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弄臣
在这种无意义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意义存在呢？在这种酒色欢乐的细头大坛中是否有任何的智慧呢？拉伯雷让故事中的笨驴之一说：“我们国家的小丑有点儿不雅，又喜欢在混乱中乱批评。”（第6卷第7章）他喜爱字汇，不停地提供字汇，还创造了成千的字汇；像莎士比亚，他从各行业、哲学、神学和法律的各种领域中吸收言辞。他把形容词、名词或动词列成表，好像是以沉思自娱似的（第3卷38章）；在重复的狂喜中，他把同义语增加了；这种冗词（赘言）在法国舞台上是个老把戏。那是拉伯雷无限和不可控制的幽默的一部分，阿里斯托芬或莫里哀的幽默跟他比起来，好像是细流见到洪水般。他的粗劣是此一不可控制的曲流的另一面。也许其中有些是反抗修道院苦修的一种反映，有些是反抗医生解剖上漠不关心的一种反映，有些则是对卖弄学问之精确的大胆挑战，而大部分则为时代的习尚。拉伯雷无疑描写过分；在12页的泌尿生殖器、排泄和气体状态的描写细节之后，我们会感到厌烦而不想再看下去。古典影响的另一世纪将需把这种火山似的喷溢驯服成有训练的形式。
我们原谅这些缺点，因为我们沉湎于拉伯雷的风格，他自己亦然。那是一种不虚饰、不文绉绉的风格，自然、简易、流畅，正好是一种说长故事的媒介。其神韵之秘诀在于想像加精力加清晰；他看见了我们大多数人所见不到的成千事物，注意到不可计数的服装、行为和演说的奇行怪癖，然后异想天开地把它们结合起来，而让这些混合物在嬉戏的篇章里彼此追逐。
他以莎士比亚为借口，随着风尚东偷西借，所偷的一经他的手就更臻完善。他自行取用了伊拉斯谟的谚语集中成百条格言式的片段，并仿效了愚者之赞美或箴言集。他吸收了普鲁塔克作品中半百的项目，此事在阿米奥特译本向文学上的窃贼打开伟大的宝库很多年之前。他把卢奇安的《天堂对话》（Heavenly Discourse）和弗伦戈（Folengo）的《自溺之羊》（Tale of the self-drowned sheep）的故事据为己有；那时有个喜剧是表演一个男人治好自己的哑巴妻子后，反而后悔了，拉伯雷以之作为其作品的题材之一；他有成百的题材是由中世纪的法国流传下来的故事诗和插曲得到暗示的。在描写巴汝奇航海时，他依赖新世界和远东之探险者所出版的叙述。然而，就是借用了这么多的东西，也没有一个作者比他更具创造性；只有在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的作品里，我们才能有像托钵僧约翰和巴汝奇这种生活如此丰富的想像人物的创造。然而，拉伯雷本人是该书的主要创作品，他是庞大固埃、托钵僧约翰、巴汝奇、伊拉斯谟、维萨里和斯威夫特混合而成的人物，模糊乱语，大声而笑，捣碎偶像，热爱生活。
因为他热爱生活，他严责那些使生活不可爱的人。也许他对不能与他同享人道主义者的虔诚之僧侣之责难，有点过分。他必定曾吃过一两个律师的亏（他称律师为“毛皮猫”，见前一节译注），因为他报复性地撕其毛皮。他警告读者要注意他的话，“如果你只活在6个4年期和另有两只狗的时代里，你将会见到全欧洲这些法律猫的领主”。他同时把鞭子放在法官、经院派哲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旅客、特权的持有者和女人的身上。他的整部书里，几乎找不到对女人说过的好话；这是拉伯雷最为盲目的地方，也许因此他得到永远不获温柔之情的代价——当僧侣、牧师和光棍。
同党的人曾为他是否为天主教徒、新教徒、自由思想家或无神论者而辩论。加尔文认为他是无神论者；而他的喜爱者弗朗斯（Anatole France，1844—1924年，法国小说家及讽刺家）下结论说：“我相信他是不信任何东西的。”有时他写作时，就像是个不诚挚的愤世嫉俗者，其使用的语言正如羊贩子在找最好的方法使土地肥沃一般（第4卷第7章）。他取笑斋戒、免罪、宗教裁判官、教谕，而以解释教皇在解剖上所必备之知识来自娱（第4卷第48章）。他很显然是不信有地狱的（第2卷第30章）。他随时附和新教徒的论调，说教皇耗尽国家的金子（第4卷第53章）。罗马红衣主教过着贪吃而伪善的生活（第4卷第5860章）。