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歷史作為指引
正如我們所知，歷史是經常被拿出來使用的，但是否真的很有效果呢？關於這點，意見一直很分歧。西元前五世紀，修昔底德（Thucydides）宣稱過去歷史對於詮釋未來是很有幫助的。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認為歷史只是「記錄了人類的罪行、愚蠢和不幸」。A．J．P．泰勒（A. J. P. Taylor）的想法與以往一樣和他人大不相同，他認為歷史是可享受的活動，但本身沒有什麼用處，只能幫助我們了解過去的事。「當然，」他輕蔑地說，「你可以學到一些常識，例如威嚇的力量（無論是什麼力量）總有一天都會失去效用。」或許最好的方法是問問自己，若我們對歷史一點都不了解的話，對現在是否會有什麼影響？我相信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先談談歷史能幫助我們了解什麼。第一，首先要問的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對象是誰？第二，也是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自己是誰？就像美國歷史學家約翰．路易斯．賈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說的，這就好像在看後照鏡。如果你只是往後看，你就會掉進水溝，但它能幫助你知道自己是從哪裡來的，還有誰與你走在同一條路上。對冷戰時的雙方來說，情況如此危險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不了解彼此。美國只看蘇聯外交辭令的表面意思，而且理所當然認為他們其實是想稱霸全世界。而共產黨那方（無論是中國還是蘇聯）則認為資本主義國家（例如美國和英國）一定會來干擾他們堅決獲取利益的決心。
麥可．霍華是英國的軍事歷史學家，他對於在冷戰時期華盛頓所持的態度感到失望。「蘇聯在美國眼裡是一股宇宙勢力，而他們的計謀和意圖，從蘇聯軍方不停宣揚馬克思教條就可被推測出來。」事實上，因為受到地理和歷史的影響，蘇聯所持有的目標經常源於傳統的蘇聯思想。蘇聯的國界缺乏天然屏障，因此較易受到外來的侵略，他們的政府一直在找尋緩衝地帶以保護蘇聯的中心地區。當史達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藉機進入東歐地區時，除了基於安全因素，也是因為思想體系和民族自豪的緣故（即蘇聯的民族自豪，因為他是來自喬治亞的）。在戰爭期間，他創造了新的軍事榮譽，而且不是以馬克思或列寧命名，而是以偉大的專制將軍或海軍將領命名的。在戰爭即將結束時的某天晚上，與親信共進晚餐後，史達林在桌上攤開一張地圖，並且愉快地指出所有他失而復得的舊專制地區。
美國策略家也認為，前蘇聯政府為了達成目標會願意全面開戰。然而，事實上因為蘇聯在兩次世界大戰蒙受了巨大損失，以及一九四五年後面對浩大的重建工程，蘇聯領袖也很可能會想要盡量避免戰爭。事實上，我們如今已經知道，通常避免戰爭才是他們真正想要的。當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一九六二年把核子彈頭飛彈放置在古巴境內時，他的部分動機是要讓美國感受一下，當自己的土地受到威脅時是什麼感覺，而這是蘇聯向來非常了解的。後來他把飛彈撤走了，因為他不想要再經歷一次可能比之前兩次大戰更激烈的戰爭，特別是他已從前兩次幸運存活下來。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在中國取得了勝利。雖然當時美國對中國的了解，遠勝於他們對蘇聯的了解，但他們仍然錯解了中國真正的想法。消極主義者認為中國共產黨處在史達林的控制之下，只有少數中國專家認為以兩國間如此大的歷史和文化差異，這兩個共產勢力可能很快就會分裂。他們預測毛澤東會成為亞洲版的狄托（Tito，南斯拉夫當時的共產主義領袖，才剛戲劇性地和史達林決裂）。而事實上，那正是十年後發生的事。當中國和蘇聯之間分裂後，有些固執的西方人士無法相信此事，他們認為北京與莫斯科之間公開指責對方，正是他們表裡不一和狡詐的證據。
同樣地，當時共產黨也誤解了西方的意思（雖然他們相較之下容易取得資訊）。蘇聯認為西方會試圖毀滅他們，因為當初蘇聯內戰時，西方就是這樣出兵干預的。事實上，西方的干預雖然有政治人物支持，例如邱吉爾等人，但他們並不是真的很認真看待這件事。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英國和法國已經沒有軍力繼續打仗了。然而，馬克思主義的有色眼鏡是很強的，而他們所學到關於西方和它的歷史，只加強了他們的偏見。甚至是訓練中的年輕蘇聯外交官，也只被容許閱讀西方國家的共產黨報紙。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會繼續剝削打壓工人，就像過去一樣，而在那些國家終將會有革命，例如英國和美國。關於民主、公眾意見或法律等價值觀，在這些地方也只是說說而已。當美國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柯林頓提到關於人權的議題時，共產黨領袖只覺得這是在干預他們的國內事務。
