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歷史與身分認同
我們之所以常會對歷史有所爭議，是因為它對現在有實質上的影響。我們會以各種方式使用歷史：例如，我們會用歷史來激勵自己達成未來目標，有時也用歷史來宣稱自己能合法擁有某些東西（例如土地）。令人難過的是，有時還會用歷史來攻擊或貶低他人。檢視過去的歷史也有可能成為一種療癒人心的方法，因為我們可能會發現一些關於自己所屬群體的新知識，而這些是過去被忽略或壓抑的。對於那些沒有權力，或是自認為沒有足夠權力的人來說，歷史可以用來為他們抗議自己被邊緣化，或是反抗那些他們不喜歡的趨勢或理念（例如全球化）。此外，人們還可以使用一些顯示了過去不公正或犯罪的歷史，來為現在要求補救或賠償。對所有人來說，不管你掌握權力或處於弱勢，歷史都能用來定義自己或為自己背書。
「我是誰？」我們常會問自己這個問題，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是誰？」我們的身分大多來自於自己出生所屬的群體，或是自己後來所選擇的團體。這些特徵包括性別、種族、性取向、年紀、階級、國籍、宗教、家庭、部落、地理區域、職業等等，而當然歷史也會影響我們如何認定自己的身分。當新的自我認同方式出現時，就會有新的群體出現。例如，青少年這個族群在一九〇〇年之前幾乎不存在，那時人們不是成人就是小孩。到了二十世紀，已開發國家的孩子們留在學校的時間變長了，因此也變得比較依賴父母。青春期就成為一個銜接孩童與成人之間的轉變期。而市場當然也發現了這個商機，所以開始出現專屬青少年的衣服、音樂、雜誌、書、電視節目或廣播節目。
我們通常視自己為個體，但同樣也認知到自己是群體的一分子。有時候我們所屬的團體很小（可能只是一個大家庭），有時候則很大。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創造了「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這個詞，他認為國家或宗教等團體都算是想像的共同體，有時它們如此巨大以至於我們不可能認識所有成員，卻仍然忠誠於這些團體。團體會用各種象徵來代表自己的團體，不管是旗幟、彩色T恤或是特別的歌曲。在這個尋找定位的過程中，歷史通常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軍隊之所以會編制軍團，就是因為他們很了解向心力的重要。這也是為什麼過去的紀念活動中，他們總是很注重軍團的歷史或是戰爭的榮耀。但不意外的是，他們所紀念的那些歷史事件，很多說法常常是單方面或是過於簡化的。
大多數美國人都知道保羅．里維爾（Paul Revere）夜奔的故事：這位勇敢的愛國者在一七七五年某個晚上，連夜騎馬趕去警告他的革命夥伴，因為英軍即將要襲擊他們。八十年後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將這個傳奇寫成了詩。可惜的是，對歷史學家而言，詩中有些重點是錯誤的。舉例來說，里維爾並沒有在老北教堂（Old North Church）的尖塔上用提燈做訊號暗示英軍的行動（亮一下就是從陸地，兩下就是從海邊而來）。相反地，是這些訊號提醒了他。然而最重要的或許是，他其實並不是依據自己的意思而行動的，這其實只是某項完整行動計畫中的一部分。在那天晚上，有許多人都騎著馬往不同的方向出發執行任務。大衛．哈克特．費希爾（David Hackett Fischer）對此做了一番研究，並寫出比朗費羅更正確的版本：「當我們對這些傳信者做了許多研究後發現，保羅．里維爾的部分很有趣。他後來扮演的角色不僅是一位遞送訊息的信差，而是成為了宣傳自由理念的精神象徵。」
歷史學家也開始在檢視關於美國西部的一些迷思。市面上有上百部關於美國西部的電影和上千本小說，都是由一些作者例如贊恩．格雷（Zane Grey，他其實只在蜜月時去過西部）和卡爾．邁（Karl May，他從來沒去過西部）等人寫的。他們為美國西部塑造了一個狂野不羈的形象，那裡有大膽的牛仔和果敢的拓荒者，他們勇敢地面對野蠻的印第安人部落。這種美國西部的形象，就彷彿是一道強而有力的魔咒，因為從美國總統羅斯福到小布希，不少美國政治人物和菁英都喜歡把自己描述為勇敢的牛仔形象。甚至連外表看起來不太可能會這樣的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都曾經深受西部迷思吸引。「美國人很喜歡這種牛仔的形象，他們會騎著自己的馬匹，隻身在前面帶領後面的馬車隊。」他曾這樣告訴義大利記者奧里亞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牛仔總是能在正確的地點和時間出現。」但是「真正的」西部世界（那時拱篷馬車隊行駛於尚未開發且無法可管的邊境地區），其實只維持了很短的時間，這點頗令人驚訝。這期間大約就是從一八四〇年代開始（當時越來越多拓荒者移往密蘇里河以西），到一八六九年第一條跨越大陸的鐵路開通為止。此外，當我們了解更多之後，對西部抱持的許多刻板印象也就逐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複雜、甚至令人幻滅的事實。當初所想像的牛仔，其實只是一些帶著槍的不良少年，要是今天他們可能就會加入幫派或被關進牢裡。比利小子（Billy the Kid）是個迷人但冷血的殺人犯。而電視劇《鐵腕明槍》（Gunsmoke）中的凱蒂．羅素小姐（Miss Kitty Russell）在戲中是個溫暖又迷人的酒館老闆娘，但在真實的西部地區可能就不會是如此。在西部邊境地區，像她這樣的女人經常是落魄又貧窮的妓女，也經常酗酒且身患疾病，很多後來都以自殺結束生命。
