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那天傍晚，美國作家蘇珊．賈可比（Susan Jacoby）在紐約某間酒吧裡，聽到兩個人在聊天。「這就跟珍珠港事件一樣。」其中一個人說道。「珍珠港事件是什麼？」另外一個人問道。「就是越南人在某個港口投下了炸彈，因而引發了越戰。」第一個人這樣回答道。顯然他們完全搞錯了此歷史事件，然而這到底重不重要呢？我會說這是不容小覷的事。當公民們無法了解當前發生的事，或是對過去的歷史所知甚少時，都很可能因此而輕易相信了別人說的故事，特別是那些宣稱自己對歷史知識很了解的人。就如我們經常看到的一樣，歷史經常被用來強化團體的向心力（但這樣做通常會犧牲個人的利益）、為自己錯待他人的行為做辯護，或用來支持某特定政策或舉動。若能對過去的歷史有清楚的認識，將可以幫助我們挑戰教條式的宣言和普及論。歷史能幫助我們思考得更清楚。
若酒吧裡那兩個搞不清楚狀況的男人，能確切知道更多關於珍珠港事件的資訊的話，他們就會了解到，發生在世界貿易中心的攻擊事件和日本在一九四一年攻擊美國的事件是不同的，後者是兩個國家之間的戰爭，而前者則是恐怖攻擊事件。這也暗示了其戰術和策略都會和之前有所不同。雖然很多人（包括小布希政府）都在說要對恐怖分子宣戰，但這樣的說法其實是會誤導人的。我們會對目標明確的敵人宣戰，但不會對意識形態宣戰。一般戰爭有明確的目標，就是逼迫敵人投降，但是恐怖攻擊的戰爭卻沒有明確的目標。而世界貿易中心所遭受的攻擊也和越戰完全不同。在越戰中，美國是與敵對國家展開戰爭，有北越這個明確的敵人，也有位於南方的盟國。
九一一事件之後，當美國人感到非常震驚、生氣和恐懼的時候，此時對人民和他們的領袖來說最重要的，是要能夠保持清楚的思考。首先，要找出敵人是誰？歷史在這方面能夠提供幫助，因為它除了能幫助人們了解蓋達組織及其目標之外，還能幫助人們了解這個組織對西方感到憤怒的原因為何。歷史也能提醒美國人，他們的國家過去在世界上做出了怎樣的行為，以及面對威脅的時候是如何處理的。這些是他們當初預備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時，政府所忽略了的事。世界貿易中心攻擊事件的一年之後，保羅．施洛德（Paul Schroeder，美國最富思想的外國事務歷史學家之一）寫了一篇標題為〈九一一改變了什麼？不多，也沒有較好〉（What Has Changed Since 9/11? Not Much, and Not for the Better）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敦促美國應該要把此事放在一個較宏觀的歷史背景和全球觀點去看。是的，這攻擊事件是醜陋的，他說道。但對美國並沒有造成太長遠的影響。沒錯，恐怖分子的威脅仍然存在，但不如其他國家在過去和現在所承受的那麼嚴重。然而，布希政府卻利用九一一事件來合理化自己攻擊其他國的權利，而且沒有諮詢其他盟國或世界組織（例如聯合國）。施洛德寫道：「這個新布希政策會讓世界秩序及和平變得更難以捉摸、危險和具破壞性，是我們很難掌握也無法過分誇大的。它違反了過去五個世紀以來建立起的國際系統的兩大基石，那就是構成單位的獨立屬性、司法平等和協調狀態（現在幾乎所有國家都是如此），還有同樣重要的反向原則，就是這樣的獨立單位必須能組成和參與在聯合性的組織中，以便追求共同目標，並遵循彼此認同的規範和行為。特別是那些為了追求和平及安全的規範。」此外，因為入侵和占領伊拉克，美國正在拋棄自己過往所建構的歷史，就是過去追求與他人共同合作以維持世界秩序，以及長久以來反對帝國主義的歷史。更糟的是，正如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監獄虐囚事件和關塔那摩灣（Guantánamo）拘押中心虐囚事件等所顯示的，這將會削弱他們自己對律法規範的尊敬之心。
因為歷史可以給予我們一些背景和例子，因此它能在我們思考關於現在的世界時給予幫助。它可以幫助我們提出疑問，因為若沒辦法提出好問題，就很難條理清楚地思考。歷史知識也能告訴我們，可能需要哪一類型的資訊來回答這些問題，而過去的經驗則可以教導我們如何評估這些資訊。當回首過往時，歷史學家傾向於利用類似法國司法系統裡地方官員檢視事情的方式來看歷史。那時發生了什麼事？又是為了什麼緣故？歷史學家們會這樣問道。歷史要求我們審慎對待證據，特別是當那些證據與我們已得出的結論產生矛盾時。證人們有說出實話嗎？如何決定某一版本的說法勝過另外一個版本呢？我們是否提出了正確的問題和最好的問題呢？此外，歷史學家們還會更進一步提出疑問，以便知道過去歷史中的某個事件、想法或態度，如何對後來造成深遠的影響，以及這些影響有多重要？這些答案的部分內容，會取決於我們現在問什麼問題，以及我們認為什麼是重要的。歷史沒辦法為所有問題提供確切的答案。它是一個過程。