如果你不知道其他人的歷史，你就不會知道他們的價值觀、他們的恐懼和他們的希望，或是他們會如何回應你所做的某件事。還有另一個容易產生誤解的原因，那就是以為別人都和你一樣。羅伯特．麥納瑪拉（Robert McNamara）花了許多時間，試圖去了解美國在越戰究竟做錯了什麼。在他的回憶錄《回憶過往》（In Retrospect）中，他提出一些結論希望可供未來的領袖參考。他說：「我們認為南越的人民和領袖認同我們的經驗。我們以為他們渴望且決心要為自由和民主而戰。」美國當時同樣沒去了解北越對該場戰爭的決心。美國總認為自己能打擊北越，讓他們的領袖權衡一切狀況後決定投降。然而他們當初可是與法國對打了七年的民族。「我們對敵方與友方都做出了錯誤的判斷，」麥納瑪拉說道。「這表示我們對該地人民的歷史、文化和政治是如此無知，也非常不了解他們領袖的人格特質和習慣。」
然而，近年來的布希政府仍然沒有從中學到教訓。一位資深顧問於二〇〇二年輕蔑地對記者朗恩．薩斯凱德（Ron Suskind）說，你們相信研究史實是有幫助的。「但這已不再是世界運作的方式。」他繼續說道，「我們現在是一個帝國了，而當我們行動時，我們創造屬於自己的事實。當你們審慎地研究和了解事實之後，我們卻還會再次行動，創造其他新的事實，你們可以再花時間去了解。這就是現在處理事情的方式，我們是歷史的行為者……而你們，你們所有人，只能去了解、研究我們做出的事實。」如果白宮曾去詳細研究過去的事實，總統就不會在九一一事件兩天之後，用「聖戰」這個詞彙來宣稱他即將處置恐怖分子的方式。無論是哪種回教徒（甚至是較溫和主義的）都會忍不住想到西方之前對他們的攻擊。如果能花點注意力於事實，當美國和英國發現伊拉克並不歡迎或欣賞外國人控制他們的石油時，可能就不會如此驚訝。
在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也就是入侵伊拉克前的四個月，當時東尼．布萊爾只願意和獨立的英國專家開會。「我們幾乎都在說同樣一件事。」喬治．喬菲（George Joffe）是一位劍橋大學的中東專家，他說：「伊拉克是一個很複雜的國家，人民懷有許多共同的憤怒。你千萬別認為自己會受到他們歡迎。」但布萊爾對這樣的分析不感興趣，他只把注意力放在海珊身上。「這個男人很邪惡，不是嗎？」專家想要向布萊爾解釋，海珊三十年的獨裁政權已經根深柢固地掌控了伊拉克社會，因此根本沒有獨立機構可以與他們聯盟。但布萊爾對這些事還是沒有興趣，因此外交部後來也就不再聽取這些專家提供的重要知識。
五年多之後，在二〇〇八年一月，英國國防部發表了一篇報導，譴責英國士兵被派往伊拉克作戰時準備不足的情況。這篇報導說，關於士兵在那裡會面對怎樣的狀況，以及伊拉克會怎樣回應等資訊都很不足。報導還說，軍方沒有事先預測到伊拉克和巴爾幹半島及北愛爾蘭之間的不同（近來英國軍方在這些地區獲得許多經驗）。換句話說，他們沒有努力去了解伊拉克的歷史。
知道歷史也可以避免懶惰地一概而論。當南斯拉夫正處於分裂狀態時，消極主義者說，挑釁塞爾維亞人的行為是愚蠢的。他們說，看看塞爾維亞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如何打退納粹的。但是事實上，如果你更仔細去檢視（就像一位美國軍事研究人員幾年前做的一樣），你會發現當時德國派遣的軍隊並不是最好的軍力，而且大部分時候都人力不足。如果你再往回看第一次世界大戰，你會看到塞爾維亞軍方其實是被打敗且被迫逃亡的。而塞爾維亞地區則被德國和奧地利軍隊占領到戰爭結束為止。阿富汗也面對同樣的誤解。那些自命不凡的學者說，阿富汗從來沒被其他外來勢力征服過。這說法會讓亞歷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同時感到驚訝。今天我們會聽到一種說法，就是西方勢力沒辦法介入辛巴威（Zimbabwe）日益混亂的狀況，因為這只會讓他們的人民想起往日殖民主義時的回憶。可惜在美國出兵越南時，或更後來的伊拉克事件中，他們沒把這樣的想法納入考量。
歷史也可幫助我們了解自己。人們傾向於用玫瑰色的濾鏡看待自己，但有時事實並非如此。例如，加拿大人認為自己是世界上一股善意的力量，但他們似乎忽略了一件事，在過去十幾年中，在所有富裕的國家裡，加拿大所提供的國際援助算是非常少的。雖然加拿大人以自己是和平愛好者而自豪，但他們通常不知道自己的國家在二十世紀參加過四場戰爭，從在南非的戰爭到越戰。美國人也常認為自己是愛好和平的國家，且他們從不願意主動挑起戰爭。「我們國家從來沒主動引發戰爭過，」雷根總統在一九八三年說道，「我們主要的目的是想要引起威嚇作用，想要展現力量和能力來阻止戰爭。」但在墨西哥、尼加拉瓜、古巴或今天的伊拉克等國眼中看來，或許不是這樣。
「那些不願記住過去歷史的人很容易重蹈覆轍」，這句話是喬治．桑塔耶那（George Santayana）的名言，也是一句政治人物很愛用的格言，其他人想聽起來有格調時也會使用。然而這是真的，歷史可以有效地提醒我們過去曾引起的麻煩事。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同盟國決定這次德國和其他軸心國家不能再宣稱自己從來沒被打敗。他們對軸心國的處理策略是無條件投降，而德國、日本和義大利都在戰爭結束後被占領，另外他們也努力重塑這些國家，讓他們脫離非民主和軍國主義思想（但沒有完全成功）。當有些人抱怨這樣的作法，就好像是羅馬帝國加諸在迦太基的那種野蠻的和平，美國將軍馬克．克拉克（Mark Clark）卻說現在很少人聽到關於迦太基人的消息了。