在美國，建構國家的迷思後來被更強烈的地區性迷思所取代，特別顯著的例子就是美國南部地區所持有的迷思。在南北戰爭之後，美國南方白人寫出了屬於自己獨特版本的歷史。不意外的是，在他們自己版本的歷史中，內戰前的美國南方擁有很優雅的文化，他們的男性都是紳士，而女性都是淑女，人們非常注重教養和禮儀，甚至在主人與奴隸之間也是如此。然而北方的勝利使這些文化消失了，而重建工作只帶來許多損失和退步。建立於一八九四年的邦聯女兒聯盟（the 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特別重視監督學校教導的課程，以確保南方學校所教授的歷史是他們所贊成的歷史版本。教科書的出版商也順從了，因此他們發行了不同版本的美國歷史教科書：一種版本是給南方的，對奴隸制度輕描淡寫，並忽略了那些殘酷的事，另外一種版本則是給北方學校的。因此，就算是黑人在他們那被隔離的學校裡所讀到的南方歷史，也幾乎都缺少了奴隸和歧視的部分。他們被告知非洲人能來到美國是幸運的，因為他們能夠接觸到歐洲文明。教科書上還說，可惜非洲人天生資質不佳，沒有辦法好好利用這些機會。雖然黑人老師會很努力想要反對這些觀點，但這麼做不容易，因為所有課程內容都必須通過學校白人董事會的應允。
公眾的紀念活動、博物館和檔案資料也都很強調白人所描述的南方歷史。在整個南方地區，許多公共地區（例如公園或廣場）都是以當初美利堅聯盟國的英雄命名的，到處都有他們的紀念碑。一九五七年，維吉尼亞州舉辦了一場活動，慶祝他們剛到美國時的第一個定居地詹姆斯鎮（Jamestown）三百五十週年紀念。但他們所慶祝的全都是關於白人的歷史，完全沒有提到當地的印第安人，或是幾年後被帶到這裡的非洲奴隸。當年他們沒有邀請任何黑人嘉賓參與，有六個人是不小心邀錯的，而且邀請很快就被取消了。
在一九六〇年代，隨著民權運動的增長，美國南方的權力架構開始改變，而南方歷史的內容也隨之改變。每一州開始整合他們的學校，此時那些老舊內容的教科書就變得很尷尬。博物館開始在他們的演出和展覽中，確認黑人於南方的存在。當美利堅聯盟國博物館（Museum of the Confederacy）把腳鐐拿出來展示時，讓人確實感受到時代已改變。南方黑人也開始要求擁有屬於黑人歷史和民權歷史的博物館。這項任務並不容易，其原因不只是白人頑固分子的反對而已。因為黑人歷史向來都沒受到過去由白人所主導的機構的重視，因此許多南方的黑人歷史資料和文物都早已不存在了。此外，黑人也開始要求在公共場所紀念他們的黑人英雄。在維吉尼亞州的里奇蒙（Richmond，他們率先在一九七七年選出了一個黑人占多數的市議會），偉大的黑人網球選手亞瑟．艾許（Arthur Ashe）的銅像與其他許多內戰英雄一起被設置在紀念碑大道（Monument Avenue）上。而在二〇〇〇年，原本有兩座橫跨波多馬克河的橋是以偉大的內戰英雄命名的，分別是石牆．傑克森（Stonewall Jackson）和傑布．斯圖爾特（Jeb Stuart），但後來被更改為當地民權運動人士的名字以茲紀念。
近來，美國南方的白人與黑人開始想要共同享有一樣的歷史。一九九九年，黑人與白人一起站在路旁為某匾牌舉行揭幕儀式，這是為了紀念半個世紀以前有兩對黑人夫妻曾被處私刑。這也是喬治亞州第一次公開承認私刑歷史的存在。當地報紙寫道：「是時候來療癒這道傷口了。」維吉尼亞州的威廉斯堡（Williamsburg）是一個被小心維護而存留下來的殖民地歷史保護區，過去人們很少會提到這裡曾有龐大的奴隸人口，總是只提及關於白人的事，但較新版本的歷史則開始述說關於奴隸與主人之間的事。例如，在某些表演中，因為毒打逃跑奴隸的場景實在太逼真了，有時甚至會有憤怒的遊客想要加以制止。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想見到過去歷史更完全的面貌。很多人仍然認為，歷史應該維持它們讓人振奮的角色，而非讓人感到沮喪。在維吉尼亞州，他們想建立某紀念碑來紀念某場失敗的黑人起義事件，但反對人士卻認為這是在支持暴力。
在當前這變化快速的世界裡，若能知道自己隸屬於某個團體，可提供一種安慰。無論我是基督徒、回教徒、加拿大人、蘇格蘭人或同性戀，這都表示我可以隸屬於一個更大、更穩定且存在更長久的團體。因為這團體通常早於我們之前就存在，而且可能會比我們更長久地存留下去。現在，很多人已經不相信有來世了，所以這樣的團體似乎可以承諾我們一種永遠存在的感覺。然而，身分認同卻也可能會是一種陷阱，有可能讓我們身陷牢籠或是與他人分隔。例如，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男孩經常聽到的話語是：「別哭，你可是個英國男人。」而女人常聽到的則是，既然她們屬於某個特別團體，那麼就應該要溫柔且順服。鄰居們認為不可相信對方，因為對方是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回教徒或是猶太人的身分。而在多倫多（我長大的城市），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會去上不同的學校。在以前，若某個團體的人和另一個團體的人結婚，通常會成為一樁醜聞。
歷史可以是用來強化這種想像共同體的方式之一。例如國族主義者（nationalist）常喜歡宣稱，自從模糊的遠古時代起，他們的國家就已經存在了。聖公會（Anglican Church）認為雖然他們在宗教改革運動時已經和羅馬分裂，但他們仍屬於早期教會的一個支派。事實上，無論去檢視哪一個團體，都會發現其身分認同是一個不停改變的過程，而非固定不變的。團體會隨著時間流逝而不停地重新定義自己，並會回應內部的發展改變，這有可能是宗教方面的覺醒，或是外來壓力的影響。如果你的團體受到壓迫或傷害（就如同同志團體過去和現在仍然在許多社會中所面臨的處境一樣），那也會成為你看待自己的方式之一。有時候甚至會變成：似乎在競相比較誰比誰更可憐。當美國黑人看到猶太大屠殺事件在美國獲得越來越大的關注和紀念時，他們會覺得憤恨不平。有些人會問，難道奴隸制度不也是一項罪惡嗎？
