的內容被認為是苛刻且不合理的，而且大家雖然沒說出口，但心裡都認為：只要可能的話，他們應該盡力避免落入此圈套。特別讓他們難堪的是第二百三十一條款，該條款將引發這場戰爭的責任歸到德國身上。他們認為這種「戰爭罪惡感」的條款有誤導的嫌疑，是為了讓協約國能表示道德上的譴責，或許更重要的是，這還提供了他們要求賠款的法律基礎。德國代表團的領袖收到這些條款後做了一個決定，就是要刻意攻擊第二百三十一條款，而德國內部則在外交部設立了一個特別單位繼續此項工作。在一九一四年七月發生的事件，開始受到了詳細的檢視。他們特別選擇並釋出一些文件，然後顯示給那些有同情心的歷史學家看，而他們想要呈現的歷史就是整個歐洲一起開啟了戰爭。這場戰爭不是某國的錯，而是每個國家的錯。德國所必須背負的責任不會大於其他任何一個國家。
在德國國內，這樣的事件也造成了人民對協約國極大的不滿（也包含對德國政府的不滿，這些政府官員大部分是由社會主義者組成的，而正是他們簽署了條約），另外就是他們亟欲破除《凡爾賽和約》所加諸在身上的「鎖鏈」。在一九二〇年代早期，當希特勒開始在那些心生不滿的退伍軍人、極端的右翼分子和慕尼黑啤酒屋裡閒晃的人當中尋求支持時，他持續灌輸人們這種被背叛及遭受不公正對待的觀念。當他獲得機會在一群受尊敬的中產階級面前舉辦聽證會時，他的呼求對當時受挫的德國國族主義者產生了吸引力，使他獲得了合法性。然而，類似這樣對世界和平有所損害的事——也就是擅自改寫歷史——除了發生在德國，也發生在其他國家，特別是在一些英語系國家。逐漸地，像是在英國或美國，他們的領袖和公眾開始接受這樣的想法，認為德國的確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而修正《凡爾賽和約》是很正確的作法。藉著這扭曲歷史的方法，希特勒獲得了兩方面的好處：除了讓他擁有支持者之外，也使潛在的敵對者對他採取姑息政策。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以來，歷史還出現了另一種重要性。人們開始利用歷史作為宣稱自己能擁有土地的一種方法，無論是在國家內還是國際之間。部分原因是，過去沒有太詳盡的紀錄能證明某塊土地曾從某一群人手上轉到另一群人手中。以加拿大的許多本國土地為例，過去曾經擁有某些土地的證據，讓他們可以用來宣稱轉讓土地所有權是非法的。此外，我們現在認為，當簽署協議或合約時，若有一方根本看不懂上面的文字，合約就不算有效。當亨利．史坦利（Henry Stanley）旅遊到剛果河，並讓當地的土著領袖在文件上簽字時，這些人其實根本不懂紙上寫的是什麼。他為比利時的利奧波德二世獲得了一大片土地。其他強權國家也都默許了這項行為，畢竟他們自己也都在做類似的事情。但今日我們會認定這樣的行為顯然是欺騙。
除非我們是宗教狂熱者，不然我們也不會相信，透過神的應許就能讓我們有權力聲稱可獲得某塊土地。其他用來宣稱自己能獲得土地的傳統方式，今天也一樣無法被接受，例如婚姻就是一個例子。當英國的查理二世王子與布拉干薩的凱薩琳（Catherine of Braganza）結婚後，她帶了孟買這個國家當作嫁妝。今天我們無法想像，如果查爾斯王子希望把康瓦爾公國（Duchy of Cornwall）送給他的新妻子，會是什麼狀況。現在的國家君王不像過去幾百年來那樣可以隨意交換土地。拿破崙可以在一八〇三年路易斯安那購地（Louisiana Purchase）事件中，將新世界的一大塊土地賣給美國，但是今天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吉（Nicolas Sarkozy）卻不能把任何一小塊土地，例如聖皮埃爾和米克隆島（St Pierre and Miquelon）賣掉。在維也納會議中（此會議終止了拿破崙的一連串戰爭），一些國家、公國、州郡和城市等被各強權用來做交易，就像一場獨占者之間的遊戲，而且沒有人認為這有什麼不對。一個世紀以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巴黎和會則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試圖做出決定，希望這些決定能滿足當地居民的願望（或至少能符合他們的種族淵源）。
