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歷史戰爭
歷史不只是記住過去的事，同時也是選擇遺忘某些事。在政治活動中，候選人會選擇不將哪些事放進他們的個人資料裡，並用這樣的方式彼此競爭。我們在私人生活中也會如此。例如，我們生氣或震驚時會說：「你從來沒告訴過我這件事」或「我從來不知道你是這樣的人」。世界上某些最困難和時間最長的戰爭，就是人們在訴求某些被故意忽略，但事實上卻不該被低估的過往歷史。當人們談論「適當」歷史的必要性時（他們常這樣做），他們真正的意思是，他們想要選擇自己喜歡的歷史版本。學校課本、大學課程、電影、書籍、戰爭回憶錄、藝廊和博物館常常引起一些爭論，而這些爭論多半是關於現在的事和他們所關切的議題，其內容份量和所謂的歷史議題幾乎一樣多。
教育下一代和為他們建立正確的看法和價值觀，是大多數社會非常重視的。而因為許多國家接收了很多外來移民（特別是西方國家），因此這個議題對他們來說更為重要。許多西方國家發現了一些證據顯示（其中特別是恐怖主義攻擊），部分外來移民對於他們現在所居住的國家的價值觀其實漠不關心，事實上，甚至有一小群人非常鄙視這些價值觀。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一些事件，像是受爭議的導演西奧．梵谷（Theo van Gogh）遭到謀殺，或在多倫多發現一項恐怖陰謀，這些都讓荷蘭人和加拿大人不得不再次檢視他們與新移民的關係。還有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即使是那些已融入社會的居民，也可能不夠清楚了解這個社會或其重要的價值觀。因此，一直有人在呼籲政府要教導人民關於國家的價值觀（要對這些價值觀有共識也並不總是容易，例如法國的例子就很清楚地顯示，他們對宗教寬容的想法，會與回教徒移民者擔心成為法國人和世俗者的觀念彼此衝突）。
歷史常被當成一系列的道德故事，並被人用來提升團體凝聚力或（以我的觀點來看是更防衛性的）用來解釋機構組織（例如國會）和概念（例如民主）是如何發展出來的。所以如何教導過去的歷史就成了爭議的中心點，特別是關於如何建立和傳遞適當的價值觀。危險的是，原本是好的用意卻有可能會曲解歷史，無論是因為把歷史描述得過於簡化（在其中只有黑白分明的角色），或是將它描述成一面倒的劇情（無論是關於人類的進步或是某特定團體的勝利）。這樣的歷史會把人類經驗的複雜性變得過於平面化，並且沒有留下空間容許他人用其他方法解釋歷史。
魁北克省的座右銘是「我牢記在心」（Je me souviens），而那些講法文的人也總是特別記得某些事，但經常是有選擇性的。在魁北克的學校裡教導的歷史，向來強調說法語者在說英語為主的加拿大一直處於弱勢，以及他們如何不停為自己的權益奮戰。當魁北克人黨（Parti Québécois，支持魁北克分離主義運動）於一九九〇年代特別掌勢時，當時的教育部長寶琳．馬華（Pauline Marois，現在是黨領袖）承諾要讓高中及更年幼的學生學習歷史的時間加倍。但是走強硬路線的分離主義者並不滿意：在他們的觀點看來，課程已經包含了太多的世界歷史，並放了太多注意力在英文和省內的原住民少數群體。
說英文的加拿大人則有其他恐懼，其中包括擔心年輕的加拿大人沒有學習好歷史，以至於沒辦法讓他們為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每年加拿大歷史研究會都舉辦調查，並沮喪地表示加拿大人說不出自己的總理是誰，及重要事件發生的日子是哪天。一九九九年，有一群慈善家設立了歷史基金會（Historica Foundation），這個機構的任務是要填滿（就他們自己認為的）這些空白之處，並教導人們加拿大的歷史。在澳洲，約翰．霍華德是任期為一九九六年到二〇〇七年的總理，當他宣布自己已受夠澳洲歷史中那些負面的（black armband）事件時，引起了公眾譁然。這件事正好發生在一個困難的時刻，因為當時澳洲正考慮要如何處理「原住民孩童失竊的一代」事件（the Stolen Generations of Aboriginal children，他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人並交給白人家庭撫養）。霍華德說，專業的歷史學家自認文化正確（self-appointed cultural dieticians），他們說服澳洲人認為自己的歷史是一則關於種族歧視的抱歉故事，故事中充滿了對原住民的罪行。記者和其他的評論者則訴諸於澳洲文化中強烈的反理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並歡欣快樂地攻擊「道德黑手黨」（moral mafia）和「聒噪階級」（chattering classes）。一位專欄作家說，大多數的澳洲人會很樂意看到原住民和主流社會之間的和解，只要前者願意「停止再說關於過去的事」。
在英國，人們爭論的議題是學校孩童應該學習怎樣內容的歷史？是否應該教導他們「自由和民主的社會是如何在過去幾世紀中發展出來的？」這也是保守派的肯尼斯．貝克（Kenneth Baker）擔任教育部長時想要做的，或是該教導他們那些被壓迫或被邊緣化的族群的歷史呢？要教導順序從上而下的歷史，還是由下而上回溯的歷史呢？孩童們需要學習整個歷史年表嗎？或是他們只要學習一些主題就好，例如家庭、女性、科學或科技呢？在二〇〇七年夏天，英國教育標準局（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簡稱Ofsted，一個審查英國學校的機構）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爭論，因為它抱怨學校教導的歷史過於片段，所以學生們不知道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其實很多家長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也因此讓一本為孩童寫的愛德華時期歷史書大為暢銷。《我們島嶼的故事》（Our Island Story）這本書理所當然地認為，英國幾百年來一直是往更好的方向邁進的，大英帝國是非常棒的，而且基本上大多時候它的看法都是正確的。