當一些以前曾被邊緣化或忽略的團體漸漸發展出自我認同之後，他們也自然而然會開始回顧過往。舉例而言，當女人和同志開始努力訴求自己的權利時，屬於他們自己的歷史就會開始漸漸發展。藉著檢視過去女性和同志如何受到不平等對待，以及他們如何面對這些問題，還有開始去發現和闡述過去女性主義和同志運動的故事等等，歷史學家不僅可以幫助他們團結起來，甚至能幫他們取得一些應得的權利作為補償。
在一九二〇年代，美國黑人教育家暨歷史學家卡特．伍德森（Carter G. Woodson）開始了黑人歷史週（Negro History Week）活動，以便破除白人對黑人的刻版印象，另一方面也強調黑人過去所做的貢獻。到了一九七〇年代，美國黑人已成功透過民權運動開始維護自己的權利，也越來越以身為黑人為榮。在一九七六年，當美國慶祝兩百年國慶時，伍德森的黑人歷史週也變成了黑人歷史月。當時的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也發表了善意的談話：「當踏入本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時，我們總算見證了黑人同胞完全融入於國家的各個領域。在慶祝黑人歷史月的同時，我們可以因為見證了開國元勳的理想得以實現而感到滿足。然而我們更應該藉此機會，向那些在過去歷史中經常被忽略的黑人同胞在各方面的成就致敬。」在英國也有相似的歷史月，其目的也是為了紀念黑人對英國社會的貢獻，並鼓勵黑人能為自己的文化感到驕傲。在加拿大，一九九〇年代時期的黑人家長常抱怨地方學校對於黑人對加拿大的貢獻，並沒有足夠的教導。「美國的非洲人只是個例外，」新斯科細亞省（Nova Scotia）黑人文化中心（Black Cultural Centre）的主任這樣說道。現在，因為黑人也進入了主流，他們更需要開始知道自己的歷史。對一些黑人領袖而言，歷史是能用來面對這不友善的世界與推翻刻板印象的方法之一。在一九九五年，因為來自加拿大黑人的壓力，政府終於宣布加拿大也會有屬於自己的黑人歷史月，「這是為了紀念加拿大黑人所做的許多成就和貢獻，因為他們在歷史中曾付出許多，才讓加拿大能成為今日這樣文化多元、熱情和繁榮的國家。」
今天，聾人運動者認為聽不見並非一種殘疾，而是一項與眾不同的特徵，而他們正努力創造所謂的「耳聾之國」。他們拒絕醫療，例如人工電子耳或想訓練耳聾的孩童說話（「這是『口語至上主義』〔oralism〕的偏見，」他們有點輕視地說道），並堅持手語本身就是一個發展成熟的語言。他們把英文的耳聾（Deaf）這個字第一個字母大寫，就是為了表示耳聾是一種文化，而不只是失去聽力而已。學者們也發表了相關報告，並教授關於聾耳的歷史。此外還出版書籍，例如《加拿大的聾耳歷史傳承：特別、多樣與不朽的文化》（Deaf Heritage in Canada: A Distinctive, Diverse, and Enduring Culture）或是《英國的聾耳歷史傳承》（Britain’s Deaf Heritage）。在一九八四年，一位叫做哈蘭·朗恩（Harlan Lane）的美國教授開始研究並發表關於過去聾人受到壓迫的歷史。雖然他自己聽得見，不過他也正在學手語。
今日那些自認為是聾耳的人士會戴上藍色的緞帶，因為這是納粹主義分子當時規定聾耳人士必須配戴的。在一九九九年澳洲舉辦的一場正式的藍色緞帶紀念會上，七位聾耳的發言人手持蠟燭講述屬於他們的文化、歷史，以及他們如何得以存活下來成為一個社群。「我們要紀念那些在口語至上主義的教育中成為犧牲者的聾耳人士，因為口語至上者經常不承認他們的手語和聾耳的老師。」他還說道：「此外我們也要謹記，過去大眾曾利用絕育和禁止聾耳人士通婚的方式，想要排除我們的存在，讓我們不要出生到這個世界上。」在最近一次於英國召開的聾耳人士會議中，朗恩告訴他的英國聽眾們，美國的語言治療師和助聽器製造商聯合起來對議員進行遊說，想要打壓弱勢的聾耳人士團體。帕迪．拉德（Paddy Ladd）同樣也是一位充滿熱情的英國學者，他自己也是聾耳人士，他讚許十九世紀的法國聾耳學者費迪南．貝帝爾（Ferdinand Berthier）想要建立國際聾耳社群的想法。但拉德說，這計畫被支持口語的帝國主義者所阻撓了。根據聾耳人士的歷史顯示，在更早之前的十八世紀下半，有一位可敬的法國牧師為聾耳孩童設立了學校，並深深了解他們應該要有屬於自己的手語。這是一段快樂的時光，甚至可稱得上是聾人歷史中的黃金時代。可惜的是（對那些聾耳運動人士來說），歷史紀錄顯示，其實這位牧師並不希望手語成為最後的目標，而認為這僅僅是過程中的一部分，他仍然希望繼續教導學生學習唇語，或甚至能夠說話。
失落的黃金時代可以成為一個有效的工具，用來刺激現代的人們。「合一是義大利的命定，不管是過去或現在都一樣。」朱賽佩．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是十九世紀偉大的義大利國族主義者，他心急地告訴這個處於分裂的半島國家：「國民優先（civil primacy）的夢想曾在義大利發生過兩次，分別是透過凱撒的武力和教宗的發聲而成的，而在義大利人民的手下，必能使之完成第三次實現。」馬志尼也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相信一個由能夠自我管理者所組成的世界，將會是一個快樂、民主與和平的世界。然而他的建言中也帶著警告：「那些四十年前無法理解義大利統一的人，純粹是因為看不清歷史的帶領。但是在我們人民的榮耀之下，若有任何人將他們帶回到邦聯和獨立省份自由，那他就應被貼上背叛國家的標籤。」偉大的歷史可以是項承諾，但也可能帶來極重的負擔。墨索里尼應許要為義大利人建立第二個羅馬帝國，但事實上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帶他們走向滅亡。
