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誰擁有歷史？
遺憾的是，隨著歷史越來越受到大眾的討論與注目，專業歷史學者卻也開始把這塊專業領域丟給那些業餘者。他們開始轉而悶頭鑽研少數幾段歷史，因此使得現今許多歷史研究都出現自我參照（self-referential）的現象。他們會詢問一些問題，例如：我們（或專業歷史學者）是怎麼創造歷史的？我們使用什麼理論？其中是否有誤用理論的問題？幾年前，當我在讀一些學生所寫的研究所申請書時，看到一位似乎很聰明的學生寫到為什麼她想要進入歷史某個特別領域做研究，而她的理由是因為該領域「還沒被理論化」。
或許是因為歷史學家也想要像科學領域或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們那樣，聽起來非常專業，所以他們開始大量追求使用專業術語及又長又複雜的句子，因此使得許多文章看起來非常困難，但其實無此必要。亞伯達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的一位歷史學者安德魯．柯林．高（Andrew Colin Gow）曾提出一項特別的意見，為蒙昧主義（obscurantism）辯護。他認真覺得，我們不該期望歷史學者為大眾提供娛樂或是講述有趣的故事。他說：「我們需要讓專業歷史來娛樂我們嗎？特別是當大眾花這麼多錢給我們歷史學者時。想想看，我們有要求物理學來娛樂大眾嗎？」
但歷史學家們畢竟不是科學家，如果他們不能讓大眾明白自己在做些什麼的話，那麼其他人就會急忙填補這塊空缺。政治家或其他領袖常會為了自己的目的誤用或濫用歷史，但卻很少被發現。這是因為一般人對歷史的了解不夠，所以沒辦法質疑他們。現在大眾所閱讀或喜愛的歷史作品，有很多其實是由業餘歷史學家所寫的。有些寫得很不錯，但有很多卻不怎麼樣。如果這個歷史故事只能告訴我們複雜事實中的部分真相，那它就不是好的歷史故事。這種歷史故事會陳述一些後人不可能得知的資訊，例如它們會為某些歷史人物編造一些內心的想法。佛洛伊德曾和美國外交官威廉．蒲立德（William Bullitt）一起撰寫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傳記，但這作品沒有為佛洛伊德帶來什麼好名聲。因為佛洛伊德從來沒當面見過威爾遜，也沒有讀過他的私人日記，因為威爾遜根本沒有寫日記的習慣。但佛洛伊德卻自信滿滿地說威爾遜對父親有特殊的情結，以及他常懷抱一種挫敗感。另外，詮釋錯誤的歷史還可能會對某些歷史人物要求過高，期望他們能有遠見，或是做出一些事實上無法做到的睿智決定。在一九一四年，當所有的軍方將領都信誓旦旦戰爭將會很快結束時，那些歐洲的政治家們又如何能預料到西方前線竟然會陷入長期僵持狀態呢？
闡述不佳的歷史也常會草率使用一些通論，但卻沒有適當的證據證明這些原則的正確性，或是忽略了一些無法適用的事實。例如，一般認為協約國與德國在第一次大戰結束時簽訂的《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其內容是愚蠢且具報復性的，因而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是個很有說服力的故事，再加上凱因斯等人的論述背書，似乎更是如此了。不過這些說法卻忽略了一些考量。雖然德國畢竟是戰敗了，但他們所承受的條約內容並沒有像他們所宣稱的（或是像許多英國人和美國人想的）那麼糟糕。他們所需負擔的賠償金的確是一項重擔，但也沒有想像中那麼沉重。德國人只支付了一部分的金額，而當希特勒掌權後，他就把所有的債務取消了。如果說德國人在一九二〇年代的確面臨經濟問題的話，大部分是因為德國政府財政政策的緣故。因為他們不願意提高稅金，也不願意拖欠許多中產階級所持有的戰爭債券。此外，他們的狀況在一九二〇年代其實是逐漸變好的，而非變得更差。當時歐洲和世界各國的經濟都逐漸復甦，而德國和蘇聯甚至得以進入了國際舞台。但後來發生經濟大蕭條，使得各國、甚至那些最強盛的民主國家都感受到極大壓力。還有國際間一連串錯誤的決定，包括一些偉大的德國政治家和將軍認為，先讓希特勒掌權後就可以對他加以掌控。若沒有上述這些事件，那麼野心國家的侵略行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許不會發生。