當羅斯福總統和其他西方領袖開始討論和計畫戰後世界時，他們心中還存留著之前不久的記憶。他們想要建造一個健全的世界秩序，好讓這個世界不會再落入彼此紛爭衝突的狀況。兩次大戰之間的日子其實也非常不穩定，部分原因是國際聯盟不是非常堅固，主要的國家勢力（特別是美國）沒有加入此聯盟，而德國和日本後來也退出了。這次，羅斯福下定決心，美國必須是新聯合國的成員。他也準備好要努力讓蘇聯加入並保持世界穩定和繁榮。在一九二〇年代，世界的和諧狀況並不是很穩定，而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因為經濟大蕭條的關係，世界秩序變得更緊張，也讓各國為了維持內部安定而建立起關稅壁壘，以保護自己的勞工和產業。但是對單一國家有利的政策，對世界卻不見得如此，貿易和投資環境變差，也導致國家對立的狀況，因此才會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段歷史在科德爾．赫爾擔任國務卿時如此知名，就如《聖經》中描述人類從伊甸園墮落的那段過去一般。這樣的歷史絕對不能再重複。」
為了避免這樣的狀況，軸心國在蘇聯不是非常情願的默許下，建立了一個叫做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經濟機構。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國際貿易組織（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sation，後來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sation〕）都是為了讓世界經濟穩定並鼓勵各國之間自由貿易而設立的。這些機構對於一九四五年之後的世界秩序提供怎樣的幫助，仍然有所爭議。不過後來一九三〇年代的事件的確沒有再次發生。
二〇〇八年下半年，因為世界的經濟系統再次發生不穩定狀況，使人們又再次回顧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回憶和當時的教訓。那些把凱因斯的作品束之高閣的專業經濟學者，又開始把書拿出來討論，特別是那些討論到需要政府法規規避風險，和政府有責任使用手邊工具來振興經濟的部分。幸運的是，美國聯邦準備委員會主席班傑明．S．柏南克（Benjamin S. Bernanke）是經濟蕭條方面的專家，也是在那些日子制定美國政策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寫了許多文章也主持很多課程，教導他所見所聞。在一篇二〇〇〇年發表於《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的文章中，他提出：「經濟對股市的反應，其實與股市的表現相關較低，但與制定經濟政策者的反應方式較為相關，特別是那些位於中央銀行的人。」他說，美國聯準會試著保護美元的價值是錯誤的作法（例如提升利率），真正應該做的是要去穩定國內經濟。因此在面對二〇〇八年的經濟狀況時，他比其他官員更準備好要振興經濟。
理查．紐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和歐內斯特．梅（Ernest May）在他們的作品《歷史思潮》（Thinking in Time）中告訴我們，知道一件事的背景可以如何幫助我們避免付出不必要和昂貴的代價。舉個他們所提出最有力的例子來說，在一九七九年的夏天，開始有謠言傳說蘇聯已在古巴境內派駐戰鬥部隊。除了正好當時蘇聯和美國的關係緊張，此舉也讓人想起一九六二年古巴的導彈危機，因為那時蘇聯也是將大量武器（包括核子彈）運送到古巴境內。後來赫魯雪夫答應甘迺迪的要求，將火箭與核子武器撤回，才解除了此危機。甘迺迪也默默承諾，美國將不會出兵古巴。這次蘇聯是否又想引起類似的事件，而為什麼蘇聯要違反自己在一九六二年時所做的撤回駐軍的約定呢？
美國總統卡特的國家顧問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要求調查局展開調查。到了八月中旬，記者證實確實有蘇聯軍隊派駐於古巴。不久之後，愛達荷州的參議員兼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主席法蘭克．喬奇（Frank Church）做了公開談話。他告訴記者：「總統應清楚表態，我們所在的北半球與蘇聯是劃清界線的。」漸漸地，政府當局回去調查檔案後，發現了兩件事。第一，甘迺迪的確曾要求蘇聯撤離派駐的地面軍隊，但他沒有堅持。第二，也是特別尷尬的一點，那就是蘇聯的軍隊是從一九六二年就進駐在古巴的。卡特的國務卿賽勒斯．萬斯（Cyrus Vance）寫道：「顯然地，中情局忘記要密切注意蘇聯部隊的動態。」安納塔利．杜布里寧（Anatoly Dobrynin）是從甘迺迪時代就駐派華盛頓的蘇聯大使，當時他因為探視母親而回到莫斯科。後來他趕回美國幫助釐清這個問題。但是他在莫斯科的上司不太願意相信這件事是純粹的誤會，而且懷疑美國可能有什麼企圖。根據杜布里寧的觀點，這件事使蘇聯和美國的關係更加破裂。