書中充滿了許多故事，例如獅心理查（Richard the Lion Heart）、沃爾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和羅賓漢（Robin Hood），當然還有亞瑟王（King Arthur）。書中有好人也有壞蛋，例如前拉斐爾派的布狄卡女王畫像（當時是這樣認為）騎馬奔馳的畫像橫跨兩頁面，而她的金色頭髮則在身後飛揚。若有所思的羅伯特．布魯斯（Robert the Bruce）看著一隻蜘蛛織網，並學習到堅持不懈的重要性。還有邪惡的叔叔理查三世想殺了兩位因害怕而蜷縮在一起的小王子的故事。事實上，這不是一本非常好的歷史書，因為它完全沒講述到英國現在所重視的新多元種族和多元文化，但這樣的歷史書卻非常有趣，而且可以鼓勵孩童們多去關心自己國家過往的歷史。關於到底要教導哪一版本的歷史，通常這和某個重要問題息息相關（而這個議題今天也在許多國家爭論著），那就是如何讓外來的移民融合進接受移民的國家。在一九八〇年代和一九九〇年代，柴契爾夫人的保守黨派擔心這些外來人士沒有學習正確的英國歷史。而柴契爾夫人想要的版本是「愛國者的歷史」（patriotic history）。近來，工黨的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想必他不會同意柴契爾夫人想要的歷史版本）則說想要成為英國公民的人，應該要能證明他們了解英國的歷史和文化。
美國過去總是理所當然地認為，外來的移民者一定能融入美國社會，而其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透過學校教育。南北戰爭這段歷史很能激發人們對於美國歷史更深的興趣，或許是因為它暴露了聯邦政府的弱點。教科書清楚展現了從當初的新殖民和制憲元勳時期到近代的美國歷史。美國有數百個強調愛國心志的協會或機構，他們總是鼓勵人們尊敬美國國旗，並舉辦遊行和慶典來紀念美國過去的重大時刻。人們會聚集在一起紀念美國的建國紀念日，也讓感恩節有了更重大的意義。白修德（Theodore White）是一位卓越的記者，他記得小時候和同學一起（他們是從中歐來的猶太裔移民）扮演的戲劇，就是清教徒移民和當地印第安人之間第一場會面的情景。對他而言，那也是成為美國人的過程之一。後來的陣亡將士紀念日（Memorial Day）是在美國內戰之後宣布的，也成為了紀念軍人的一個重要日子。在許多州，法律不但要求學校教導美國歷史和公民教育，且要用一種能夠激發愛國主義的觀點來教導。他們會自行指派監護人檢查這些教科書，以便確保書上傳達的都是正確的資訊。亞瑟．史列辛格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但他受到芝加哥愛爾蘭裔的政客們嚴厲的批評。因為以他們的觀點看來，他們認為他寫的教科書不適當地宣傳英國政府和他們的制度習俗。一九二七年，市長把他的一本「涉及叛國嫌疑」的書公開燒毀了。
歷史對美國人來說，與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和如何讓外來移民者融入社會都有很大的關係。因此關於學校的教科書和課程，也一直存在許多爭議。一九九〇年，老布希總統無意間引發了一項爭議，當時他宣布聯邦政府教會和州長將一起合作建立國家教育目標（National Education Goals），部分原因是為了確保美國學生可以在世界上有競爭力，因為教育在世界上變得越來越重要，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預備使他們將來成為好公民。一九九三年柯林頓政府接手後，他們也繼續這個專案。這當中有許多重要的科目，而除了英文、數學、科學和地理之外，歷史也是完成此目標的重要科目之一。在經歷許多爭論和諮詢以後，國家歷史標準委員會（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History Standards）為美國和世界歷史建立了一套指引方針，各州相關單位可以依據自己的意願選擇接受或拒絕。雖然在多元文化主義和非西方文化方面會承受較多的壓力，但那些負責製作這些指引的人覺得非常有信心，他們相信自己成功訴說了關於美國的歷史故事，並且可以吸引學生的興趣。此外，他們還納入了一些過去被忽略的歷史主題，例如女性和黑人的歷史。
就在文件要發表不久之前，迪克．錢尼（Dick Cheney）的妻子琳恩．錢尼（Lynne Cheney，她也是一位保守的共和黨員）進行了一次所謂的先發制人的攻擊，這在布希總統第二次執政期內是很熟悉的說法。在《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中，她強烈反對所提出的新標準，因為她認為此新標準會讓美國歷史給人一種「無情又陰暗」的印象。在她看來，這是一群政治正確的教授們，因為討厭傳統政治與年代紀式歷史，因而創造出另一版本的歷史故事，在這樣的故事裡，三K黨（Ku Klux Klan）會獲得比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或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更多的注意力。一位右翼的電台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也因愛國主義的驅使而感到非常激動。他說，那些負責國家歷史標準的歷史學家們，下定決心要灌輸年輕人一些信念，那就是「我們的國家是天生邪惡」。其他人（包括國會成員）的看法也相去不遠。兩位改過自新的罪犯高登．里迪（G. Gordon Liddy）和奧利弗．諾斯（Oliver North）（他們現在是電台節目主持人）說這是「來自地獄的標準」。華盛頓州的參議員斯雷德．戈登（Slade Gorton）在國會裡譴責這個標準，認為它蓄意攻擊西方文化。在一九九五年的秋天，正準備爭取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參議員鮑伯．杜爾（Bob Dole）則更進一步。他說這個標準是離經叛道的，「比外來的敵人更糟糕」。