闡述不佳的歷史就是忽略了這些細節，而喜歡將故事描述得像是道德劇一般，但這樣的故事無法幫助我們了解歷史本身更為複雜的全貌。這種歷史故事通常過於簡單或根本就是闡述錯誤。因此，我們需要學習如何正確地評估歷史，並用審慎的態度檢視這些被宣稱的史實。
專業歷史學家不應該輕易將自己的領域拱手讓人。我們應盡力提升大眾對過去歷史的認識，這包括確實的完整度與深度。我們應努力質疑市面上那些單面向，或甚至是錯誤的歷史。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等於允許領袖或決策者濫用歷史支持一些假冒的宣稱和錯誤愚蠢的政策。此外，歷史學家也不該捨棄政治歷史的領域，而完全轉向社會學和文化研究領域。無論喜歡與否，政治的確對我們的社會和生活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只須問問，若當初希特勒和納粹沒有掌控歐洲最有權勢的國家的話，世界將會有怎樣的不同。而如果羅斯福當總統的時候，沒有執行新政（New Deal）的話，美國的資本主義和美國人的生活又會有怎樣的改變。
雖然閱讀某些特殊主題的歷史，的確能增廣見聞且非常有趣，例如關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民眾狂歡景象、中世紀時期童貞女馬利亞懷孕生子、甜甜圈在加拿大人心目中的重要性（顯然加拿大平均每人吃的甜甜圈多過世界上其他人），或是漢堡在美國人生活中的地位等等。但我們也不該忘記十九世紀偉大的德國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所說的「務必了解實際上發生什麼事」。
每個世代都有他們特別關心的話題，因此人們也會想要在過去的歷史中尋求新的看法，並提出不同的問題。當我還是大學生時，我們的標準教科書主要討論的是政治和經濟領域的歷史。當時很少討論到社會歷史，而性別歷史的領域更是完全不提。到了一九六〇年代，當時出現了第一波女性主義，也讓大家開始對女性歷史產生興趣。而當同志權利運動開始高漲時，男女同志的歷史也開始受到關注。另外例如嬰兒潮世代對於年輕貌美的注目，則促使身體歷史這個特別的領域受到關注。當歐洲強大的帝國逐漸式微，而亞洲在經濟與政治方面崛起時，世界歷史也開始將重心從歐洲和北美轉向了這些其他區域。當我們對歷史提出新問題和做新的研究時，就可以讓歷史產生改變和發展。
然而當我們探討過去歷史時，有個問題是必定要問的：那就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而發生的順序又是如何？因果關係和發生順序對於了解歷史是很重要的。拿破崙的確贏了滑鐵盧戰役？而這場戰役也的確發生於他侵略俄國或西班牙之前？以上是無法討論的事情。但我們可以討論他為什麼會在滑鐵盧戰役中失敗，或是他之前的許多決定如何導致了失敗。如果我們歷史學家除了撰寫偉大的歷史主題之外，不去在意那些同樣身為歷史一部分的小事件，那麼其他人就會去做這份工作，問題是他們可能沒辦法勝任其職。
事實上，歷史學家（特別是過去的）已經撰寫了一些不佳甚至帶有偏見的歷史。在中世紀時期，基督教歷史學家傾向於用天主教會勝於全世界的角度，來看待過去的歷史。當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發現，那些意圖將羅馬皇帝的權力轉讓給教宗的文件是假的時候，就讓我們有了新的眼光去重新檢視該史實。維多利亞時期的歷史學家常認為，就是因為過去大英帝國曾稱霸世界，所以現在的世界才能享受如此的繁榮。而法國、德國、俄國和美國歷史學家也常為自己國家撰寫類似的歷史。就像史詩一般，他們的書中充滿了英雄人物、壞人和激勵人心的情節。這些歷史故事，就像知名的英國歷史學家麥可．霍華（Michael Howard）所說的，可以支持我們度過困難的時光，但他們充其量只能算是「撫慰人心的歷史」（nursery history）。