我們的社會中有兩群人，他們特別仰賴歷史作為指引。那就是商業人士和軍方人士，因為他們通常想要知道，如果採取某項特別行動的話，成功的機會有多少？這項投資是否會成功，或若以軍方觀點來看，戰爭是否能勝利？想要掌握勝利的辦法就是去詳細檢視過去類似的歷史。這就是個案研究。為什麼艾德索車款（Edsel）會失敗，但是福斯汽車（Volkswagen）卻能成功？二〇〇八年，次級房貸撼動整個世界的經濟，市場分析師轉向歷史試圖預測股市下坡還會持續多久（在過去的五十五年中，世界出現過幾次的熊市，而且時間都不超過一年）。
投資人可能會經歷一些失敗，但軍人則大部分沒看過戰爭，只有少數資深的軍官可能參加過一兩場。人們可以做些模擬的戰爭演練，但他們沒辦法複製真正的戰爭，因為戰爭中有暴力、死亡和混亂。所以歷史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工具，讓軍方學習哪些原因讓人打贏戰爭，以及同樣重要的，是什麼原因讓人失敗。雖然每間軍校的武器和制服都不相同，但他們仍然發現讓學生學習伯羅奔尼薩戰爭（Peloponnesian Wars）或納爾遜的戰役（Nelson’s battles）是有一些幫助的。經過練習和真實的演練之後，軍人學習過去的歷史並試圖從中吸取教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官方歷史紀錄，就是為了幫助政府和他們的軍方能夠從中學習。
今天，美國有些人試圖要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二年間，法國與阿爾及利亞國族主義者之間的戰爭學習一些功課，並且希望能運用在伊拉克身上。這兩者之間的確有些相似之處：都是一個先進科技勢力對上一個難以捉摸卻又似乎無所不在的對手。這是一群憤怒的平民，他們之中有些人積極支持反叛軍，另外還有回教徒和國族主義者在一邊助陣。在維吉尼亞州的海軍陸戰隊大學（Marine Corps University），年輕軍官們現在可以上一堂討論阿爾及利亞戰爭（French-Algerian War）的課。經典電影《阿爾及利亞之戰》（The Battle of Algiers）的內容表現出雙方的殘酷，這部片被美國國防部選作訓練的教材。本片的左翼派義大利籍導演傑羅．龐泰科法（Gillo Pontecorvo）說：「這感覺有點奇怪，我認為這部片最有可能是用來教人如何拍電影，而不是引發戰爭。」布希總統也讀了《野蠻的和平之戰》（A Savage War of Peace）這本講述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經典書籍（在網路上，在出版社很快出版平裝版本之前，一本書要價高達兩百美元）。二〇〇七年五月，布希發出一項難得的邀請，請本書的英國作者阿利斯泰爾．霍恩（Alistair Horne）到白宮作客。總統似乎不太在乎法國後來戰敗這個事實。根據一位助手透露，布希覺得這本書很有趣，但他的結論是：法國會輸，是因為他們的相關當局沒盡到本分。
然而研究過去的歷史並不保證一定能幫助軍隊勝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有許多證據顯示各國防禦的力量變得越來越強。從美國內戰到一九〇四—〇五年的日俄戰爭，溝渠戰加上更強大及快速的武器，讓戰爭的成本提升許多。只有少數人認真看待這件事，大部分的歐洲國家軍方小看了這種地上戰爭，而且認為對手能力較低（也就是非歐洲國家）。法國因為受自己國家軍事歷史的影響而認為要採取攻勢，而當他們在法國與普魯士之戰的第一個月，發現一位年輕軍官死去時，更加深了他們的確信。亞當．杜皮克（Ardant du Picq）認為勝利最終會落在士氣較高的那一方。法國軍方的策略者也很強調他們高人一等的武力、精良的訓練和人數眾多的軍隊，包括許多裝甲部隊。他們在一九一四年之前花太少精力去注意防衛方面的科技，而在一九一八年之後又花太多注意力在這上面。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巨大損失、西方陣線停滯不前，還有最重要的是在凡爾登的僵持戰（法軍在這裡抵抗德軍），這些事件都讓法國軍方和政治家相信，未來戰爭最好採取防守姿態。雖然因為各項武器越來越先進，包括飛機、機動砲、坦克車和其他各式機動車輛等等，讓他們有辦法穿越對方的防禦工事進行攻擊，但法國也花了大量軍事預算在馬其諾防線（Maginot Line）上。當法軍正在等待德國進攻時（後來沒發生），希特勒的軍隊卻穿過了防禦線的西側往前進了。
在越戰結束後，美國軍方也學到很多進行反暴動戰爭的方式，敵對者通常是國族主義者，他們通常使用傳統和游擊戰的方式。問題是，很少有人願意去回想越戰歷史，或是此戰帶來的教訓。哈姆斯（T. X. Hammes）是一位仍對反暴動戰爭有興趣的海軍上校，他說：「我們發自內心祈盼，這樣的事不會再發生。」美國的軍事訓練向來著重於傳統戰爭，反暴動戰爭在一九七〇年代的軍方核心策略規劃中根本沒被提到。然而哈姆斯卻研讀了在中美洲、非洲和阿富汗的一些小戰爭的歷史，並且寫了一本關於如何打游擊戰的書。當初一間出版社拒絕出版此書，他們說：「這是一本有趣的書，寫得很好，但是沒人會對這個主題有興趣，因為它根本不會發生。」後來，當美國在伊拉克學到教訓後，這本《投石器與石頭：論二十一世紀的戰爭》（The Sling and the Stone: On War in the 21st Century）終於在二〇〇四年出版。二〇〇五年，少數成功在伊拉克布下成功策略的美國將軍大衛．裴卓斯（David Petraeus）在那裡設立了一間學習反暴動戰爭的軍事學院。回到美國之後，他也安排讓反暴動戰爭的課程在高等軍事訓練學校成為必修課程。勞倫斯那本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阿拉伯對抗土耳其的書《智慧七柱》，和法國軍官大衛．賈魯拉（David Galula）寫的《反叛亂戰爭》（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成為軍事基地附近書店最暢銷的兩本書。