想法是會改變的，有些兩世紀以前人們覺得完全正常可接受的事，現在則會覺得荒謬。以前戰爭和征服是用來改變國家疆界很標準的方法。如果你輸了一場戰爭，你就知道可能會失去金錢、藝術珍品、土地、武器和任何勝利者所要求的東西。後來一些想法開始廣泛傳播，例如主權國家、民主、公民權和國族主義等概念，因此即使是最無情的統治者也都至少要在表面上裝裝樣子，表示他們知道人民有權利自己做決定。當希特勒往東方進入蘇聯時，他宣稱是在遵從德國的自然與歷史途徑；當史達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把東歐納入自己的帝國時，他說蘇聯這樣做只是在回應當地人民的願望，或這只是恢復過去歷史的疆界而已；當海珊在一九九〇年占領科威特時，他試圖為自己的行為辯解，說科威特在十八世紀時就認可伊拉克的封建主地位，然而當時兩個國家根本都還不存在。歷史作為宣稱自己合法擁有某些土地的手段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其他理由（例如婚姻或是征服）都已行不通了。
在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結束後，法國經歷了羞辱的失敗，德國則經歷了新生。而德國將軍堅持要獲得兩個法國省份阿爾薩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部分原因是將之視為戰利品，部分原因是想藉此提供一個防衛性的屏障抵禦未來法國的攻擊。德國國族主義者很樂意為自己的要求換上看似更體面的說法。在過去，阿爾薩斯和部分的洛林地區曾經是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的一部分，而且在過去統治者大多數都是德國人。路易十四曾經攻占阿爾薩斯，而路易十五曾占領洛林，但現在是時候讓它們回到原本的國家了，無論它的居民是否大多不說德語或寧願待在法國統治之下。亨利齊．馮．特萊契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是一位德國居領導地位的歷史學家，他說德國知道什麼是對這些「落難者」最好的。這些地區的人們過去不小心淪落到法國的影響之下，但現在「我們必須恢復他們的真我，即使違反他們的意願」。一間德國報紙指出這是十九世紀版本的「嚴厲的愛」（tough love）。他們宣稱：「我們必須先使用教鞭，紀律之後就會有愛，而這可以讓他們再次成為德國人。」
在一九一九年象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巴黎和會上，證明自己的國家有合法權利獲取某塊土地是很重要的，因為那時候有很多土地等待劃分，而且大家都爭相搶奪。德國戰敗、俄國和俄羅斯帝國的崩壞以及奧匈帝國和鄂圖曼帝國的瓦解，這些事件表示整個歐洲和中東的國家疆界處於一片混亂。舊的國家（例如波蘭）開始看到機會可以將自己重新放回地圖裡，而新國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則有機會誕生成為新的國家。威爾遜總統的演講和到處瀰漫的民族自決氣氛，鼓舞了許多團體跑到巴黎去，在強權國家面前爭取自己的權益。
他們的爭論主要落在三大領域：第一是策略性的，因為對一個國家的安全或經濟而言，擁有一塊特定的土地是必須的。第二是民族學的，也就是某塊土地上的人民因為語言、習俗或是宗教等因素而屬於某國家。第三（通常被認為是關鍵）是歷史權利。策略性的和經濟考量的論點不一定說得通，因為鄰國也可以提出相同的理由。民族學也有點弔詭，例如以歐洲中部為例子，那裡的人民是混雜在一起的。然而，歷史觀點似乎可以帶著權威發表意見，不是嗎？歐洲（還有中東也一樣）有太多的歷史，就像邱吉爾嘲諷巴爾幹半島時說的，「多到他們消費不完」。在許多帝國和國家中，統治者和人民來來去去。如果你夠努力的話，幾乎準能從過去找到一個支持自己說法的論點。例如，義大利人聲稱他們擁有大部分的達爾馬提亞海岸（Dalmatian coast），目的是為了保住自己的亞得里亞海岸（Adriatic coast），部分是因為他們認為義大利文明比大部分的斯拉夫人優越，此外也因為威尼斯曾經統治過他們。而人性就是如此，當那些請願者來到巴黎和會時，他們仔細徹底翻查過去的歷史。這些為新興國家發聲的人所尋找的，並不是過去祖先只占領一小塊地區時的歷史。