在十九世紀初，希臘的國族主義者和他們在歐洲的支持者都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正在將正統希臘文明從鄂圖曼帝國中解救出來。而歷史當然會給他們第二次機會。希臘學者還寫了一些書籍，內容描述從古典的世界到現代世界之間確實有直接的關聯（但鄂圖曼帝國統治的那四個世紀則大多被忽略了）。外國學者認為這樣的看法太過簡單，但也都被他們嘲笑或無視。書面的希臘文在古典文學中是很重要的，因此歷代以來學童都必須學習這個對他們來說很陌生的語言。到了一九七六年，政府終於讓步，並讓現代希臘文成為官方語言。然而更加危險的是，過去的歷史似乎一直承諾著將來會重建希臘帝國。埃萊夫賽里奧斯．韋尼澤洛斯（Eleuthérios Venizélos）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偉大的希臘政治家，他有次聚集了朋友來到一張地圖前，並且在現代的國界地圖上畫出了全盛時期的古希臘範圍。他畫出的範圍包括大部分的現代土耳其、阿爾巴尼亞的一大半，以及東地中海區大部分的島嶼。他也可以把一部分的義大利畫進去，但他沒這麼做。在那個偉大理想的影響之下，他後來於一九一九年派遣希臘士兵到小亞細亞，並宣稱希臘的所有權。這麼做對希臘軍隊以及後來住在現代土耳其的無辜希臘人來說，都是場災難。後來在凱末爾的帶領下，覺醒的土耳其軍隊將希臘軍隊逼退，好幾萬困惑無助的難民（其中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希臘在哪）也跟著他們一起回去。而許多土耳其人（他們和希臘人不同之處大多只是宗教不同）則為土耳其拋棄了家園。這些當時所發生的事件，現在也已成為歷史了，而且這段歷史到現在都還影響著希臘和土耳其兩國的關係。
意識形態也會呼求歷史的幫助，不過在它的手中，歷史比較像是一個預言。他們認為，那些懷抱信念的人或許曾經受苦（或許現在仍然一樣），但歷史則會不停地往一個預定好的結局走去。無論是世俗的信念（例如馬克思主義或法西斯主義），或是宗教信仰（例如好幾種信仰中都有的基要主義），他們所闡述的故事總是驚人地單純又包含一切。似乎所有的事件都能夠符合他們所敘述的宗旨，似乎所有事情都被完美地解釋了。作家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記得，當他在那段困頓的時代發現了馬克思主義時，他感到鬆了一口氣以及無比的喜悅。當時威瑪共和國正經歷失敗，而納粹則開始獲得權力。過去、現在和未來似乎都變得可以理解了。「新的光亮似乎從四面八方照射進來，整個世界似乎突然都對了，就像拼圖的碎片突然都拼湊到正確的位置上一樣。」
馬克思相信，他發現歷史也是有規則可循的，就像科學一樣。而這表示共產主義的未來也一定會實現。他認為世界的歷史就是從原始的共產主義開始的，當時是個牧歌般的世界，獵人和採集者共享所有的東西，沒有所謂的私人財產。而馬克思承諾，歷史演變到最後也會是個類似的世界，但這次將會是一個更繁榮的世界（感謝這些新穎、現代化的各式工具）。法西斯主義也和共產主義一樣，認為自己擁有美好的未來，而他們同樣也追求呼應過去的情操和回憶。納粹利用了許多過去的迷思、傳奇和歷史人物，例如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或是腓特烈巴巴羅薩大帝（Frederick Barbarossa，十二世紀時的德意志國王），以及同時期的條頓騎士團（Teutonic Knights，他們參與的十字軍東征不只到達聖地，還包括大部分的波羅的海地區）。而這些歷史再再顯示了希臘人的天賦與永存性——這也表示他們應該要繼續擴張其勢力。「我們要在六百年前停下來的地方重新開始」，希特勒在《我的奮鬥》（Mein Kampf）這本書中提到，「我們要停止往南方和西方前進，並將眼光轉向東方。」當然，宗教的基要主義分子也會做同樣的事，他們會召喚信徒要回到「純真」的宗教，就像第一次獲得神聖啟示時那般純潔。他們同樣也會描繪出一幅彷彿黃金時代般的美好畫面。在那時，所有忠誠的追隨者都和睦同居，並且遵守所教導的規定。舉例而言，回教的基要主義分子想要恢復回教國王的地位，並執行回教律法（雖然說到底要選擇哪個學校所教導的版本，可能也是項困難的決定）。
雖然失敗和挫折常常出現在這些故事中，但不會挑戰其真理的地位。如果這些信徒受到阻撓，那都是因為敵人的詭計和陰謀。當然，對希特勒而言，這阻撓就是猶太人。是猶太人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引發了布爾什維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並讓德國人在《凡爾賽和約》下受苦。希特勒不停地重複，他已經警告過他們，如果膽敢再引發另一次戰爭，他將會摧毀他們這些「歐洲的寄生蟲」。第二次世界大戰會發生是猶太人的錯，該是時候要好好處理他們，以便一勞永逸了。事實上，如果有任何人應該為那場戰爭負責，那應該是希特勒，但是一般的邏輯和推理無法進入他那封閉的思想系統內。另外，在一九九一年，美國電視福音布道者帕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曾警告美國總統老布希，美國對伊拉克的勝利並非真如外表看起來那樣。這麼做並不是為和平鋪路，而是通往邪惡。這一切對羅伯遜來說，顯示得如此清楚。自從一九一七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以來，就一直存在著秘密的陰謀，欲將整個世界推向社會主義和反基督的方向。歐盟很顯然也是這場陰謀的一部分，還有聯合國也是。而波斯灣戰爭和海珊向以色列發射飛彈，只是邁向此未來的過程而已。