他同情法国的异教徒；他说，庞大固埃并没有久住图卢兹，因为在那儿他们“把他们的摄政活活烧死，就像烧红鲭鱼般”——他指的是一异教法学教授之处死刑（第2卷第5章）。但他对新教徒的同情，似乎只限于对人道主义者。他很敬仰地追随伊拉斯谟，但只温和地赞成路德，而对于加尔文之教条和清教主义则不欣赏。除了对不容忍外，他对一切都容忍。像几乎所有的人道主义者，当被迫选择时，他宁可选择天主教的传说、不容忍和艺术，而较不喜欢新教的宿命论、不容忍和清净。他一再肯定信仰基督教的基础，但这可能是一个人的谨慎所在，当他为自己的意见辩护时，愿意专断地孤注一掷，他对上帝之定义爱得如此深，以致他（或其继承者）重复地提到它（第3卷第13章，第5卷第47章）。他显然接受了灵魂不朽说（第2卷第8章，第4卷第27章）。但一般说来，他爱粪便学甚于末世学。威廉·法雷尔（William Farel）称他为叛教者，因为他接受了莫顿的牧师职，但捐赠者和接受者都了解这只是吃的一种方式而已。
他的真正信仰在于自然界，就是这方面，也许正如他的正教的邻居一般，他兼具信仰和轻信两种性格。他相信自然力终极的目标是为善而工作，而他低估了在人与蚤之间，自然力是中性的。像卢梭一样，但反对路德和加尔文，他相信人性本善；或者，他像其他的人道主义者，他相信良好的教育和良好的环境可以使人向善。像蒙田，他劝人效法自然，他可能带着顽皮的不关心，来看自然所将发生于社会和文明的事件。在描绘德廉美（Theleme）大修道院时，他似乎在传布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只准许那些有好教养、教育、有荣誉感而适合于受自由的考验的人进入该大修道院。
他最后的哲学见解是“庞大固埃主义”（Pantagruelism）（善意而粗率的讽刺）。这个字可不能与有用的烟草庞大固埃主义（Pantagruelion）——那只是一种大麻烟，其最后的效能为罪犯做适合的领带——相混。庞大固埃主义就像庞大固埃般的活着——自然与人之间有一种和蔼而容忍的情谊，感谢地享受着生活上所有好的事情，很愉快地接受我们不可逃避的变迁和结局。有一次拉伯雷曾把庞大固埃主义定义为——“在轻视生活中的事件下所保存的一种愉快的精神”（第4卷序言）。它结合了节制派的芝诺——愤世嫉俗派的第欧根尼和享乐派的伊壁鸠鲁：以平静的态度去忍受自然的事件，以不冒犯的态度来看所有自然的冲动和作用，不行清教徒之抑制或神学上的悔恨，而享受每个令头脑清醒的乐趣。庞大固埃“接受所有事情好的那一面，从最好的方面来解释每一个动作；他绝不使自己烦恼或不安……因为这个世界所包含的一切的善……其价值并不值得我们为之打扰或混乱我们的情感，烦扰或混乱我们的感官或精神”（第3卷第2章）。我们不可夸张这个哲学所带有的享乐派的要素；拉伯雷有关酒的连祷文，口头上多于实际的沉溺；这些连祷文并不和当代人对他的描写——一个“沉静、仁慈、仪表坦诚”的人——的情形相称；他所赞颂的酒是生命之酒。而这位假装的嗜酒者领主，借卡冈都亚之口，说出了向我们自己的时代挑战的警句：如“科学而无良知，只会带来灵魂的毁灭”（第2卷第8章）。
除了珍视蒙田、莫里哀、伏尔泰外，法国之珍视拉伯雷，甚于其他任何文学上之巨人。在他的世纪里，埃提内（Etienne Pasquier）称他为那时最伟大的作家。17世纪时，当礼仪在花边和男假发下僵化，而古典变成了文学上的礼仪之必需品时，他在国人的记忆里失去了某些地位；但即使在那个时候，莫里哀、拉辛、拉封丹仍承认受其影响；冯特耐尔（Fontenelle La Bruyére）和塞维尼夫人（Mme de Sévigné）喜爱他，帕斯卡挪用了他对上帝所下的定义。伏尔泰起初轻视他的粗俗，最后却成为他的虔信者。当法语改变时，19世纪的法国读者几乎不能理解拉伯雷，也许目前他在英语世界里比在法国更受欢迎。因为在1653年和1693年时，托马斯（Sir Thomas Urquhart）出版了第1卷及第3卷的英译本，文笔刚健，嬉笑嘲讽面，一如原作；1708年时，彼得·德菲泰（Peter de Motteux）完成全译本；由于这些人的努力，《卡冈都亚与庞大固埃》成为英国的古典名著。斯威夫特也从该书剽窃，好像当了牧师就有特权，而劳伦斯·斯泰恩（Laurence Sterne）必定从书中发现机智的酵母。它是属于世界而非一国文学的作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