這樣的攻擊也開始有了回應。事實上，美國發現自己陷入了全國性且影響深遠的爭議，就是關於歷史到底是什麼，以及歷史應該為誰而效力。老師們和專業的歷史學家很樂見歷史這門科目重新恢復了它在學校課程中的重要地位。自由主義者覺得這個標準能夠反映新的以及更加多元化的美國形象。但許多人純粹只是喜歡它所強調的內容，以及依時間順序排列的年代表。《洛杉磯時報》也表示贊成：「希望大學畢業生真的可以全部擁有那些憲法所設立的知識標準。」最後，經過了更多的討論和改版之後，在一九九六年公布了新的指導原則，包括了一些新的內容，就是學生們必須自己去探索歷史中一些具爭議的部分。
大眾對於歷史標準的爭議，其實常常不只是圍繞著學校課程部分而已。美國曾經不確定自己在冷戰後的世界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也不知道該如何面對自己的社會人民。新保守黨派人士害怕美國不再想要使用它的巨大權力。在國內，保守的美國人發現家庭價值觀變得低落，其中最具代表性意義的就是合法的墮胎。很多美國人擔心，美國是否還擁有自己的核心身分認同。許多新的外來移民已經不再想要融入美國社會。例如從西班牙來的移民就堅持要保有自己的語言，甚至想要有說西班牙文的學校。一些大學放棄了他們傳統的西方文明課程，而美國歷史課程也逐漸把重點放在文化和社會歷史。如果美國人對歷史沒辦法擁有共同的觀點，那麼政府座右銘「合眾為一」（E pluribus unum）所傳達的夢想還有意義嗎？它的意思會不會變成代表「一盤散沙」（Out of the one, Many），而不是相反的意思。雖然那些對於國家歷史標準的公憤逐漸平息了（事實上他們被廣泛接納了），但是那些恐懼仍然存在。二〇〇四年，受人尊敬的歷史學家山繆爾．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出版了一本令人感到憂鬱的書《誰是美國人》（Who are we?）。在書中他說道，那些「解構主義者的計畫」高舉團體和地區性的歷史，卻犧牲了國家的歷史。他還警告：「人類若失去這種國家性的共同回憶，將無法成為一個國家。」
不過對一些缺乏自信的國家（無論因為什麼原因）而言，如何教導歷史可能成為一個更敏感的話題。在土耳其，政府對學校課程有很大的興趣。如果有歷史學家敢為土耳其的弱勢團體歷史爭取更多注意力，或誰敢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亞美尼亞種族曾面臨滅絕，可能會發現他們自己陷入一些麻煩。在俄羅斯，總統普丁很想要寫一本新的「愛國版本」的歷史課本，並讓學校使用這本課本。他發放補助金給一些他批准的作者（其中一位之前是馬克思—列寧教授，後來轉型成歷史學家），而他們政府也被賦予權力能決定學校要使用哪個版本的教科書。二〇〇七年六月，在克里姆林宮舉辦的教師會議中，普丁讚美了這些新的教科書。「許多學校教科書是由那些曾獲得外國獎金的人所寫的，」他這樣說道，「但他們是拿別人的錢做事，你們懂嗎？」為了避免這些老師們沒聽到他所強調的重點，他還告訴他們該是時候擺脫「泥沼」了，並且應該要用更寬廣的國族主義觀點來看待過往歷史。他說，新的教科書會正確呈現史達林的樣貌及他在俄羅斯歷史的地位。普丁也對老師們承認，過去的確有一些「問題事件」存在於俄羅斯的歷史，但是已經比其他國家少很多了（看看美國在越南的表現就知道）。沒錯，史達林是個獨裁者，但對那個時候而言是必要的，那是為了拯救俄羅斯脫離敵人。在冷戰這個特別令人感到掙扎的時刻（根據他們說法是由美國所引起的），「民主並不是個好的選擇」。
在中國，黨的宣傳機關和教育部門也密切注視著學校，以確保他們教導學生的歷史內容是強調中國過去在帝國主義者的手下受苦，而且是歷史選擇了共產黨帶領中國進入現在這個美好的境界（在以往皇帝統治下的中國，成為皇帝是一種天命，意思其實差不多）。最近，中國政府當局停刊了一本叫做《冰點》（Freezing Point）的雜誌，因為它刊登了一篇由袁偉時寫的文章。袁偉時是一位知名的中國歷史學家，在文章中他提到高中的教科書充滿了錯誤和扭曲失真。此外，這些教科書教導的中國歷史是過度偏頗的，會讓人以為中國文明優於其他所有國家，而且視外國文化為一種威脅。而真正讓他和雜誌社陷入困境的是，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利用歷史來為一些事情辯護，也就是使用政治權力甚至暴力來強制規範人民的行為。但是中國政府說，袁教授的觀點不只離經叛道，而且故意攻擊「社會主義及黨的領袖」。
在上海，一群學者大膽地製作了新的學校教科書，這些教科書不將太多重點放在舊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例如帝國主義對他們的掠奪以及中國共產黨的興起），而將注意力放在其他文化以及一些主題，例如科技和經濟。這個版本的教科書甚至教導學生，對於過去的歷史可以擁有不同的觀點。然而他們犯下的錯誤就是，不夠重視毛澤東的地位。《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標題為〈毛澤東去哪了？〉（Where’s Mao?）的文章，並在文中提到中國過去平面的歷史有了進步，中國政府當局開始採取行動了。「上海的教科書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且單純只描述事件，卻沒有解釋它們的本質。在政治、理論和學術面向都有嚴重的錯誤。」這些教科書因此被禁用了。
幸運的是，教導歷史也可能讓事情變得更好。在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結束之後，學校作為全國真相與和解專案的參與機構，他們試著呈現另一版本的歷史，希望內容能包含整個南非。在愛爾蘭共和國，過去也有類似受到政治壓迫與管轄的情況。在他們學校所教的歷史是很簡化的：國家過去受到八百年的壓迫，然後在一九二〇年代愛爾蘭國族主義獲得勝利。凡是與此版本不合的事件（例如國族主義分子之間的內戰）都被忽略了。今天，正如他們總統所指出的，學校開始教導更完整且更全面的歷史，讓學生知道檢視過去的方式可能不只一種。