霍華說得很正確，歷史學家的角色應該是要挑戰甚至暴露國家的迷思：「這種幻想的破滅，是一個人成長並進入成人社會必經的過程，而西方自由社會與極權主義國家（無論是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或天主教專制主義）的不同就在於，前者的政府將公民視為能夠為自己負責的成人，後者則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部分西方國家都做了一個困難但明智的決定，就是願意揭露這段衝突的歷史。換句話說，他們雇用了專業的歷史學家，並給他們無限的權力去使用那些相關文件。因此，同盟國那方所犯下的錯誤或失敗得以不被掩蓋，而且能讓這段糾結複雜的歷史盡量還原成它最完整的樣貌。
在英國有個有趣的例子。英國政府一開始就給予邱吉爾自由使用那些歷史紀錄的權利，還給他優渥的稅賦待遇，好讓他能撰寫偉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其部分目標是為了確保他們能夠擁有一份英國版本的戰爭紀錄，且希望出版速度要比美國和俄國等即將匆促出版的回憶錄或歷史書籍更快。結果就如大衛．雷諾茲（David Reynolds）所說的，他們所獲得的是一份只保有片面說法的紀錄，許多尷尬的議題也掩蓋不提。例如邱吉爾在書中鮮少提到，在一九四〇年五月那段黑暗的日子裡，英國內閣內部經常出現的爭論。根據邱吉爾的說法，當法國被納粹所攻占時，他們並沒有討論英國該怎麼做，只是全體同意應該獨自繼續奮戰。他如此寫道：「未來的人們可能會注意到，戰時內閣從來沒有給予空間，討論我們是否該獨自繼續奮戰這個問題。因為國內各黨派人士都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而當時我們也沒有時間浪費在討論這樣不切實際的理論性問題。」事實上，根據紀錄顯示，內閣的確曾理性考量過是否有其他可能性，甚至曾考慮是否去找當時的義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幫忙做和平談判。但因為後來認為此舉可能不會有什麼幫助，且有可能打擊英國的士氣，最後內閣才做出了這項重要的決定。
然而，從戰爭一開始，英國政府也早已下定決心要撰寫一份正式的官方歷史，因此一九四六年他們指派詹姆斯．巴特勒爵士（Sir James Butler，一位受尊敬的歷史學家）負責監修一系列書籍，這套書籍將記錄英國面對戰爭時在各方面的努力。巴特勒爵士清楚地表示，為了這套書的名譽，他希望能選擇一些聲譽良好的獨立學者，而非軍事方面的專家來撰寫。此外，他選中的這群歷史學家應該要能完全自由地調閱那些書面紀錄，並且在不危及國家安全的範圍內自由使用所發現的資料。因此，這份英國官方歷史包含許多資訊，內容很坦白且有時帶點爭議。例如，當寫到對德國進行炸彈攻擊這部分時，書中內容很直率地揭露：當時空軍最高指揮部對於到底要採取區域轟炸（area bombing）或是特定目標轟炸（precision bombing），以及哪個方式能夠最有效打敗德國的意見有所不同（但他們似乎偏好區域轟炸）。所謂的區域轟炸是以城鎮或鄉村為目標，而非以小建築物（如軍火工廠或儲油倉庫）為目標。當英國空軍部於一九五九年提出抗議，認為揭露這樣的爭論可能會損害英國皇家空軍的形象時，內閣秘書諾曼．布魯克爵士（Sir Norman Brook）給了很明確的答覆。他認為歷史不是用來洗白過去的一些事實。若能好好處理這些困難的議題，將能幫助未來的政府從過去的錯誤中學習。