記得過去的邪惡，可以幫助我們維持對現在的信念。是的，或許現在看起來很黑暗，但這不正是勝利來到或天堂降臨前常會出現的景況嗎？在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之後的幾個禮拜，奧薩馬．賓．拉登（Osama bin Laden）發布了一段影片，在影片中他興高采烈地講到關於世貿雙塔被摧毀的事：「我們伊斯蘭教國家遭受這樣的待遇已經長達八十多年，飽受羞辱和輕蔑，我們的子孫被殺害，鮮血流出，伊斯蘭的神聖性也被褻瀆了。」但是西方世界卻很少人知道這樣的事情。回教在現代所經歷的勢力低落，是從回教國王的地位被廢除後就開始了。一九二四年，凱末爾這位現代土耳其國家的創建者廢除了鄂圖曼帝國最後的蘇丹王及其政府，然而這件事在西方世界並沒有受到太多關注。身為哈里發（caliph），他們宣稱自己是世界回教徒的精神領袖。他們的最後一名領袖是一位溫和的詩人，後來安靜地隱居山林。對於身處於印度到中東的許多回教徒而言，這樣的廢除事件，打擊了他們想要在神的律法下統一回教世界的夢想。對賓．拉登以及其他抱持同樣想法的人而言，就是因為回教世界無法統一，才使西方勢力有機會控制中東地區，取走他們的石油，並且藉著建立以色列而奪走土地，使他們的領袖頹敗，讓一般回教徒迷失。那些沙烏地阿拉伯的領袖犯下了極大的罪行，那就是他們竟然讓美國軍隊進駐這片聖地，這裡可是回教徒最神聖領域的所在之處。其實，賓．拉登口中所說的歷史，不只是包含過去八十幾年而已。十字軍東征、摩爾人在西班牙的戰敗、十九世紀西方的帝國主義，以及二十世紀出現的許多惡行，都包含在這個回教受辱和受苦的黑暗故事裡。因為這樣的歷史故事可以讓跟隨者感到憤怒，讓他們熱血沸騰，並能吸引新血的加入。
雖然大多數人不會抱持這麼單純的世界觀，但我們也的確發現歷史能夠為我們現在做的事情辯護。二〇〇七年，加拿大總理史蒂芬．哈伯（Stephen Harper）拜訪了法國，並參與了某紀念館再開幕儀式，這座紀念館是為了紀念維米嶺戰役（Vimy Ridge）中許多戰死於一九一七年的加拿大士兵所設立的。但是加拿大人對於自己國家支持布希對抗恐怖分子的戰爭感到不安，也不樂見加拿大軍隊在阿富汗做出犧牲。然而哈伯對他自己的立場很明確：加拿大會支持華府所做的每項重大國際性決定，而且他仍會讓加拿大軍隊繼續停留在阿富汗。在演說中他強調，維米嶺一役的成功對加拿大軍方來說是很重要的勝利，對整個加拿大來說也是很偉大的時刻。「每個國家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他說道，「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維米嶺戰役就是屬於我們國家的重要故事。」加拿大為了那次勝利付出了極重大的代價。但是因為他選字不是很恰當，讓他所說那些話的意思似乎擺盪在讚賞和譴責之間。他說，仍活著的人有義務去記得那些人「極大」（enormity）的犧牲，以及他們自己責任非常「重大」（enormity）（註：enormity在英文中除了巨大，也有窮凶惡極的負面意思）。這責任就是要「追隨前人的榜樣、愛自己的國家並永遠捍衛她的自由」。他還勸導現場的觀眾以及在加拿大的國民，要聆聽逝者的聲音。「我們似乎能聽到他們輕聲說著：我愛我的家庭，我愛我的同胞，我愛我的國家，我會捍衛他們的自由到底。」
在加拿大，並非每個人都同意哈伯對維米嶺戰役的看法。我們每個人對於過去及它對現在的意義，看法都不同。然而相反地，中國共產黨則盡力讓大眾對過去的歷史只有一種看法。當我那本關於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的書在一九七二年出版時，中國出版社表示很有興趣要翻譯此書，但是內容必須有些小更動，就是提到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私生活的部分必須刪掉（那本書到現在都沒有在中國出版）。雖然當時共產黨已經與毛澤東大部分的政策都撇清關係了，但仍視他為帶領共產黨革命的父親。如果質疑他的話，就會損害到共產黨自身管理中國的權力與形象。
專制政權也發現，他們可以用過去的歷史來控制當前的社會。在一九九〇年代，當中國共產黨發現共產主義思想逐漸衰微，而且人民呼求更多的民主自由時（這也導致在一九八九年發生了天安門事件），他們開始訴諸於過去的中國歷史。一九九四年，一位共產黨政府當局的成員出席了紀念黃帝的活動（黃帝被認為存在於五千年前，是所有中國人的始祖）。這活動看起來很像在崇拜祖先，然而這正是共產黨以前最嚴厲譴責的活動之一。隔年，政府當局又允許舉辦一場紀念孔子的大型會議。但在二十年前，在毛澤東的允許之下，紅衛兵卻焚燒了許多孔子的經典書籍，而且還毀壞了這位偉人的墳墓。共產黨後來也主持了一項愛國主義教育活動，根據官方說法，這活動強調「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和英勇行為」。在幾十年前，長城還被譴責是消耗民脂民膏而建立的，現在卻成了中國生存與勝利的象徵。雖然很少提及社會主義的歡愉，但中國過去在歷史上的成就，如今被巧妙地與共產黨的統治連結在一起。「愛國精神是一種歷史概念，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和時期，就會有不同的意涵。在現代的中國，基本上愛國精神的意涵就等於社會主義。」換句話說，對中國忠誠就等於對黨忠誠。而中國的歷史就被描述成一段中國人幾千年來一直努力想要達成統一，以及面對外來壓迫和干涉但想要繼續前進的掙扎歷史。一些事件的發生，包括中國沒順利拿到二〇〇〇年奧運主辦權、十九世紀初的鴉片戰爭、外國強力譴責天安門事件的武力鎮壓，以及日本在二十世紀的入侵，全都被解釋成帝國主義想要摧毀中國的計謀。
要在過往的歷史中找出許多令人不滿的事是很容易的，而許多國家和人民都在做這樣的事。在一九七〇年代，拉丁美洲的國族主義者將他們現在所有的問題都怪罪於殖民主義，而中國人則沉溺於他們過去在帝國主義者手下遭受的百年國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新國家南斯拉夫建立了，但這段歷史看在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眼中，解釋方法卻不甚相同。在塞爾維亞人眼中，他們認為自己幫忙解放了位於南方的斯拉夫人，使他們得到自由，但對克羅埃西亞人來說，他們卻覺得自己被勉強帶到了一個由塞爾維亞人主導的國家，而且不願意讓他們在政府也掌握相同的主導權。