其實，學校只是其中一個戰場。在澳洲，約翰．霍華德和其他保守派的媒體也批評新的澳洲國家博物館，因為博物館所呈現的歷史只強調澳洲白人對原住民的種族屠殺，卻沒有強調建造這個國家的偉大探險家和企業家。博物館（特別是那些與歷史相關的）在我們心中占據了一個特別的位置。不過這些博物館的目的究竟是要紀念過去還是要教導歷史？是要回答問題還是提出問題？在許多國家，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不清楚。例如在中國，他們有所謂的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博物館，但實際上比較像是杜莎夫人（Madame Tussauds）蠟像館而非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或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他們不是把標示好的物品放在玻璃櫃裡，而是呈現一些過去的場景。例如日本士兵用刺刀攻擊中國人民或是日本醫生在中國人身上做一些非法實驗的景況。博物館和紀念館之間的差別非常模糊，也常會對於究竟如何表現和詮釋過去的歷史，引發一些憤怒的爭議。
一九九四年，關於國家歷史標準的爭議越來越激烈，華盛頓的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開始計畫一個展覽，以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展覽的其中一個收藏品是B–29轟炸機，當時就是這架轟炸機把原子彈丟在廣島的。這架轟炸機的名字叫做艾諾拉．蓋（Enola Gay），是它的駕駛員以母親的名字命名的。它後來成為爭議的中心點，因為管理者認為來參觀展覽的人可能會思考使用世界上最新和最具毀滅性的武器來攻擊敵人，這其中所涉及的道德爭議。這個展覽的部分展示品是從廣島和長崎的瓦礫堆中收集來的殘餘物品。雖然博物館已經事先諮詢了相關團體（包括退伍軍人協會和一些歷史學家），但仍然無法避免後來發生的爭議。
史密森尼學會的管理者們試圖（或許算是有點天真）使用艾諾拉．蓋號來向大眾提出疑問，就是關於現代戰爭的本質以及核子武器的角色等問題。他們也希望能夠告訴社會大眾，將原子彈投放在廣島和長崎的決定在當時是具有爭議的，而且現在仍然如此。但這開放探討爭議議題的態度，卻和某些人士相衝突。反對人士強烈認為國家航空與太空博物館（the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的存在不是引發民眾爭議，而是要紀念美國空軍的榮耀以及再次強調美國的愛國主義。新保守派分子控訴史密森尼學會和自由派歷史學家，說他們藉由暗示廣島原子彈問題的道德爭議，來攻擊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紀錄和美國社會。《華盛頓時報》則發現一件詭異的事，就是其主要管理者是一位加拿大人和前教授。退伍軍人對於那些暗示他們這場戰爭並非完全正確的說法感到憤怒。這個展覽的第一份文宣包含兩個句子（後來被刪除了），這兩句後來一直被用來強調和譴責史密森尼學會意圖改寫歷史。較早版本的歷史認為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與日本的那場戰爭「基本上和對德國與義大利的那場不同，這是一場復仇之戰」。（諷刺的是，某些批評史密森尼學會的人認為，這場展覽應該要把日本暴行的歷史放進去，例如南京大屠殺和巴丹死亡行軍。）更糟的是，從退伍軍人和他們支持者的觀點看來，當時那文宣似乎在表示對大多數日本人而言，「這是一場保衛他們自己獨特文化不受西方帝國主義影響的戰爭」。美國空軍協會（the American Air Force Association）則控訴，這場展覽是在宣稱美國和日本在這場戰爭裡所抱持的道德正確程度是相同的。從美國空軍協會的觀點來看，這說法是對美國空軍價值的「攻擊」。
國會成員、報紙和右翼電台節目都開始熱心地跳進來控訴史密森尼學會是在糟蹋美國的榮光以及他們的戰爭英雄。喬治．威爾（George Will）說史密森尼學會和國家歷史標準都同樣受到了「校園內奇怪的反美國主義」的影響。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當時很快就要宣布角逐一九九六年的共和黨總統提名資格，他認為這個展覽是「不停地想灌輸美國年輕人思想，讓他們對美國過去歷史產生反感的活動」。南希．凱斯鮑姆（Nancy Kassebaum）是來自堪薩斯的一位共和黨議員，她在參議院提出一項決議，就是要宣布那個展覽的文宣是唐突無禮的，並且指示國家航空與太空博物館不需要去質疑「那些為了自由奉獻生命的人的價值」。因為當時選舉在即，沒有人會投票反對這樣的訴求。史密森尼學會逐漸讓步，不停重新設計文宣和展覽，但是攻擊聲浪卻仍持續增加。一九九五年一月，它取消了展覽活動。好幾個月後，國家航空與太空博物館的負責人也辭職了。
加拿大也經歷了類似的爭議，而且也是關於幾間博物館選擇用什麼方式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議題。二〇〇五年，當新的戰爭博物館在渥太華開幕時，它受到廣大的歡迎。這是一棟宏偉的建築，且有各樣詳盡與規劃良好的展覽。它展示了加拿大各個時期的戰爭紀念，從較早時期的到二十一世紀在阿富汗的活動。然而，這個博物館幾乎立刻就遇到問題，因為它其中一部分的展覽是關於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間對德國的空襲事件。就如我之前提到的，匾牌上面寫的標題是「永遠的爭議」，這讓退役軍人與他們的支持者感到不悅。因為它讓大家開始關切當初英國皇家空軍（the Royal Air Force）的轟炸司令部（Bomber Command）提出的空投策略之功效和道德性，也質疑帶領此任務的領袖亞瑟．哈里斯爵士（Sir Arthur “Bomber” Harris，人稱轟炸機哈里斯）的看法。這次空襲活動藉著轟炸德國的工業區以及平民區，用以毀壞德國反擊的能力。退役軍人們對於展示遭受轟炸死亡的德國人和斷垣殘壁的照片也感到不滿。