直言不諱的歷史，不一定都會受到溫暖歡迎。諾伯．福朗克蘭博士（Noble Frankland）這位歷史學家是負責撰寫那段轟炸歷史的人，而他發現自己成為蓄意攻擊的對象。雖然他自己也曾參與這場空中轟炸行動，並獲得了傑出飛行勳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但英國的保守派媒體卻暗示他其實並不勝任此一工作（事實上，他曾因肺炎而停飛了約八個星期，但後來又回去參與空襲德國的行動）。那些批評人士說，福朗克蘭博士從來沒到過現場（這說法顯然是錯誤的），而只有曾親自參與過的人才能了解情況。雖然許多嚴厲批評他的人承認，他們從沒讀過福朗克蘭博士寫的書，或只讀了一部分而已，但這卻沒阻止他們繼續抨擊。福朗克蘭博士也曾提出他的看法，認為那些在戰爭最後幾個月用於空襲轟炸的資源，其實或許可以用在其他更適合的地方，也提到這場轟炸行動在摧毀德國士氣方面的效益可能有待商榷。但這些看法很快就被渲染成他宣稱整場轟炸任務就是「一個浪費資源的失敗行動」，事實上他從沒這麼講過。批評者還宣稱他這麼做是在污辱那些為國犧牲的軍人的名譽，也是在傷害生還者和家屬的感情。一位國會成員說，福朗克蘭博士就是那種憤世嫉俗、肆無忌憚的作者，希望靠寫出這些聳動的內容來賺錢。這些對福朗克蘭博士的指控，與今天對加拿大戰爭博物館所展出的同一場轟炸行動展覽的指控非常類似。批評者說，這間博物館在一塊匾牌上寫著「一場永遠的爭議」，就是在錯誤地指控那場對德國工業和城鄉的轟炸行動是無道德且沒有效益的。但那塊牌匾真正的意思是「這場對德國的策略轟炸行動，其價值性和道德性將會永遠存在著爭議」。
通常，大眾對歷史學家作品的反應，與時間點很有關係。在一九五〇年代，英國正經歷重新檢視自己的時期。當時英國在全世界的地位漸漸下滑，而國內又面臨社會和經濟問題。一九五六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使英國消耗極大，雖然新的保守黨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盡力保持與美國的特殊關係，但顯然大家都知道誰是占上風的那方。大英帝國的勢力不停衰退，而當麥克米倫發表了那篇關於非洲殖民地獨立的著名演說〈風雲變幻〉時，他也必須決定是否讓福朗克蘭博士寫的書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戰對英國人來說是個非常重要與光榮的時刻，因為那時全英國人民團結一致，而且英國仍是世界三大勢力之一。這種混合了緬懷過去與驕傲的心情，被巧妙且諷刺地呈現於諷刺劇《邊緣之外》（Beyond the Fringe）的其中一個片段〈戰後餘波〉中。而福朗克蘭博士在此時揭露這場轟炸戰役的詳細內容，以及圍繞此行動曾發生的各種內部爭論，就像對眾人潑了一盆冷水。
偉大的歷史哲學家柯靈烏（R. G. Collingwood）在他的自傳中寫道，歷史學家必須用審慎的眼光檢視過去，即使這表示要揭露一些大家珍視已久的迷思。他說：「若過去的歷史和現在毫無關係，那麼過去的歷史知識對現在就沒什麼幫助。但假設過去的歷史一路影響到現在，那麼即使是塵封在內部，或乍看之下隱藏於當前矛盾的外表下，這歷史仍然是鮮活的且有影響力。歷史學家和一般人的差別，就像是訓練有素的森林探險家和純真無知的一般遊客。」有時，歷史學家提出的一些描述或疑慮，會讓人感到非常不舒適。我們真的會想知道那些大英雄（例如邱吉爾）曾犯下了什麼愚蠢錯誤嗎？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同盟國對德國空襲轟炸的效率和道德面其實存在許多爭議。還有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其實有很多疾病，需要倚靠大量的止痛藥物。我想，我們其實是想知道的，但這不是基於什麼奇怪的原因，而是因為複雜的答案總是比起過於簡單化的回答更能滿足成人的心。我們仍然能擁有那些英雄、仍然能對過去歷史的正確或錯誤持有自己的看法，也仍然可因為某些好結果而感覺開心。但我們更應該了解歷史就和日常生活一樣，很少有絕對的黑白之分。