歷史能幫助我們變得更有智慧，它也能告訴我們採取某行動可能帶來的結果。但是從歷史中無法找到能幫我們塑造夢想中未來的清晰藍圖。每樁歷史事件都是由許多因素、人為或年代所共同促成的結果。然而藉著檢視過去，我們可以學到一些有用的功課，教導我們如何前進。但必須謹記的是，要盡量把眼界放寬。如果我們只學習那些會強化原本就有的看法的功課，可能會引起麻煩。一九四一年五月，各地都傳說德國已經準備好要攻打蘇聯，但史達林卻拒絕聽從這說法。他當時並不想和德國打仗，因為他知道蘇聯還沒有準備好，所以他說服自己認為德國目前不會行動，除非德國先與英國談和。「德國和他的將軍們沒那麼笨，會想要同時面對兩個敵人。」史達林這樣告訴他的親信們。「這麼做已讓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踢到鐵板。」然而，一個月後，德國攻打了蘇聯，特別是那些被提醒要做好防禦準備的地方。其實如果史達林願意的話，他可以從歷史中找到類似的教訓。事實上，當希特勒之前攻占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時候，早就顯示他的賭徒個性。而當他在一九四〇年迅速打贏法國後，也更讓他相信自己永遠是對的。此外，希特勒也毫不隱瞞自己長遠目標就是要不停往前進，為德國國民贏取土地。
如果我們能小心處理的話，歷史可以為我們提供不同的方案，幫助我們提出現在必須質疑的問題。在一九二〇年代，勞倫斯批評英國政府干預伊拉克事務（後來伊拉克建立新的國家）：「英國人被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帶進一個圈套，而且很難優雅光榮地逃脫。他們會陷入這樣的陷阱，是因為資訊不足的緣故。巴格達公報（Baghdad communiqués）是過時、不誠實且不完整的。事實上實情比我們所知的更複雜，我們的政府比想像中更殘忍和無效果。這對我們大英帝國的歷史是個羞恥。我們的士兵們，無論在印度或英國都處於很糟的氣候和補給狀況中，但卻必須護衛一片很大的區域，每天都因為巴格達的政府錯誤的政策付出代價。然而這個責任不應該放在軍隊的身上，因為他們只是依照該政權的指示去行事。」
二〇〇二年，當時美國和英國政府準備要快速進攻伊拉克，而且他們確信這場戰爭不會持續很久。如果他們夠明智，當時應該要先去研究一下更早之前的占領事件。當時英國認為此事應該輕而易舉，而且當地人會歡迎他們，或至少保持沉默。他們也相信自己能找到一位樂意合作的阿拉伯領袖作為自己的代理人。此外，伊拉克將可依靠出口小麥和將來開採的石油賺進不少錢。但是這些美好的想法維持不到一年。在一九二〇年的夏天，英國軍方承受極大的壓力，因為他們試圖鎮壓遍布全國的反叛軍。雖然英國認為他們在費薩爾（Faisal）找到了適合當統治者的人，且要讓他在接下來那一年登基為王，但那個人後來沒成為他們想要的順從的統治者。到一九五〇年代為止，伊拉克一直是英國影響圈之內的一個問題。事實上，英美聯盟當時研究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占領德國和日本的歷史，這算是選錯了案例。或者更公平的說法是，二〇〇二年時的政策決策者從這些事件中看錯了角度，而學習錯誤的教訓。布希總統在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一場美國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演講中，很有自信地說：「有段時間許多人認為，以日本和德國的文化來說，他們不可能會接受民主的價值觀。但是他們錯了。現在也有一些人這樣看待伊拉克。他們也錯了。」但是那些早期的攻占計畫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同盟國在勝利之前已制訂了很完善的計畫，他們有成千上萬的地面軍隊，而且對方是已經承認戰敗的國家。
如果當初那些在二〇〇二年做出重要決策的人，願意試著去了解伊拉克會怎樣回應外來的侵犯和攻擊的話，他們或許就能在英國歷史或其他過去的戰爭歷史中，找到一些有幫助的建議——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快結束時的德國和日本。當我們想釐清一些事情的狀況（而且可能手邊資訊多過我們所能消化的），且想要做出重要決定時，我們會使用類比的方式推出一些結論，並分辨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如果布希總統或布萊爾首相認為海珊和希特勒很類似，他們就會依據此看法做出相應的決定。如果人們認為二〇〇八年的經濟危機和經濟大蕭條很類似，那麼政府和中央銀行可能會決定振興經濟。如果它比較像一九九〇年代的網路泡沫（dot-com bubble），那麼將它視為一個短期的修正會是比較明智的決定。人類不一定都能做出正確的推論，但他們幾乎都會試圖找出解決辦法。