歷史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個複雜的世界，不過它也警告我們，若認為看事情的方法只有一種，或是以為只能採取某項行動，這樣的想法都是危險的。我們應該總是準備好要接受其他看法，並預備好提出反對意見。當我們的領袖堅定地提出「歷史可以教導我們許多事」或「歷史會證明我們是對的」等說法時，我們不用感到驚訝。但他們有可能會過度簡化和使用一些不甚正確的推論，就像其他任何人可能會做的一樣。即使是那些非常聰明或有權勢的人（這兩種特質不一定會出現在同一人身上）也可能自信滿滿走上錯誤的路。身為一位公民，我們應該要謹記，那些位居要職的人不一定懂得比較多。
因為歷史基本上是傾向於抱持懷疑的心態（無論是面對證據或解釋），所以歷史也認為質疑自己的領袖是種健康的態度。因為領袖們並非永遠都是正確的，事實上經常相反。一八九三年，當時英國地中海的海軍指揮官，也就是海軍中將喬治．特賴恩（George Tryon）決定要私自下達夏季海軍調動指令。當特賴恩要求兩排平行的戰艦向後轉時，他的軍官試圖指出這麼做可能會讓船艦彼此相撞。事實上，只需要簡單的計算就能發現，船隻旋轉所需的空間大於船艦之間的距離。當他的軍官們觀望時，他自己所搭乘的船艦維多利亞號（Victoria）被坎伯當號（Camperdown）撞上了。特賴恩當時仍然拒絕相信這狀況很糟糕，所以他指示附近的船隻不需要派遣救生船過來救援。後來維多利亞號沉沒了，並奪走了他自己和三百五十七位海軍人員的生命。除此之外，「輕騎兵的衝鋒」事件（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當時一群英國騎兵在錯誤指揮下衝進了蘇聯的砲兵陣地）也同樣提醒了我們人類的愚蠢。不明智的不只是帶領這次行動的卡迪根勳爵（Lord Cardigan），還包括允許他指揮行動的整個系統。正如美國記者大衛．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這是我們不停在歷史中反覆發現的故事，當一個國家的事情都非常順利時，可能正是最危險的時刻，因為他們的領袖會變得驕傲，並傾向於認為自己的行為都是正確的。」
謙卑是我們能從過去歷史中所學到最重要的教訓之一。正如著名的英國學者約翰．卡瑞（John Carey）說的：「歷史最有用的任務之一，就是誠實地告訴我們，過去人們所追求的目標現在看起來有多麼錯謬和不恰當。」例如，奴隸制度過去曾有過支持者。另外，想想看過去對於地球和太陽位置的爭議，以及對那些相信之人的定罪（雖然這些事實明明受到科學證據的支持）。還有在維多利亞時代，許多人認為人類種族有高低等的區別。而在幾十年前，人們甚至還相信女人和黑人不可能成為好的工程師或醫生。
歷史也鼓勵現在的人們反思自己。「過去就像是一個外國的世界，他們做事的方法與我們不同。」英國小說家哈特利（L. P. Hartley）曾這樣寫道。例如，若我們能去了解傳統中國文化認為學者的地位高於軍官，或羅馬人的家庭組成分子和現代西方的核心家庭很不一樣，這些都可以讓我們更加了解其他社會有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和組成方式。然而這並不是說，所有的價值觀都有好壞的區別。我們應該常常檢視自己持有的價值觀，而不該單純認為自己的觀點絕對最好。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阿諾德（John Arnold）優雅地敘述：「研讀歷史就像去造訪一個陌生的國家，他們做的事有些和我們相同，有些則不一樣。但總而言之，他們可幫助我們更了解自己所謂的『家』究竟是什麼面貌。」
如果研讀歷史能夠幫助我們學習謙卑、存疑和反思自己，那麼歷史就算得上是一門有用的科目。我們必須持續檢視自己和他人的結論，並提出問題。例如，證據在哪裡？有任何解釋嗎？當我們以歷史之名做出任何宣稱，或聽到別人說自己發現了某某過去真相時，都必須謹慎看待。最後，我唯一的建議就是，我們可以使用歷史，也可以享受歷史，但總是要謹慎處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