歷史學家當然不擁有歷史，歷史是屬於每個人的。但因為歷史學家花許多時間專研歷史，所以他們較業餘者更可能對歷史做出合理的評估。畢竟，歷史學家當初就是被訓練如何問問題，如何在不同的事件之間做出連結，以及如何收集和檢視證據。理想上而言，他們擁有正確的知識系統，並對過去某些時期的歷史或事件有詳細的了解。但是當他們寫出的作品挑戰到過去根深柢固的歷史信念或迷思時，經常會被控訴是自視甚高的虛無主義者，或是與「現實世界」脫節（其實所謂的現實世界也存在於想像中）。在近代歷史的領域中，歷史學家也被批評：如果他們當時不在歷史現場的話，那麼他們也不該持有什麼個人意見，就像福朗克蘭博士所受到的對待一樣。
這種認為本身曾參與事件，或生長於同一段時間的人，一定會比後來的人更了解事實真相的看法，其實是深深的誤解。例如，最近加拿大博物館舉辦關於同盟國空襲轟炸的展覽，引起了不少爭議。如預料一般，有許多人控訴那些負責辦展覽和支持此活動的歷史學家，他們所持的意見一定和當初參與空襲的老空軍不同。當然，《國家郵報》（National Post）說：「人們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我們也不該一一探究每個特殊利益團體的敏感處。但退伍軍人並非只是一個普通的利益團體。」當這些爭議出現時，我正好也是被請去評估此展覽的外部歷史學家之一（我支持那塊匾牌，並且強烈建議戰爭博物館不要讓步）。當大家知道我的看法後，我開始收到一些郵件，上面寫著我沒有權利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發表意見，因為我不曾參與其中。而且他們還暗示，身為一個女人，我又能對軍事方面的事有什麼深入了解？而我的另一位同事則收到了這樣的信：「那些老兵為我們國家和生活所做的付出，以及他們展現的勇氣和奉獻精神，是你們永遠比不上的。既然他們當時在那個現場，而你們沒有，那他們才有權決定那塊匾牌上所寫的是否公正。」
身處於某事件的現場，並不代表你就會對它有更清楚的了解，有時情況甚至可說是相反的。例如，我本身的確經歷了古巴飛彈危機那段時期，但那時候我所知道的都是媒體上所報導的。和其他幾百萬人一樣，我對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如何處理此危機所發生的激烈爭辯一無所知。我也不知道甘迺迪與蘇聯竟然有秘密的溝通管道，或是蘇聯已經將原子彈頭部署在古巴。我不知道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已經準備好讓自己的國家被毀滅，如果這能讓蘇聯在冷戰中更接近勝利的話。這些事情都是在過了一段時間之後，當雙方的機密文件漸漸被揭露出來，我們才對當時狀況的全貌有了比較詳細和全面的了解。同樣地，那些退伍軍人本身所經歷的和空襲轟炸事件的歷史真相之間也是一樣。他們知道冒著生命危險飛過德國上空是什麼感覺，但他們不會清楚知道在白廳（Whitehall）曾發生的那些爭論，或他們投下的飛彈所帶來的影響。這些真相只有透過後來的調查和分析才能真正了解。
就如心理學家告訴我們的，記憶是非常微妙的。的確，我們都能記得過去發生的一些事情，而且通常是很生動且鮮明的。我們能回想起昨天穿了什麼衣服，在某些場合說了什麼話，或是某些畫面、味道和聲音等等。但我們不一定都記得非常正確。美國偉大的政治家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有一次曾告訴歷史學家小亞瑟．史列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當他花了一個早上寫回憶錄之後，經常需要喝一杯濃烈的馬丁尼。艾奇遜寫到了關於珍珠港的事件，並憶及在一九四一年事件那天，他和羅斯福總統及當時的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正在總統辦公室內的景象。當天美國凍結了日本的資產，並與日本之間往開戰方向更跨近了一步。「總統坐在他的桌前，赫爾坐在他對面，我就坐在國務卿旁邊的椅子上」，他這樣寫道。但是經他的秘書調查了紀錄後發現，事實上赫爾當天根本就不在華盛頓。