千百年以來，中國人對這件事一直都很了解。傳統的中國觀念喜歡從歷史事件中尋找道德故事和例子，來教導人們如何有智慧地行事。即使是喜歡凡事往前看的中國共產黨，也沒辦法脫離這個千百年來的習慣。從毛澤東開始，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就喜歡提出一些過往的事情來討論，甚至是很遠古的歷史事件。這就像美國總統或加拿大總理會很隨意地在談話中提到凱撒大帝或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而且他們也期待聽眾能立即了解其含義。在一九六〇年代，當時毛澤東正想要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好讓他們與蘇聯之間的關係能取得平衡。他想起西元三世紀的某位中國人物曾提出的建議，就是應該與自己兩個敵人中的其中一個聯合，好打敗另外一個敵人。該名歷史人物還建議君王要選擇位置較遠的敵人與自己聯合，以免對方因為地利的緣故與他人聯合。後來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開始變好，而蘇聯和後來的俄羅斯對中國的態度也的確越來越尊敬，這樣的結果讓人不得不認同毛澤東當時所作出的推論。
當美國在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Gulf War）中率領聯軍對抗伊拉克時，這些美國領袖們心中有兩個推論。他們不希望美國勢力在自己國內出現像越戰時那樣的拉扯，而且他們想要阻止海珊的政權繼續，就像他們在冷戰中遏制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那樣。雖然老布希總統和他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爾將軍（General Colin Powell）因為沒有出兵伊拉克和罷免海珊而飽受批評（特別是被右派分子），但事實上他們的舉動是明智的。美國和聯盟勢力因此沒有在地面戰爭陷入困境，而且雖然海珊的政權存活了下來，但對其鄰國的威脅性不大（雖然令人難過的是，他仍有能力殺害和壓迫伊拉克人民）。
當然，從過往的歷史事件去做類比時，必須要很小心。如果做錯類比，不只可能會把現在複雜的情況變得過於簡單化，還可能會導致錯誤的決定。在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之後，人們（特別是新保守派）開始喜歡討論西方國家如何讓自己陷入了第四次世界大戰。諾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是一位居於領袖地位的新保守派思想家，他認為冷戰其實可以算是第三次世界大戰。而在經歷一九九〇年代一段很短的和平時期之後，世界又再次面對回教基本教義主義的攻擊。就和其他大戰一樣，美國和他的聯盟國依然是無辜的一方，是其他人迫使他們必須開戰，西方國家只是在保衛自己（即使與伊拉克的戰爭是他們先出手攻擊的）。以這樣的觀點來看，這場戰爭是合乎道義的，是好與壞的對抗。以加拿大人大衛．弗洛姆（David Frum）所發明的更方便簡略的說法就是，對方是「邪惡的軸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軸心國是彼此緊密連結的德國、義大利和日本，而他們說在這次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中，軸心國則包括伊拉克和伊朗（這兩國在一九八〇年代明明是彼此對戰），還有北韓（但是北韓領袖可能無法在地圖上指出他的兩個聯盟國到底在哪）。此外，冷戰也不像兩次世界大戰那樣動用大量的軍力，而後來結束的原因也不是因為停戰協議，而是因為主角之一解體。但所有批評這次「恐怖主義戰爭」或占領伊拉克事件的開放性質或認為難以界定定義的人，都被認為是分離主義分子和懦夫。在評論波德霍雷茨最近的作品《第四次世界大戰：與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的長久對抗》（World War IV: The Long Struggle against Islamofascism）時，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寫道：「本書透露了一種渴望戰爭狀態的奇怪想法，因為戰爭能帶來清楚明確的分界，也能清楚劃分自己的同胞（或說全世界），將他們清楚地分為朋友和敵人、同志和叛徒、戰士和妥協分子，還有那些與我們同陣線或反對派的人。」
近年來很流行的另外一個類比是「慕尼黑」。這是一個象徵說法，意指一九三〇年代民主政體對獨裁者採取了讓步政策，但後來卻沒辦法阻止另一場戰爭的發生。這是以一九三八年的慕尼黑會議命名的，因為當時英國和法國同意希特勒主導的德國可以獲得捷克斯洛伐克說德語的地區，因此後來慕尼黑就成了面對侵略時軟弱表現的代名詞。對妥協主義感到不滿的批評分子說，如果民主國家能夠挺身面對希特勒（最好是在一九三〇年代德國還沒重新武裝之前），如果他們也能這樣勇於面對義大利和日本，那麼或許就能成功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但是這樣的類比究竟有什麼意義呢？這是不是表示，你永遠不應該跟敵人對話，並試著找出相同點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艾森豪總統跟赫魯雪夫，或尼克森和毛澤東說話時，他們也算是妥協分子了。在一九三〇年代，民主國家試圖避免戰爭難道是錯誤的作法嗎？他們因為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傷亡慘重，而且才剛結束沒多久，也擔心那些新科技的炸彈武器將會摧毀文明，所以才這麼做。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等人當初沒弄懂的是（因為事情總是要回顧時才能看得清楚），他們誤以為希特勒會見好就收，以為當他一但滿足了德國的「合理」目標之後（例如德奧合併）就會收手。