這個議題幾乎一定會面臨退役軍人的抗議，因為當初許多加拿大人（大約兩萬人）和英國皇家空軍的轟炸司令部一起出發，且約有一萬人死亡。此外，退役軍人們在大約十年前也參與過一場類似的爭議。加拿大廣播公司在一九九二年播出一系列的電視節目，此節目內容與加拿大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關。《勇氣與恐懼》（The Valour and the Horror）節目的部分內容暗示加拿大的空軍雖然非常勇敢，卻在他們毫無顧忌的領袖的帶領下，執行了一項道德上有爭議的空襲轟炸任務。退役軍人們提出了請願，並寫信去反對此系列節目和CBC電視台。國會的保守派成員則在下議院提出充滿敵意的問題，且原本立場不明確的參議院退伍軍人事務小組委員會（Senate Subcommittee on Veterans Affairs）也開始了一連串聽證會。在一九九三年夏天之前，某個空軍退伍軍人的團體開始控告製作這些節目的人，認為他們造成許多傷害。這些退伍軍人的律師認為，其實這是很簡單的事情，就是純粹的「對與錯、好與壞、黑與白、真理與錯謬」。這項訴訟後來上到了最高法院，並以特例裁決之。CBC電視台承諾那些退役軍人不會再重播這系列節目。
既然退伍軍人和他們的支持者贏了這場關於CBC電視節目的戰爭，且結果讓他們感到滿意，他們現在更準備好要面對關於空襲展覽的爭議。《軍團雜誌》（Legion Magazine）上面有一篇標題為〈和博物館一起面對戰爭〉（At War with the Museum）的文章說道：「戰爭博物館處理展覽的方式非常草率和傷人，因此許多空軍退役軍人覺得他們和同伴似乎被指控為是不道德的，甚至是罪犯。而且這個指責他們的機構所隸屬的政府，正是當初派遣他們去執行這項恐怖任務的同一個政府。」接著，開始有許多人寫信控訴這個博物館指責那些加拿大的飛行員是罪犯。他們也再次強調當初曾經參與事件的當事人所知道的，一定比後來才去調查事件的人清楚。渥太華當局認為，這些退伍軍人的勢力龐大，因此他們已經準備好要在事情失控前作出妥協。為了緩和輿論批評，博物館管理者找來了四位外來的歷史學家（我是其中一位），並請他們針對展覽給予建議。然而，這四位學者之間也彼此分裂了。其中兩位想要維護他們的專業水準，因此他們說，是的，關於這次空襲行動的確有爭議，只是呈現的方法「不夠平衡」。其中一位問道，是否真的有必要讓來訪者牽涉在如此複雜的爭議中？是否最好由專家們來解決就好？「如果我們必須提出這樣的問題的話，」他提出結論道，「那麼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另外兩位歷史學家的觀點則是，博物館應該是一個讓人學習的地方，當爭議出現時，就要坦白地呈現出來。我認為：「歷史不是因為想讓活在現代的人感覺良好而寫的，而是應該用來提醒我們，所有關於人類的事件是很複雜的。」
參議院退伍軍人事務小組委員會改變了過去慣常被動的態度，並在二〇〇七年春天舉辦了一系列的公聽會，在其中，退伍軍人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提出報告給戰爭博物館，建議博物館應該採取行動，處理與退伍軍人之間的爭議。他們說，博物館應該「考慮用其他方法，把這些物品用歷史正確的方法呈現出來，並應該盡量除去空軍退伍軍人們感受到的羞辱，並避免將來可能讓公眾有進一步誤解這些展覽的可能性」。這些說法所表示的意思很快就讓人明白了。戰爭博物館的管理者在情況尚未明朗的狀況下就離開了，不久之後，博物館宣布他們將會在諮詢過那些退伍軍人之後，為展覽的文宣措辭做些修正。克理夫．查德頓（Cliff Chadderton）是當時加拿大的國家退伍軍人議事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Veteran Associations）主席，他雖然勝利了，但卻毫不寬容。「我們不知道他們為何花這麼久的時間修改，因為那匾牌上的文字顯然是錯誤的。」他說，如果修改後的文字仍讓他們不滿意，他們還會繼續抗議。
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加拿大也對一些國定假日有爭議。很多人反對自治領日（Dominion Day），它是為了慶祝當初加拿大在大英帝國管轄下成立了自治政府而設立的節日，後來在一九八二年改為加拿大日（Canada Day）。其他人則認為，既然這一天是為了慶祝加拿大完全脫離英國獨立，那麼新名字正好能代表這種完整國家的意義。在美國，哥倫布日（Columbus Day）在近年造成了更多爭議。這個節日原本是為了紀念克里斯多福．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在一四九二年十月發現（這個詞現在也具有爭議）新世界（這又是另一個爭論的點），現在卻讓美國原住民感到非常不悅。因為他們認為當初哥倫布的來到對他們而言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而哥倫布本人則是個凶殘的暴徒，但義大利裔的美國人則抱持相反的看法。委內瑞拉的前總統烏戈．查維茲（Hugo Chavez）絕對會毫不遲疑地跳上遊行隊伍的花車——如果他知道這能使他獲得名聲，且能同時讓美國感到惱怒的話。他將自己國家這個節日的名稱更改成原住民反抗日（Indigenous Resistance Day）。慶祝哥倫布登陸加勒比海地區的五百週年紀念更是令人感到微妙。在一九九二年即將到來之際，三百位美國原住民聚集於基多，談論他們五百多年來的抵擋心態。在美國，新教徒的國家基督教會聯合會（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想藉由談論關於入侵、種族滅絕、奴役、「生態滅絕」和開發土地等這些哥倫布真正留給後人的東西，做出改善。雷根政府不喜歡這種關於政治修正的戰爭，因此很快就將此官方紀念活動改成紀念性質、而非慶祝性質的節日。但是這並沒有阻止保守派繼續在大學或其他地方控訴自由主義派，並說他們因為痛恨美國，所以想要否認美國擁有來自歐洲的血脈根源。