對法裔加拿大國族主義者而言，他們在一七六三年被英國占領，並承受了兩個半世紀之久的恥辱。不過他們似乎忽略了一件事，許多法裔加拿大人和英裔加拿大人之間確實存在許多合作或是友誼。在法裔加拿大人所認知的歷史中，法裔加拿大人是無辜、仁慈、支持共產主義社會且願意寬容他人的，他們在這個故事中是主角。而英裔加拿大人則是冷血、冷漠和愛斂財的，他們全部都是壞人。愛絲塔．德伊瑟（Esther Delisle）是一位魁北克的歷史學家，她曾因為想要在這樣的歷史故事中提出不同的解釋，而陷入麻煩。她認為李奧內．格魯神父（Abbé Lionel Groulx）這位知名的學者和老師，已經成為法裔加拿大國族主義者的偶像，但他們似乎故意忽略了他的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看法。當國族主義者強調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魁北克在徵兵危機中遭受的一些錯誤對待時，德伊瑟卻指出他們沒有去正視一件事，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魁北克雖然支持納粹的維琪法國政府，卻受到極寬容的對待。根據最近關於皮耶．杜魯道（Pierre Trudeau）的資料證實，他像當時其他年輕的法國菁英一樣，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間正是他們專注於事業起飛的年代，因此沒有多餘時間去注意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當我在閱讀他們的回憶錄時，」德伊瑟寫道，「包括皮耶．杜魯道、傑拉德．貝魯提耶（Gérard Pelletier）、傑拉德．費里恩（Gérard Filion）和其他前途光明的法裔加拿大人，我發現我們可以確信他們在那時其實沒看到什麼、沒聽到什麼，也沒說什麼，而他們唯一有興趣的就是面對徵兵制度的掙扎（而且只有一點點興趣）……在這種沉默與謊言的背後，其原因其實不只是因為他們孤芳自賞而已，而是因為同盟國勝利了，所以他們必須隱藏自己的立場。這些人必須忘記（也讓別人忘記）他們以前曾被法西斯主義和獨裁想法吸引，以及他們當初並沒有採取反對的立場。」
過去歷史的榮光或錯誤，對現在來說可以是有效的工具，但通常必須付出濫用歷史的代價。當人們發現某些證據可能會挑戰他們喜歡的歷史觀點時，他們會故意忽略或甚至壓抑這些證據，這也是一種濫用歷史。在目前的日本，國族主義活動正火紅，因為某些考古學家想要去檢視一些過去日本皇室成員的墓地所在。這些地區的歷史有些能回溯至西元第三或第四世紀，而多年來學者們也一直提出要求希望能檢視這些地區。國族主義者之所以會感到憤怒，是因為他們相信皇室是神聖的，而且是從天照大神傳承下來的血脈。在國族主義者的眼中，日本就是一塊「神聖的土地」。然而一般的看法是，日本皇室其實源自於中國或韓國。就算這不是真的，但他們和韓國或中國之間也可能有許多通婚，因此皇室的血脈裡可能存在著許多不屬於日本人的基因。如果學者們調查後證實了這樣的假設，那麼日本國族主義信仰最重要的核心就會被摧毀。
處置這些日本皇室墓地的方式，會隨著日本當時的政治風潮而改變。當天皇只是有名無實的傀儡時，沒什麼人會去注意這些地區。但是自從十九世紀後半明治維新揭幕之後，日本開始進行大幅的現代化運動，當時天皇也成為推動這些制度的象徵性權力來源，也因此出現了一群崇拜天皇的國族主義狂熱分子。當有人發現了可能是天皇的陵墓時，政府就會趕快把那塊地買下來，並讓地主搬走。這些陵墓一直都是禁止挖掘的，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為止。當時美國占領了日本，他們也開始進行一項野心計畫，想要改變日本社會，包括改寫日本的歷史。理論上來說，禁止挖掘天皇陵墓的禁令已經取消了，而他們也確實發現許多證據顯示，中國和韓國對早期的日本文化有很深刻的影響。但是要繼續進行研究卻遇到困難，因為日本宮內廳（負責掌管天皇、皇室和皇宮相關事務的部門）堅持主張這些地區是屬於宗教性的，而且天皇的祖靈們不應該被打擾。另一方面，考古學家們則持續要求宮內廳允許他們進行全面的探查。有幾位考古學家甚至收到激進的國族主義分子寄來的死亡威脅。
擔心搜查過去的事可能會暴露什麼秘密，這樣的事不只存在於日本。一九九二年，一群在華盛頓州肯納威克（Kennewick）附近的哥倫比亞河（Columbia River）觀看水上滑艇比賽的觀眾，發現了一塊人類的頭骨。這塊頭骨（以及後來相繼發現的其他骨頭）後來引發了長達約十年的爭論。他們發現這些遺骨是屬於史前時代的，大約在九千多年前。有趣的是，這些頭骨的特徵較相似於白人而非當地原住民。這樣的發現也挑戰了當時廣被大眾接受的觀點，認為原住民是首先來到此地者，而且是美洲唯一的本地人。聯邦政府不太想要處理這樣的事情，因此他們準備將這些骨頭交給美國原住民部落，但是科學家們則要求繼續研究這些遺骨。尤馬蒂拉族（Umatilla）認為（根據他們自身的神話），他們自己才是一開始就存在於肯納威克附近的人種。「我們有從一萬年前口耳相傳下來的歷史，」某位成員說道，「我知道我們族人當時住在哪裡、在哪裡死去、在哪裡打獵捕魚以及是在哪裡被埋葬的，因為我們口耳相傳的歷史都描述得非常明確。」他們相信這塊在肯納威克附近發現的遺骨屬於他們的一位祖先，因此必須被妥善埋葬。此外，若政府允許科學家來研究這些遺骨的話，那就是美國政府在表示他們對部落神聖信仰的輕蔑。經過了八年的法律訴訟之後，法庭後來將遺骨的所有權宣判給美國陸軍工兵部隊（Army Corps of Engineers）。因為是在他們的土地上被發現的，而科學家也被賦予權利可繼續研究。