我們誤以為記憶就像石頭上的雕刻，一旦發生了就不會改變，事情就如此決定了。然而記憶不只是選擇性的，還易受影響。在一九九〇年代，大眾突然開始熱烈注目關於記憶恢復的話題。一些權威人物出版了相關書籍，並在媒體上宣稱人類可以完全抑制過去痛苦或創傷的記憶。藉著和治療學者的合作，有些病人開始發現一些隱藏於過去的事情，例如曾被父母性侵、殘忍行為、邪教聚會或謀殺等等。很多家庭因此破碎了，而控訴者和被控訴者的生活也毀壞了。現在這種恐慌終於漸漸平息了，我們也懊悔地承認，事實上並沒有證據顯示人類可以成功抑制那些痛苦的回憶。那些記憶事實上仍然鮮明地存留著。
附屬於哈佛醫學院的麥克林醫院（McLean Hospital）生物精神病學實驗室（Biological Psychiatry Lab）最近做了一份關於壓抑的記憶症候群（repressed-memory syndrome）的實驗。他們會對這主題產生興趣，是因為這現象是在二十世紀末突然出現的。如果這種症狀確實原本就存在於人類大腦的話，那麼過去歷史中也應該要有這樣的案例出現才對。他們在十九世紀的文獻中曾找到這樣的例子，但是雖然提出獎賞，卻仍無法在一八〇〇年之前的文獻中找到相關案例（無論是在小說或非小說中）。後來他們歸納出結論認為：「這現象並非人類天生的神經系統功能問題，而是與十九世紀『文化相關』的現象。」當時的浪漫主義喜歡關注超自然現象或想像的事物，之後正好又出現了一些關於潛意識的理論（其中最著名的是佛洛伊德的理論），這些因素都讓我們開始相信人類的心理其實會對人們產生一些特別的影響。
我們會編輯關於自己過去的記憶，一方面是因為人總是有種本能，想要讓自己的角色變得較有吸引力或是重要。不過另一方面，我們會這樣做也是因為時間流逝和態度改變的關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前幾年，法國和英國會紀念那些傷亡的人，並認為他們是為了保衛國家社會捐軀，但當後來關於戰爭的神話破滅時，法國和英國社會才重新正視他們其實是無辜的犧牲者。此外，人類也會傾向於將一些似乎不再合宜或重要的記憶刪除。當我訪問一些曾於英國殖民印度期間住在英屬印度（Raj）的英國女性時，我總是會問她們，英國統治者和受統治的印度人民之間關係如何？她們都會說各種族之間其實沒有什麼問題，而且英國人也不會表現出歧視的態度。但我們已從一些當代的資源——例如信件或日記——中得知，當時許多（或許可說大部分）住在印度的英國人的確都認為印度人比自己低等。
我們有時也會在重述記憶時加以美化。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曾盡力保存了關於納粹集中營的相關歷史記憶，他警告我們：「一項記憶若常常被重新挑起，並常以故事型態呈現的話，很有可能就會變成一種固定的刻板印象……人們將其加以完美化和潤飾，並取代了原本的記憶，也因此必須付上某種代價。」當我們知道越多關於過去的事，那些知識也會變成我們記憶的一部分。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的館長曾惋惜地說，他們所收集到的那些口耳相傳的歷史，大部分都不是很可靠。例如，大屠殺的倖存者常認為他們曾目睹那些殘酷暴行，但事實上他們當時的所在地卻離那些事發現場非常遙遠。
在一九二〇年代，法國的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創造了「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這個詞彙，意指一般人面對自己所屬的團體時，認為自己所確實知道的、關於這個團體的歷史。「基本上，」哈布瓦赫寫道，「一個集體記憶（或至少較重要的集體記憶），表示的是關於此團體的一些具永恆性或是很重要的事實，有時通常是悲劇事件。」波蘭人永遠記得在十八世紀時他們的國家受到瓜分，他們國家的殉難就像「耶穌受難」（the Christ among nations）一般。