過去的歷史越複雜，紀念的時候越困難。例如當初西德（那時尚未統一）沒辦法決定如何慶祝腓特烈大帝逝世兩百週年紀念。他們是要紀念那些學者還是士兵呢？腓特烈大帝究竟是一位啟蒙的代表人物，還是一位類似希特勒的前身？幾乎在法國的每個人都同意，一九八九年是法國大革命的兩百年紀念，應該要好好慶祝。但是這場革命究竟代表什麼意義呢？是為了慶祝自由、平等和博愛，還是要紀念那些恐怖活動？那些應該負責紀念活動的委員會成員，除了彼此間爭吵之外，也和政府意見歧異。後來，這國家性的慶祝會是由一位專業表演者來接手的，他在巴黎弄了一場令人驚嘆又特別的遊行，稱為「地球各種族的慶典」（the Festival of the Planet’s Tribes）。遊行有稀奇古怪的雞、非洲鼓、俄羅斯士兵行進於人造的雪花中、中國學生耍大鼓以及來自佛羅里達的軍樂隊。這景象不禁讓人想問，代表法國的新口號是否應改成「自由、輕佻、諷刺」（Liberty, Frivolity, Irony）呢？
要說法國大革命的意義讓法國人之間難以形成共識，其實在法國歷史中還有許多類似的事情。拿破崙又如何呢？他是一位偉大的國家英雄，還是如某位法國歷史學家所控訴的，是一位種族主義獨裁者？法國是否應該慶祝拿破崙在奧斯特里茲戰役的勝利，就如英國慶祝特拉法加海戰的兩百年紀念一樣呢？還是應該讓它靜靜地度過就好？法國學校又該如何呈現法國殖民統治阿爾及利亞那段歷史呢？許多年來，阿爾及利亞國族主義者和法國殖民者與法國軍隊之間激烈的戰爭，只被輕描淡寫成「一些事件」。當保羅．奧賽爾斯將軍（General Paul Aussaresses）這位與阿爾及利亞戰爭時的高階情報官員，在二〇〇〇年公開為使用這些暴行辯護時，原本普遍被默許的、對阿爾及利亞人的殘害，也成為一個公開討論的議題（在九一一事件後，他建議使用他的方法對付蓋達組織〔Al Qaeda〕）。二〇〇五年，政府通過一項法案，規定教科書的內容應該顯示「法國在海外殖民地所扮演的角色是正面的，特別是在北非」。一開始只有少數幾位歷史學家抗議，認為官方歷史教材不該如此呈現。但同年秋天，當北非裔的幾位青少年暴動震撼了法國之後，這件事上了報紙頭條和國民議會。
屬於右翼且涉嫌通敵的維琪政權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統治德國所留下來的法國部分區域，這個歷史事件也是當今法國政府特別難以處理的議題。在一九四五年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他們告訴自己一個比較輕鬆版本的故事，卻忽略了維琪政權在當時獲得人民支持的程度，且經常熱心地與納粹合作。當自由法國運動（Free French）的領袖夏爾．戴高樂將軍於一九四四年勝利到達巴黎時，他宣布維琪政權是「一個毫無建樹和成果的政權」。真正的法國所表現的是他自己的力量和抵抗運動（the Resistance）。那些少數過去與納粹合作的法國人應該被處罰，而法國將會繼續建立自己偉大的國家。這樣的想法（他們認為事實就是如此）能夠讓法國人忘記過去法國警察曾自願圍捕猶太人，並讓他們被流放到集中營的事，也能忘記相較之下只有少數人真的參加抵抗運動，還有許多舊政權的官員雖然曾經妥協合作過，卻於一九四五年後仍得以繼續留在原本的職位上。法國政府沒有盡力去嘗試逮捕和審判法國一些著名的戰犯，例如里昂屠夫（Butcher of Lyon）克勞斯．巴比（Klaus Barbie）。事實上，他們有些人甚至獲得教會或高階政府官員的保護。至少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前，沒有人提出疑問。任期從一九八一年到一九九五年的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宣稱他只為維琪政府工作了短暫的時間，且是在加入抵抗運動之前。但是事實上，如一位有魄力的記者所發現的，他在那裡工作的時間比他自己承認的還要久，而且還獲得了一份勳章。
法國試著接受過去維琪政權的事實是個痛苦的過程。一開始，是外國歷史學家先來詳細檢視這段歷史的。電影製作人馬賽．歐弗斯（Marcel Ophuls）製作出他經典的紀錄片《悲傷與憐憫》（The Sorrow and the Pity），這部片給予維琪政府一個更真實的樣貌，也毀壞了眾人的迷思，因此當時法國電視台拒絕播放此片。當它在一九七一年公開時，受到右派分子和左派分子的攻擊。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認為這部片的內容「並不正確」。一位保守派評論者則在《世界報》（Le Monde）責罵那些在片中受訪的猶太人，認為他們批評維琪政府的總統馬歇爾．貝當（Marshal Pétain）是不知感恩，他認為這位總統救了他們。在一九七〇和一九八〇年代，有越來越多的公眾討論此議題，出現了更多相關的影片和書籍。但是一直到該世紀末，密特朗和他那世代的人逐漸退出舞台後，新任法國總統賈克．席哈克才有機會承認法國幫助了屠殺猶太人的活動。
在俄羅斯，政府要從一種型態轉到另外一種型態就更唐突了。後蘇聯政府一直在努力（雖然成功有限）嘗試運用歷史為蘇聯創造一個新的身分。「這些日子以來，」俄羅斯人說，「我們國家過去的歷史一直很不明確。」新秩序顯然不想紀念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但他們不想因為停止慶祝這一連兩天的節日而疏遠市民。當鮑利斯．葉爾欽（Boris Yeltsin）當權後，他保留此節日但將之改名為「團結一致和解日」（the Day of Accord and Reconciliation），但是民眾大多不知道此事。在二〇〇五年，普丁將此節日改到十一月四日，並將之命名為「民族統一日」（the Day of National Unity）。更改日期是因為紀念俄羅斯於一六一二年成功抵禦波蘭入侵。但一般大眾和激進的國族主義者不同，他們仍然不清楚這個節日到底要慶祝什麼。
現今的俄羅斯最少表現出關心的（至少到目前為止）是史達林統治時的那段歷史。很少有官方博物館或地點用來紀念古拉格或是成千上萬關在史達林牢中的人，也很少有紀念館紀念那些勇敢的個人，例如安德烈．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他強力支持蘇聯改革。
然而，俄羅斯並非唯一不想回顧歷史的國家。在越戰結束後的十年，與之前所有其他戰爭不同的是，美國並沒有建立正式的紀念館來紀念傷亡人士。而是等到民眾自己建立了私人相關機構後，政府覺得過意不去，才在華盛頓的國家廣場提供了一塊土地給他們使用。