例如，許多代表波蘭來到巴黎和會的領袖（包括羅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都希望至少能重建一七七二年時的疆界，那時波蘭統治現在的立陶宛（Lithuania）和白俄羅斯（Belarus）以及大部分的烏克蘭。「當德莫夫斯基談到波蘭的時候，」一位美國專家提到，「他從早上十一點開始講十四世紀，然後下午四點才講到一九一九年歷史和當時的問題。」塞爾維亞人想要恢復十四世紀時的疆界，當時他們史帝芬王（King Stephen）的王國擁有從愛琴海到多瑙河的版圖。保加利亞人則希望可以恢復十世紀時的疆界，當時他們的西緬王（Simeon）幾乎統治相同的地區。
上文提到的同一位美國專家也曾擔憂地抱怨道：「中歐地區的每個民族都有自己滿滿的統計數字資料和地圖依據。當統計數字無效時，他們就畫出彩色地圖。這需要一大篇的專文內容，才能把這場戰爭所涉及與巴黎和會所需要的各種地圖全部包含進去。」此外，我們還能看到各種對歷史的濫用。這場和會的紀錄充滿了一面倒的宣稱，而且支持這些論點的歷史證據都不是很可靠，他們輕易跳過了好幾世紀的史實、國家的起落、國家民族在整個歐洲不停地移動和改變居地，以及所有不支持他們論點的史實。他們聲稱這塊或那塊土地永遠都是屬於波蘭或義大利的。例如，塞爾維亞人和羅馬尼亞人都宣稱巴納特（Banat）是他們的，但因為巴納特正好位於兩者之間，他們就往回追溯到中世紀尋求證據支持自己的宣稱。塞爾維亞的代表說，看看巴納特的修道院，都是屬於塞爾維亞人的。羅馬尼亞人則回答說，那是因為斯拉夫人本來就比羅馬尼亞人篤信宗教。
今天，中國也利用歷史來重新進行對西藏的侵略和占領，並認為自己不是在做錯誤的事。在中國政府的眼裡，這只是重新取回自己在過往歷史的權利，而且是過去幾百年來早已確立的。台灣也是類似的例子，至少在中國的眼裡是如此。當周恩來於一九七二年對季辛吉說：「歷史也證明台灣是屬於中國的，而且此事實已經超過一千年之久了，這段時間比長島屬於美國的時間還要久。」事實上，歷史證明並沒有這回事。在西藏的例子中，達賴喇嘛們的確有時候會承認遠方中國的帝國管轄，但大多數時候，這處位於遠方的高山地區是自我管轄的。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就更疏遠了。對大多數的中國朝代而言，他們都不太理會這座遠遠位於海峽那端的島嶼。直到了最後一個朝代清朝，他們曾試著要施展一些掌控權，部分原因是這座島嶼後來成為海盜和反叛者的逃亡之處。
當人們對土地所有權發生爭執時，歷史就會出現特殊的意義。在加拿大，原住民使用書面紀錄（例如條約協定公文、口述歷史和考古學等），來取回他們宣稱是他們祖先的土地。羅馬尼亞人宣稱（正如他們於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做的一樣），外西凡尼亞（Transylvania）這塊土地應該是他們的，因為他們是古羅馬軍團的後裔，而且待在那個地方的時間遠超過對手匈牙利人，因為匈牙利人是在第九世紀才來到這裡的。在另一個例子中，阿爾巴尼亞人宣稱科索沃是他們的，因為他們是遠古伊利里亞人（Illyrian）的後裔。他們在古典的希臘時期就廣為人知，但塞爾維亞人卻是在第十一世紀才來到此地。塞爾維亞人則反駁說，大部分在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都是後來才到的，是跟著十九和二十世紀的大遷徙才來到此地的。
目前世界上最困難也最危險的土地爭論之一，就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彼此爭奪的那一塊土地，這塊土地以前在鄂圖曼帝國時曾經是巴勒斯坦。一直以來，這兩個國家彼此接觸的歷史都充滿著衝突。在第一次大戰期間，巴勒斯坦是否真的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巴裔阿拉伯人，而百分之十是猶太人呢？巴勒斯坦人是否真的一次又一次拒絕與猶太人合作的機會？或是猶太人是否真的常將巴勒斯坦人拒於經濟和權力的門外？我們是否真的有可能去定義「巴勒斯坦人」呢？——果爾達．梅爾（Golda Meir）和大衛．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都認為不可能。