塞爾維亞人知道他們在一三八九年的科索沃戰役（battle of Kosovo）事實上是戰敗了，但是對他們的內心而言，這場對回教徒的戰役卻是精神上的勝利。因為通常人們當時關心什麼事，就會影響到集體的記憶。在較早之前，這場戰役其實只是某個更重要事件中的一個小插曲而已。但因為在十九世紀時，塞爾維亞人很努力想要爭取國家獨立，所以科索沃戰役開始出現了特殊的重要性。因此，集體記憶更在乎的其實是現在而非過去，因為這攸關一個團體如何看待自己的身分定位。而這樣的集體記憶，其內容也常常會成為彼此爭論的議題，在此讓我們借用哈布瓦赫的話：「人們之所以會經常爭辯關於群體歷史的主要象徵或精神，以及目前群體和過去的關係，主要是為了重新定義當前的群體形象。」
彼得．諾維克（Peter Novick）在他的書《美國生活中的大屠殺》（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中強烈爭論道，對於美國的猶太人而言，那段大屠殺的回憶其實是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時期，才開始成為代表一般猶太人形象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猶太人其實不太願意去回想那段和他們相同信仰者曾經是受害者的歷史。一些猶太人的機構組織也開始呼籲他們的人民應該要面對未來而非頻頻回頭看。但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他們的態度開始改變，部分原因是（諾維克認為）這受害者的身分似乎能使他們獲得一些好處。另一方面是因為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三年的戰爭，同時顯示出以色列的優勢及其仍持續的弱點。
十九世紀時，錫安主義者（Zionists）開始了一個大膽的計畫，想要幫助猶太人復國，因此他們開始回顧猶太人的歷史以便尋求一些想法和幫助。在許多歷史事件中，他們發現了關於馬薩達（Masada）的故事。西元七十三年，羅馬擊潰了猶太人最後的餘黨，當時約有一千人左右的猶太男女和小孩跑到了馬薩達山頂的堡壘。當他們知道這裡即將會被擊潰時，領袖以利亞薩（Elazar Ben-Yair）告訴他們死亡會比成為羅馬人的俘虜來得好，於是他們先殺了所有的女人和小孩然後再自盡。這個故事雖然當初有被記錄下來，但是對猶太人來說本來並沒什麼重要，一直到現代才有所改變。現在馬薩達已成為一個精神象徵，顯示猶太人不願屈服於命運、有必要時不自由毋寧死的精神。而以色列獨立後，對以色列軍方及平民而言，馬薩達也成了一個聖地和精神象徵。就像一首知名的詩曾提到：「馬薩達永不淪陷！」不過近年來，由於以色列國內瀰漫著消極的心態，認為與鄰近國家和平共處是件很難的事，因此又出現了另一個關於馬薩達的集體記憶：那就是猶太人總是在敵人手中受到逼迫。
雖然集體記憶通常是基於某些過去的真實歷史而出現的，但也不絕對如此。如果去到中國，你很可能會聽到一個故事：過去上海外國租界的某公園大門，曾掛著一個牌子，上面寫著「狗與華人不得進入」。雖然這個公園是真的保留給外國人的（這件事本身就夠羞辱人了），但對中國人來說，真正侮辱的是把他們與狗相比。然而唯一麻煩的是，我們找不到關於此標語曾經存在的相關證據。當年輕的中國歷史學家於一九九四年開始對此故事表示懷疑時，官方媒體顯得很憤怒。一位知名的新聞記者寫道：「有些人不了解中國人在這些歷史事件中受到的侮辱，他們抱持懷疑的態度，甚至輕看這些過去受到羞辱的歷史史實，這是非常危險的。」
當人們述說關於自己的故事時，去質疑他們說的內容，有時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我們對自己的身分認同其實與我們過去的歷史息息相關。這也是為什麼，當人們在處理歷史事件時（包括決定要相信哪個版本的歷史，或是選擇相信什麼而遺忘什麼），有時會引起政治上的緊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