在西班牙，佛朗哥將軍（General Franco）於一九七五年去世後，民主逐漸落地生根。西班牙有項眾人心照不宣的「遺忘協議」（pacto del olvido），就是要忘記內戰時期的傷痛和之後持續好幾年的鎮壓活動。近年來作家、歷史學家和電影製片者開始探索關於此戰爭的歷史，在二〇〇七年十一月政府制定了〈歷史記憶法〉（The Law of Historical Memory），國家也必須為安置這眾多的墳墓與確認那些被佛朗哥勢力所射殺者的身分盡一份心力。佛朗哥的政權本身已經被正式譴責，而且將會盡可能地從公眾的紀念活動中被抹除。佛朗哥的雕像將會消失，街道和廣場的名字會更改。然而這個法案卻難以為西班牙歷史帶來一致的看法。如果說該法有帶來什麼影響的話，只能說它不僅引發了舊的分裂，還帶來新的爭議。「我們獲得了什麼呢？」曼努爾．弗拉加（Manuel Fraga）問道，他是一位參議員，而且之前是佛朗哥政權的部長，也參與了民主改變的過程。「看看英國發生的事。克倫威爾（Cromwell）斬首了一位國王，但他的雕像仍然矗立在國會外面。你無法改變過去。」
西德和日本都被迫記得近代的歷史，不僅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那方迫使他們如此，憑良心論，也出於他們自己的國民的緣故。在大戰不久之後，德國和許多其他歐洲人一樣，因為專注於生存及重建的問題，而沒有什麼意願和精力去回想過往的歷史。或許也因為他們的失敗是如此徹底，還有納粹的過往是如此不堪，以及他們自己和希特勒的關係是如此深遠，因此他們躲在遺忘和沉默之中。在一九五〇年代，一般很少有德國人願意討論納粹主義或是互相提起他們與那個政權的關聯。其中一個例外是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的《一位少女的日記》（Diary of a Young Girl），這本書賣得很好，但是其他幾本由集中營生還者所寫的回憶錄或幾篇討論德國罪行的文章，則沒有吸引太多的注意。然而，人們無法永遠對過去保持沉默，總是會有作家或思想家準備要問這些令人尷尬的問題。德國人也無法完全避談當初國家第一次被占領時跟隨了希特勒的帶領，以及後來分裂成兩個獨立國家等事件所帶來的影響。西德在前總理康拉德．艾德諾（Konrad Adenauer）的提議下，支付了賠償金給以色列（但當時只有百分之十一的德國人認為這是個正確的決定）。
一直到了一九五〇年代末，西德才開始認真檢視他們的過去。一九六一年，在耶路撒冷審判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過程中，揭露了納粹用來殺害猶太人那極為精心策劃的方法。後來在西德又有其他的審判繼續進行，使得年輕且激進的一代開始要求了解關於過去的真相。當美國的電視節目《猶太大屠殺》（Holocaust）於一九七九年在德國電視台播放時，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成人都在觀看該節目。今天，已經統一的德國已可以挺身而出面對他們的過去，且通常用很顯眼的方式。開始有更多紀念集中營的博物館開幕了，而學童們也會被帶去參觀這些博物館，當成課程的一部分。在柏林，戰爭與暴政受害者國家紀念館（the National Memorial for the Victims of War and Tyranny），以及威廉皇帝紀念教堂（the Kaiser Wilhelmi Memorial Church）的轟炸後紀念遺址，還有猶太大屠殺紀念碑（the Holocaust Memorial），都屬於國家等級的紀念館。而整個德國的各鄉鎮城市則還有屬於自己的紀念活動和博物館。
在冷戰期間，當西德正努力面對他們那段納粹的過往，東德卻是盡量避談此話題。東德的共產黨政府設法讓自己與過去那段納粹歷史完全無關，也希望不用負擔任何責任。他們說希特勒和納粹代表資本主義，是他們開啟了這場戰爭，也是他們殺害了上百萬的猶太人和其他歐洲人。東德是社會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而且他們一直站在蘇聯那方，一起對抗法西斯主義。事實上，部分的東德人甚至認為，他們的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站在蘇聯那邊的。雖然東德政權為三個集中營建立了紀念館，但唯一被紀念的只有共產主義者，猶太人和吉普賽人則完全沒被提到。
奧地利的失憶症似乎更加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十年，他們一直設法（而且非常成功）將自己描繪成納粹主義的首要受害者。在一九四五年維也納的一場紀念蘇聯士兵的典禮中，曾當過一陣子奧地利總理的利奧波德．菲格爾（Leopold Figl）悲嘆道：「奧地利的人民在希特勒的暴政下受苦七年。」奧地利在接下來十年中，都是這樣說服自己。他們是快樂而溫和的人民，從來沒想過要做出像納粹那樣的事，是希特勒逼迫他們使德奧合併。他們從來都不想要打仗，如果他們的士兵真的參加了戰爭，那只是為了保衛自己的家園。必須說清楚的是，他們自己也在同盟國的手中受了很多苦。看看究竟是誰摧毀了維也納那美麗的歌劇院呢？然而，事實上許多狂熱的納粹分子（包括希特勒自己）都是奧地利人，還有一九三八年群眾在維也納熱烈迎接希特勒的勝利遊行，以及許多奧地利人曾合力迫害猶太人，這些事實都被避而不談了。少數勇敢的自由主義者想要慶祝少部分奧地利人曾奮勇抵抗納粹主義，並紀念猶太人所受的迫害，卻發現自己受到孤立，或被控訴是共產主義者。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新世代年輕人站上舞台，德國人也開始檢視納粹那段過往，此時奧地利在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才開始浮上檯面。