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國正式成立了，然而這到底算是一場勝利還是災難呢？當巴勒斯坦難民離開時，是因為他們認為有一天將會與阿拉伯軍隊一起凱旋歸來，還是只是被迫離開？一個小小的以色列國是否真的總是受到一群毫不寬容的阿拉伯軍隊所逼迫呢？以色列能夠存留下來究竟是一個奇蹟，還是因為他們其實握有許多優勢？巴勒斯坦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支持軸心國嗎？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是不是另一版本的西方殖民主義呢？
期待兩方人士對這些問題取得共識，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兩者的身分認同與爭奪巴勒斯坦的問題中，歷史事件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以色列的歷史有很長一段時間對以色列人來說，是一段充滿啟發的過往（正如它的國父們如本．錫安．迪諾所希望的），這也讓以色列總是非常渴望能建立國家。以色列人認為巴勒斯坦地區屬於自己，是因為自從羅馬征服了最後一個獨立的猶太國家之後，一直以來都有猶太人住在那裡。他們認為，相較之下阿拉伯人較晚才來到此地，是這幾百年來慢慢從其他地方聚集過來的。此外，正如一些政治人物（如梅爾）堅持的，他們並沒有創立一個國家叫做巴勒斯坦。在一九八〇年代，一位名叫瓊．彼得絲（Joan Peters）的美國作家更進一步想要證明（但沒成功），當猶太復國主義的移民者在十九世紀末到達巴勒斯坦時，這裡完全沒有阿拉伯人存在。她宣稱，他們是被當時猶太復國主義者所創造的繁榮吸引，所以才搬進來這裡的。現代以色列雖然在困難中誕生，但卻仍設法努力勝過那眾多的阿拉伯敵人。在一九四八年之後，他們一直受到鄰國攻擊並被迫進行三場防衛性的戰爭，分別在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三年。他們緊緊守住被占領的地區如加薩走廊（Gaza）、約旦河西岸地區（the West Bank）和戈蘭高地（the Golan Heights），以確保自身的安全。這個版本的歷史認為，以色列希望維持和平，但是阿拉伯一開始就毫不妥協。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的歷史看法就不太一樣。在他們眼中，猶太人就像一群「強取豪奪者」，西方帝國主義者用典型的殖民政策，在二十世紀時將他們放在巴勒斯坦。以色列是在許多強權的支持下誕生的，特別是美國。而巴勒斯坦人當時已經身為一個民族好幾十年了（如果不是好幾世紀的話），他們雖然一直抵抗但卻勢力單薄，而他們的阿拉伯兄弟卻處於分裂狀態，而且與以色列密謀要奪取巴勒斯坦的土地（例如約旦和埃及）。難民們並非自願於一九四八年離開，而是被迫的，且通常是在猶太士兵槍枝的威脅下。以色列在美國強大的支持下，才是那個地區的霸凌者及好戰者。以色列拒絕歸還在一九六七年奪取的土地（即使這占領是不合法的），而且他們用類似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方式，來對待住在占領地區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領袖曾懷著好意試圖和以色列協調，如果協調失敗的話（就像柯林頓總統在大衛營主持的那場協議），那都是以色列的錯。
近代歷史只是戰場的一部分，甚至根本不是最重要的。如果兩方人馬可以證明他們自己長久以來都和這塊土地有密切的關係，那麼依據之前歐洲國族主義者運動的先例，這就可以成為現在他們宣稱擁有這塊土地的所有權狀。因此以色列的移民運動者喜歡用聖經的名字猶太（Judaea）和撒馬利亞（Samaria）來描述約旦河西岸地區。就如一位忠信社群（Gush Emunim，一個較激進派的團體）的發言人女士所說的，歷史就是他們的「籌碼」。不意外的是，正如納蒂亞．阿布．艾爾哈吉（Nadia Abu El-Haj）在《事實真相》（Facts on the Ground）一書中指出的，考古學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爭論有其重要性，因為它能給予確定的答案。