二〇〇八年，小布希總統在一場對以色列議會的演講中，攻擊那些認為自己能夠與敘利亞、伊朗和哈馬斯（Hamas）組織做建設性對談的人。雖然他沒提及姓名，但大多數人認為他指的是美國卡特總統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歐巴馬，或許還有此活動的主辦者們。「當納粹的坦克車開進波蘭時，」小布希說道，「一位美國參議員宣稱『上帝啊，如果我能和希特勒對談的話，這些事或許都能避免。』但我們有義務認清一件事，這是一種姑息心態，而且在歷史上重複出現。」然而敘利亞和伊朗真的可同納粹德國相提並論嗎？和他們對話是否就代表軟弱或想要破壞和平呢？和恐怖組織進行對話永遠都是錯的嗎？英國與北愛爾蘭的愛爾蘭共和軍（IRA）對戰，但他們也願意和他們進行協商。究竟什麼是妥協？什麼又不是呢？這不是那麼容易清楚劃分的。無法否認的是從那之後，慕尼黑的類比就深入了政治家們的心裡，而且也被大家隨意用來為許多的政策辯護。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是繼任邱吉爾的英國首相，他用這個類比來比喻他試圖處理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一九五六年時埃及的獨裁者）事件的狀況。就像當時許多所謂第三世界統治者一樣，納賽爾已準備好要從冷戰雙方接受援助。他向共產黨的捷克斯洛伐克購買軍火，也試圖跟美國借錢好在尼羅河建立亞斯文水壩（Aswan Dam）。但是當時美國的國務卿杜勒斯無法透過國會借到錢。為了報復，也為了籌措所需的款項，納賽爾使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變成國有化（之前是英國所有和管理的）。面對此事，艾登的反應是明確而毫不含糊的。由於曾在一九三〇年代擔任外交大臣，他處理過一些與獨裁者的外交問題。現在他和世界又面對同樣的事情。就如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的：「因為他們多次的成功，包括與阿比西尼亞（Abyssinia）、萊茵蘭、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解除協約，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深信民主國家沒有意願抵擋他們，也讓他們深信自己可以一個一個國家不停攻占下去，直到稱霸全世界。當我同事和我一起調查了一九五六年秋天的局勢後，我們認為不可讓這樣的事情再度發生。」但是納賽爾不像希特勒那樣想要征服鄰國。他是一個國族主義者，而他想要的是有足夠資源來發展自己的國家，並希望能在中東地區居領導地位。英國的構想是與法國和以色列聯合，並藉此控制蘇伊士運河，但這作法不僅行不通，還讓埃及與廣大的阿拉伯世界偏向了納賽爾那側。此外，這也讓美國感到非常生氣，當時美國擔心的不是可能會讓一九三〇年的事情重蹈覆轍，而是擔心這件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影響。
一九五〇年，當北韓的軍隊進入南韓時，杜魯門總統了解他必須做出一些行動：「共產主義正在韓國產生效應，就像希特勒和日本在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前做的一樣。」他這麼說很可能是正確的。毫無疑問，史達林和希特勒一樣，都認為自己面對的是一場可輕易獲得勝利的賭局。然而，以史達林的例子來說，如果事情變得太麻煩，他已準備好隨時撤回對北韓的援助。但卻很少證據顯示，即使面臨民主國家強烈的反對，希特勒會願意放下對歐洲的野心。他已下定決心準備開戰。甘迺迪總統的學士論文（後來出版成書）題目是《英國為何沉睡》（Why England Slept），內容是談英國的妥協主義。而當甘迺迪與他的顧問討論如何處理蘇聯在古巴設置飛彈的問題時，心裡想的正是關於慕尼黑的事情。甘迺迪說：「一九三〇年代教導了我們一堂很清楚的功課，那就是侵略性的行為如果沒有經過仔細檢視，將會導致戰爭。」他很明智地使用海軍封鎖而非全面開戰，來施壓於蘇聯。幸運的是，他剛念了巴巴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的書《八月砲火》（The Guns of August），這本書講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源起與經過，因此他深深知道一連串錯誤的決策會導致怎樣的後果。後來，甘迺迪的繼任者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總統再次使用這個類比，這次是用在越南身上。他不想要像英國首相張伯倫處理希特勒的方式那樣。他告訴幫他寫傳記的作家說，如果他能脫離越南困境，「我會歸功於積極行動。」