向來被群體所接受和認可的歷史一旦受到挑戰，就會讓人覺得痛苦，但這就像麥可．霍華所說的，其實是一種成熟的表徵。近年來，愛爾蘭開始接受其歷史內容上極大的改變，部分原因是愛爾蘭現在非常繁榮、成功且有自信，因此過去的受害者心態已漸漸消失了。過去那描述得過於簡單的歷史故事（愛爾蘭天主教國族主義者與北愛爾蘭新教徒及其英國支持者之間相互對立，以及兩者分別持有不同版本歷史的狀況），現在則漸漸修正成一個較為完整而複雜的歷史，而一些過去非常重視的迷思也消失了。過去，他們相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只有清教徒參與了戰爭，那些國族主義者則忙於密謀叛變或爭取自由（得看你從哪個角度去看）。事實上，當時約有二十一萬的自願者從愛爾蘭到英國幫忙對抗德軍，其中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和愛爾蘭的國族主義者。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並不是全由愛爾蘭的國族主義者發起的，而是（至少部分是）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如愛爾蘭前總統瑪麗．麥卡利斯（Mary McAleese）在最近倫敦的一場演說中所說：「過去我們歷史強調的許多事件讓我們彼此分化，但現在面對未來，我們願意積極地認為愛爾蘭將來會變得更好。我們不只會發展新的關係，也能用更舒適寬容的眼光去檢視過去，並相信將能夠發現……過去長久以來所忽略的緊密關係，以及故意疏忽的彼此間的牽絆。」
除了被曲解的歷史和被壓抑的證據之外，更糟糕的就是完全錯誤的歷史。其實，有時候其背後的動機是好的，是為了讓那些受苦的人、感到無力或受羞辱的人能建立一些自信。一九二三年，美國黑人領袖馬科斯．加維（Marcus Garvey）寫了一篇激勵人心的辯論文，其標題是《誰是黑人？什麼是黑人？》（Who and What Is a Negro?）。他試圖把過去奴隸制度從他們身上偷走的，還給他的同胞們——他們也和別人一樣擁有過去的歷史，希望知道他們自己是誰，以及他們過去曾做出哪些貢獻。但是，他卻又更進一步，提出了一些無法被證明的說法。「每一位有公正心智的歷史系學生，」他說道，「都應該知道黑人曾經統治世界，而那時候白人則是住在洞窟裡的野蠻人。上千位黑人學者在亞歷山卓（Alexandria）的大學教書，那裡是當時的高等學府。當時古埃及擁有世界文明，但希臘和羅馬卻搶走了埃及的藝術和文化，將所有的功勞歸於自己。」他的論點（目前仍在檯面上爭論）指出，文明就像一支火把，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傳到了埃及，然後希臘和羅馬則像竊賊般偷取了這文化。但是，把文明視為一種可以從某人傳遞給某人的東西，是很奇怪的看法。而認為這世界上只會存在一種文明，也不甚恰當。事實上，世界上存在著許多不同文明，且它們是流動和不停改變的。當然，希臘文明的確曾受到外來的影響，但可能是來自東方或埃及。而且並沒有太多證據能顯示埃及文明是從撒哈拉沙漠以南傳過來的。
最近，學者們試著用語言學和考古學方面的證據來支持這項論點。他們認為「雅典（Athens）」這個字原本是個非洲字，而蘇格拉底（Socrates）應該是黑人，因為某個雕像顯示他有扁平的鼻子。然而專研此領域的學者已經駁回這些證據的可信值，但是對那些非常支持加維的理論的人來說，這麼做只會更加證明歐洲自希臘時代起就一直策劃想要隱藏他們偷竊的行為，以及他們沒辦法自己創造文明的事實。根據塞內加爾歷史學者安塔迪歐普（Cheikh Anta Diop）的說法，歐洲人甚至在過去幾百年來故意留下一連串的錯誤證據。這樣的故事對歷史所能產生的影響，就像是《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對基督教神學可能產生的影響。或許短時間內會讓人覺得自豪，但卻要付出一些代價。
在一九九〇年代，印度的國族主義崛起，並想要消除印度過去部分的傳統及改寫印度歷史。一九九二年，基要主義者在右翼印度政客的支持下，摧毀了一座位於印度北邊阿約提亞（Ayodhya）的十六世紀回教寺廟，因為它建在印度神祇羅摩（Rama）的出生地。受到鼓勵之後，他們又宣稱要摧毀其他與回教相關的地點，其中包括泰姬瑪哈陵（Taj Mahal）。這是因為他們希望印度只能有印度教一個宗教，而這正是印度國族主義者愛用的詞彙「印度教徒特性」（Hindutva）所表示的意思。
印度的歷史也無可避免地成為了這波活動的重要訴求元素之一。根據目前所發現的證據而歸納出的看法指出，肥沃的印度河流域於西元前三千年到西元前一千七百年之間，孕育出了哈拉帕（Harappan）文明。而當騎馬的雅利安人（Aryans）從北方南下時，這個文化就漸漸被吸收並消失了。這些雅利安人可能是和平的遷徙者，也可能是善戰的侵略者。但是這個版本的歷史對印度國族主義者來說並不恰當，因為本地的文明竟然輸給了外來者，而且這麼一來，印度文化就很可能摻雜了外人的元素。當前印度國族主義者的精神領袖馬德哈夫．戈爾瓦爾卡（Madhav Golwalkar）在一九三〇年代曾寫道：「印度人不是從其他地方來的，而是自遠古以來就生長於這塊土地的子民。」當然，這種對民族文化的發展和融合的看法，真的是過份簡單到令人詫異。畢竟，文明並不像蒼蠅一樣被永遠塵封在琥珀裡，而是像河流般會漸漸發展出許多分支。