例如，若能證明在鐵器時代這些地方是屬於以色列人的（他們征服了迦南人的土地），那麼這樣的歷史證據就能成為現代猶太人宣稱他們擁有此同一塊土地的證明。另一方面，如果那塊土地在不同時間被許多不同人擁有，那就比較難建立密不可分的關係。「這樣做是不對的，」一位巴勒斯坦的考古學家說，「在許多曾入侵巴勒斯坦的民族中，只強調一個民族的歷史，並且就這樣決定了。」此外，如果就像某些阿拉伯考古學家說的，原本住在那裡的居民是阿拉伯人，只是他們的土地被以色列搶走了呢？每個世紀發生的事都能成為爭論點之一。如果一個十世紀的鑲嵌畫是阿拉伯人的，那麼這對巴勒斯坦人的宣稱又代表什麼意義？「我們必須告訴世界這個國家是由回教徒所確立的嗎？」一位以色列上校惱怒地問一位考古學者。
在一九九〇年代，好不容易終於達成協議讓以色列從約旦河西岸的某些地區撤退，而一些考古遺跡也成為雙方爭奪所有權的項目。巴勒斯坦人要求以色列要交回這些地區的所有權，但以色列政府堅持共同管理這些重要的地區。究竟誰應該擁有那些（例如耶利哥城的）古代遺物？哪些應該要交給巴勒斯坦國家當局（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一九九三年，以色列文物局（the 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在以色列撤退之前，極為機密地派遣了超過十幾隊的考古學家到那些地區尋找古老的卷軸，「就像印第安那．瓊斯所做的那樣。」一位以色列記者輕蔑地寫道。
相對立的證據可以被模糊掉、用別的方法解釋，或甚至單純遭到忽略。一位國族主義者的以色列考古學家受到他同事強力譴責，因為他將一些顯然是基督教的地區標示為猶太人的地區。一些城市從地圖上消失了，而曾經住在那裡的人也是。當考古學家在進行挖掘時，他們開始質疑許多《舊約聖經》裡的重要事項以及其整個年表。許多基要主義基督徒和以色列人拒絕相信這些發現，或是乾脆保持冷漠不關心。許多研究古代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開始認為，以色列人可能從來沒居住在埃及過。如果他們曾經出過埃及的話，可能也只有少數幾個家庭這麼做而已。以色列人可能沒有征服過迦南地，而耶利哥城或許根本沒有城牆可因為吹號角而倒塌。所羅門王和大衛王的偉大王國（傳說中是從地中海延續到幼發拉底河），其實有可能只是小首領的領地。那時候的遺跡指出，耶路撒冷是個小城市，不是像《聖經》裡說的那麼一個大城市。所以齊維．赫爾佐格（Ze'ev Herzog）在知名的以色列報紙《國土報》（Haaretz）問到，為什麼這些關於《聖經》的疑問沒有造成一些反應，甚至在世俗的以色列也都沒有？他的結論是，他們覺得這太難以接受。「這對以色列的身分定位打擊太大，所以乾脆不要去注意。」
然而，並非所有反應都如此沉靜。納蒂亞．阿布．阿爾哈吉這位擁有巴勒斯坦血統的美國人，她遭受凶猛的攻擊，因為她認為以色列人利用考古學來強化他們對以色列的所有權。「這本書不應該出版，」亞馬遜網站上的一位評論家寫道，「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想要完全抹滅猶太人與以色列土地之間的歷史關聯。」她在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教書，而反對人士正醞釀要積極阻止她在該校獲得一份終身教職。一些已經檢視過以色列歷史的歷史學家們，正試圖釐清迷思與事實之間的關係，並挑戰一些已被接受的想法，但發現他們也身陷一些局面。沙伯塔伊．特維斯（Shabtai Teveth）是一位記者，也是為第一位以色列總理大衛．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寫傳記的作者，他說由歷史學家如施萊姆（Avi Shlaim）和班尼．莫利斯寫的「新歷史」（new history）其實是「混雜著扭曲、省略、偏見的看法和徹底的竄改偽造」。以色列並非唯一在過去歷史有爭議的國家民族，但因為攸關緊要的事件很多（從他們國家的身分，到是否有權居住在那塊土地等等），因此衝突可能會非常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