在一九六五年時，當詹森必須決定是否與越南在陸地上開戰時，他的幕僚們對此問題很仰賴歷史的類比。如牛津大學的鄺雲峰所揭露的，當時慕尼黑、韓戰和在一九五四年法國的失敗，都被他們用來支持自己的論點。另一方面，麥納瑪拉、國務卿迪安．魯斯克（Dean Rusk）和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威廉．彭岱（William Bundy）等人，他們認為慕尼黑和韓國兩例支持美國增兵越南。彭岱說，我們學到的功課是「任何形式的侵略行為都應盡早行動，否則就會耽誤時機並且面對更艱難的狀況。回顧一九三〇年代，包括在滿洲、衣索比亞、萊茵蘭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的事件，的確讓我們學到了教訓」。他們也發現如果戰爭地區接近中國國境，中國可能會出面干預，這也會讓局面變得更複雜。這點限制了美國處理越南問題的方式，這是美國面對韓國問題時所沒遇到的狀況。
當時最反對派遣軍隊的是國務次卿喬治．鮑爾（George Ball）。在一九六五年春天，他警告：即使派遣五千萬軍隊，美國「也不一定能成功」。他當時用的類比是法國與越南的戰爭，後來法國在奠邊府（Dien Bien Phu）投降而結束此戰役。鮑爾指出：「法國在這場與越南的戰爭中完全失敗了——雖然當時他們擁有二十五萬擅長戰鬥的老兵在戰場上，另外還有二十萬五千人的南越軍隊做後盾，但這一場血戰仍然持續了七年。」他也警告說，在許多越南人的眼中，美國人只是取代了法國成為另外一個占領他們的殖民勢力。就像布希總統後來喜歡將阿爾及利亞與伊拉克做比較一樣，反對鮑爾的人則喜歡強調美國與法國之間的不同。他們認為，法國當時在戰爭中已被分化了，而且他們的政治領袖軟弱又不夠堅定。但美國民眾不同，他們一般都很支持戰爭，除了少數的神職人員和學術界以外，而且政府已下定決心一定要獲得勝利。此外，多數「有知識的」越南人都知道美國人來到這裡，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了保衛南越的獨立。在這場類比的戰爭中，鮑爾失敗了。美國駐南越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的說法很有影響力：「我認為如果我們不加以干預的話，很可能會引發三次世界大戰。看看在慕尼黑時的退讓帶來什麼結果？」
不過，越戰也創造出屬於自己的類比。在這次不愉快的經驗中，人們主要可學習到兩門功課。較吸引自由派、民主派和少數軍方人士的說法是，美國一開始就不該參與當中。艾森豪、甘迺迪和詹森讓美國進入了戰爭，卻沒有定下明確的目標，而且他們不知道美國是否能從中獲取什麼重要利益。這場戰爭使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失去了道德方面的權威，因為美國漸漸變成一個帝國主義霸權的角色，而且他們的士兵也在戰爭中犯下一些殘忍的暴行，例如在美萊村（My Lai）進行屠殺。因此，從越戰學到的重要一課就是，美國往後應該避免再度涉入這樣的衝突中。而另外一課對右翼分子來說較有吸引力，那就是如果美國準備好火力全開，轟炸北越直到他們歸順，並且在地面上設置更多武力的話，美國應該可以獲得勝利。而且當初應該嚴加管理輿論意見，以防止無知之人和失敗主義者在國內削弱美國對戰的力量。
一九九一年，當老布希政府考慮對海珊採取行動時，越南就成為勸阻美國出兵的一個例子。鮑爾將軍曾參與越戰，他也向來懂得從越戰經驗學習許多功課。如果美國想要打另一場戰爭，就該火力全開且目標明確。美國不應該再參與開放式的衝突，讓武力平白不停流失，並使國內出現反對聲浪。另一方面，慕尼黑也是另一個能支持他說法的例子。當然，因為海珊入侵科威特，所以他的確是一個侵略者，而武力干預也的確制止他繼續騷擾鄰國。伊拉克因為國力非常衰微，因此願意（雖然有點勉強）和美國軍方巡邏官合作。
當小布希政府在九一一之後將注意力放在伊拉克身上時，也使用了慕尼黑的類比，但是這兩者之間其實關聯性較低。在一九三〇年代，希特勒當時統領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正如美國學者傑佛利．芮柯德（Jeffrey Record）所說的：「希特勒既不軟弱也不受威脅，海珊則是又軟弱又容易被威嚇。」一九九一年的沙漠風暴行動（Operation Desert Storm）幾乎還沒開始就結束了。二〇〇三年，他們也用相較之下較弱的武力，只花了三個禮拜就完全打敗海珊。然而對抗希特勒時，則聯合了英國、蘇聯和美國的武力，共花了四年才打敗他。雖然布希和布萊爾政府都想要把海珊描述成一個對世界的威脅，好讓他們可以順理成章地進攻，但就我們所知，關於海珊持有毀滅性武器的證據其實是很不足的。他們也認定海珊應該有和奧薩瑪．賓．拉登秘密聯合，但任何對歷史有點了解的人都知道，這樣的推論很是荒謬。海珊是一個世俗主義者，賓．拉登則是一個宗教狂熱分子。這兩個人之間不會有什麼連結，而且事實上，賓．拉登甚至呼籲伊拉克要推翻海珊政權。我們的確可以從歷史中學到功課，但若我們選擇性地從過往歷史拿出一些證據，並用這些證據來支持自己早就帶有的偏見，那就很容易陷入自我欺騙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