當印度的國族主義派政黨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於一九九八年贏得中央權力時，他們立刻開始用自己的方式解釋歷史。他們宣稱哈拉帕文明其實就是雅利安文化。因為在哈拉帕文明的遺址上曾發現一塊陶土，上面畫有馬的圖案（但這決定性的證據後來卻發現是假的）。此外，該政府還很有自信地宣稱，哈拉帕文明比之前所認定的還要古老許多。而負責印度教育事務的人民黨部長穆利．馬諾哈．約希（Murli Manohar Joshi，任期為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四年）更宣稱他又發現了更古老的原始印度文明，他和他的支持者將之命名為薩拉瓦提（the Sarasvati）。但印度一位知名的歷史學家羅米拉．塔帕爾（Romila Thapar）說：「證據目前尚不明朗。」然而，他們顯然認為印度孕育了世界上第一個文明（至少對印度人民黨及其支持者來說是如此）。他們認為印度不只比其他文明更早就有各種發明和進展，她還啟蒙了其他的文化。而中國人可能會很驚訝地發現，在這些人的看法中，自己竟然也是印度戰士的後裔。另外，根據印度國族主義者的說法，印度的古老語言梵語，也是所有其他語言的母親。他們認為《吠陀經》（The Vedas）是用梵文寫成的最古老文本，而且是現代大部分知識的基礎，包括所有的數學。
為了確保印度的學生都能吸收這些知識，約希使用了新的課本，課本裡面強調這些「印度的」主題，例如瑜伽、梵文、占星術、吠陀數學和吠陀文化。他也想辦法讓印度國族主義者擔任學校董事會和研究中心的工作。這些人歷史方面的專業程度並不重要，只要他們深信那些過度簡單的印度歷史和文化觀點即可。位於德里且非常受人敬重的印度歷史研究學會（Indian Council of Historical Research）則被告知，學會裡專研印度早期歷史的歷史學家即將被一位工程師取代職位。但因為公眾質疑這位繼任者的資格，而他對基督教與回教的攻擊態度也不受認可，後來這件事沒能成功。
在這些看似可笑、意圖改變印度教育的企圖背後，其實存在的是心機更深的政治陰謀。印度人民黨及其支持者夢想中的印度是一個純印度教的國家，此外，其所擁有的價值觀是與印度種姓制度上層階級相同的價值觀，包括崇拜牛隻和禁吃牛肉等等。他們眼中的印度並沒有多餘空間可以容納其他宗教（例如基督教和回教），更別提種姓制度的下層階級了。印度人民黨對歷史的看法是，印度文明從初始就是等同於印度教的觀點。如果有任何微小的證據暗示古印度教曾經有所不同（例如他們曾經吃牛肉），都必須從紀錄中抹除。一位印度國族主義者承認，的確，證據顯示，遠古以前種姓制度的上層階級是吃牛肉的，但是若讓小學生知道這些事的話，會讓他們感到混亂甚至造成心理創傷。
在印度人民黨心目中，印度的印度教徒一直過著和平的生活，直到其他人（例如回教徒和英國人）來到這裡搶劫、掠奪和強迫他們改變宗教，才毀壞和分化了印度社會。新版本的教科書主要在述說這些外來者的罪行，但卻很少提到通常也很殘暴的印度統治者暴行。此外，教科書還忽略了幾世紀以來大量的證據顯示，回教徒、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和錫克教徒（Sikhs）——事實上，幾乎就是所有的宗教——大部分都是和平相處的，並且互相學習。當回教入侵者將蒙兀兒人（Mogul）和波斯人的藝術文化帶進印度時，這些都被當時已存在於印度的文化再次消化與吸收。蒙兀兒帝國的阿克巴（Akbar）國王因為受到其他宗教的吸引，所以曾試著想找到一個融合伊斯蘭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等元素的宗教，但他失敗了。印度獨立之後的第一任總理賈瓦拉哈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持堅定的世俗主義立場，並且試圖讓印度成為包容多種族和多信仰的國家。這些景象在過去強調印度教徒特性的印度，是不曾出現過的。過去，回教徒一直是印度教徒的敵人，而這件事是永遠都不會改變的（除非他們改教或被處理掉）。
如果有任何歷史學家挺身指出這種印度傳統看法的缺失的話，通常就會被認為是奉行馬克思主義者或純粹是不好的印度人。可惜的是，就如同一位基要主義者所說的，印度教裡並沒有所謂的宗教裁決（fatwa）。但實際上，極端的印度國族主義者卻會表現得好像他們正在執行宗教裁決。一些學者（包括塔帕爾在內）曾出版了和印度教徒特性看法歧異的書籍，然後他們就開始收到恐嚇信甚至死亡威脅。就如同以往的例子，那些流居外國的印度人，通常也是最積極護衛他們心目中真正印度歷史與文化的人。塔帕爾在美國演講時就被跟蹤。而在倫敦的某場演講，一位印度教活動分子則丟雞蛋砸溫蒂．董妮格（Wendy Doniger）教授，因為她竟敢講授關於印度的偉大史詩《羅摩衍那》（Ramayana）的內容。在加州，印度家長會跑到州立學校董事會去要求改寫教科書，他們認為應該刪除一些「仇恨印度的人」所放進去的錯誤內容，包括塔帕爾和一些其他學者（如哈佛大學的麥克．魏策爾〔Michael Witzel〕）。這些家長所提出的錯誤（不意外地）包括雅利安人南遷到印度等內容。
詹姆斯．連恩（James Laine）是美國明尼蘇達州一間小型大學的學者，他寫了一本書探討十七世紀時的印度國王和英雄希瓦吉（Shivaji）的事蹟。後來，他發現自己開始遇到一些奇怪的事件，並成為國族主義者攻擊的對象。因為在這本書中，有一段故事似乎在取笑希瓦吉並非他父親的親生兒子。位於希瓦吉家鄉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右派政黨濕婆軍（Shiv Sena），後來成功讓牛津大學出版社撤銷這本書的出版。而浦那（Pune）警方的反應是控訴連恩和牛津大學出版社「蓄意挑釁及引起騷動」。印度的溫和派則非常生氣，並警告印度可能有類似「塔利班化」（Talibanisation）的傾向。
這些攻擊背後的原因，當然和過去及現在都有關係。這反映了印度社會存在著不同觀念（即印度教與世俗）的拉扯，而政客也想藉此狀況拉攏印度國族主義者。在二〇〇四年春天，印度舉辦了一場選舉，而連恩的書正好成為政客競相顯示自己相當支持印度教和印度傳統的施力點。有人甚至呼籲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逮捕連恩。當時印度人民黨的首相阿塔爾．比哈里．瓦巴依（Atal Behari Vajpayee）則說外國作家必須了解一件事，那就是他們不應該損害印度的國家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