日本常常被拿來與西德做比較，中國特別喜歡如此。中國控訴日本不承認於一九三〇年代入侵中國的罪行，還有在太平洋戰爭剛開始時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們對所征服的國家進行的野蠻行為（包括南京大屠殺和他們對滿洲所進行的非人道人體實驗等等）。事實上的確有足夠證據證明這些事是真的。日本和奧地利一樣，在戰後有好幾年時間都把自己描述成一個戰爭受害者。他們用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空投事件來吸引注意力，好減弱放在他們罪行上的目光。例如他們很晚才支付賠償金給那些被他們強迫作為慰安婦的韓國女性。後來上任的日本首相還前往靖國神社致意，然而這個神社裡所紀念的是日本在戰爭時去世的軍人，其中包括一些被確認為是戰犯的領袖。
另一方面，對於該如何處理那些較具爭議的歷史，一直有許多爭議。在一九五〇年代，一些書籍和文章（許多作者都是親眼見證或當時參與其中）都證明了日本士兵的確犯下那些暴行。同時，一些歷史學家也開始撰寫相關文章，並堅持揭露事件真實的全貌。雖然國族主義者會攻擊這樣的文章，但他們無法阻止這些文章的出現。中國還宣稱，日本不願讓學生知道戰爭中所發生的一切，但事實上也不是如此（這樣的攻擊竟然來自一個把過去整段歷史都刪除的國家——例如文化大革命——也是很奇怪的）。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日本的學校教科書開始提到關於南京的暴行，且公布被殺害的人數。對許多日本人而言，那十年的歷史使他們的國家從一個受害者轉變為加害者的形象。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國族主義者試圖輕描淡寫日本的侵略和戰爭時期的暴行，這樣的作法引發了自由主義者的憤怒和激烈的公眾爭議。學者們開始拓寬他們的研究領域，研究一些鮮少被揭露的事件或是戰爭的隱藏面。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南京暴行的紀念儀式上，公民的遊行裡有一群來自中國和德國的學者，他們走在東京街頭上，隊伍前面則舉著一座特別的燈籠，上面用中文寫著「紀念」。
歷史常常會製造衝突，但也能幫忙帶來和解。南非和智利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目的就是要揭露過去歷史的所有真相，然後繼續前進。這不是說他們只想專注於過去的事和做錯的事，而排除其他的事情，而是他們想要接受過去確實發生的事，且試圖評估那些事情的價值。當約翰．霍華德試圖在澳洲推廣全國性的歷史課程時，在雪梨的一位女子高中校長描述她如何處理關於白人第一次到達時的歷史：「我們詳細討論了所有關於白人的歷史名詞，包括殖民主義、侵略和種族滅絕。誠實地檢視過去的歷史，不論是否對某些人來說是痛苦的，這都是社會唯一能夠成熟與彼此建立關係的方式。」
二〇〇六年，過去曾是敵人的法國和德國共同發行了一本歷史教科書，而且兩個國家的學生都會使用這本教科書。雖然書中的內容只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歷史，但他們長遠的計畫是要編寫一些教科書，處理更多一九四五年之前困難的議題。在中東，沙米．艾德溫（Sami Adwan）是一位伯利恆大學（Bethlehem University）的巴勒斯坦籍教授，他和一位以色列的心理學家丹．巴翁（Dan Bar-On）一起設計教科書，希望能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高中學生都可以使用，他們的目標比法國和德國的更含蓄一點，只希望能夠在書中同時列出兩個國家的歷史，也藉此展現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能夠合作與和平共處的例子，以便緩衝長久以來的許多衝突。他們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兩者互相理解，並且在長遠的未來有更深遠的意義存在。「為了讓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孩童了解自己，」艾德溫教授告訴一位訪問者，「他們必須了解對方，然後預備在將來創造出屬於自己的不同故事。」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雙方只有少數老師對這一本教科書有興趣。
當公眾願意以實際行動來承認過去的歷史，也能幫助醫治國家之間的傷痕。西德總理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是第一位前往波蘭訪問的西德領袖，當他跪在紀念華沙猶太英雄紀念碑（Warsaw Ghetto）前時，造成了不小的影響。在一九八四年，密特朗和德國的總理海爾穆．柯爾（Helmut Kohl）在凡爾登（Verdun，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這裡發生兩國間最激烈的戰爭）會面，在這裡為歐洲有了整合的未來而慶祝。這兩個國家也在佩羅訥區（Péronne）共同建立了一間戰爭博物館，這裡以前是索姆河戰役（the Battle of Somme）時德國總部的所在地。這間博物館的設計目的是為了顯示這場戰爭是歐洲的歷史事蹟，且強調當前歐洲必須整合的必要性。
有時候，承認過去的罪行就像效用過強的藥一樣，不見得有好處。蘇聯的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曾提出政策，想要公開討論過去關於史達林的歷史，但是沒有成功。因為揭露過去古拉格的事件與史達林所殺害的人數，損害了民眾對整個國家系統的信心，因為他們發現政府過去竟然犯下了這樣的罪行。經過了好幾年的否認之後，蘇聯才在一九八〇年代承認曾秘密同意與希特勒一起分割位於他們之間的國家，以及軍隊曾殺害了那些投降的波蘭士兵，這樣做破壞蘇聯對東歐的影響力（今天，俄羅斯媒體又開始不承認這些事情，並再次謬誤地指控說，這些罪行都是納粹犯下的）。因此，我們就想要問，蘇聯這樣的一個政權與帝國，當初是否該存續下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