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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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至1789年间短短的一段时期中,法国文学界作家源源而出,文学作品震撼人心者比比皆是,诸如:拉罗什富科的《道德箴言录》(Maximes)、圣皮尔的《保罗与维尔日尼》、拉克洛的《男女间私通的危险情况》(其实已说得够多了),此外像雷斯提的混沌作品也已泄露于世。

学校、图书馆、阅读团体、演讲、报纸、杂志、小册子与书籍等,皆是文学的源泉,足以喷发出惊人的作品——就像墨水溅出泡沫一样,是以往所未曾发生过的。法国仅少数人士能阅读,然而数以百万的民众,多渴望获得知识与思想。其中《百科全书》,其内容为科学概要与知识轮廓的书籍,深受广大民众需要;哲学家与改革者满怀希望,努力为传播教育而工作。

耶稣会失势,因而学校由国家控制,但仍然有些还操于教士手中。大学内严格地规定宗教与政治上的信仰,以致落得声名狼藉,学生愚钝无知。一直到世纪末才开始注意科学,至于向大众演说科学知识,是最受欢迎的,以致技术学校渐渐增多。大学几乎皆是中产阶级包办的。年轻的贵族宁可入圣日耳曼于1776年前后所创办的12所军事学校中的任一所(其中有一所在布里恩,是拿破仑攻读之处)。据我们所知,大学生“经常组织团体,支持政治的示威行动”。当时,大学毕业生已不敷法国经济需求,因而促成有些学校不满意的举动,这些人印发小册子,示意谋反,点燃战火。

家财万贯者则拥有私人图书馆,令人羡慕的房内书籍供人阅览。于是中层与低层阶级利用此流通图书馆借书或买下书籍——几乎仅只可买纸面本而已——这些书都是由小摊或店铺收买的。1774年巴黎书籍的出售,被评价为比伦敦稠密人口数还多。雷斯提报道:阅读成了“难控制的”巴黎人之工作。

报纸数量、大小与影响力渐渐成长。1631年创办的旧《法国公报》(Gazette de France),一直是官方的报纸,被疑为政治新闻是由王室承办。1672年的《水星报》,在1790年印有1.3万册,被认为是最优秀的,米拉波称之为法国杂志最畅销者。法国第一份日报《巴黎日报》于1777年印行;最著名的《箴言报》,直至1789年11月24日才发行。一些地方性报纸,如《省讯》(the Courier de Provence)由小米拉波编辑。

“小册子”如洪水汹涌而至。1788年后几个月,法国就有2 500本出版。其中最具历史影响力的,如谢耶斯教士(Abbé Sieyés)的《平民是什么?》(Qu'est ce que le Tiers-état?)或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的《独立的法国》(La France libre)。1789年7月,报纸杂志成了法国强大的势力。1784年内描述“有股无形力量,非来自财富、兵器与军队,只有来自宫廷,甚至国王宫殿所下的指示”。此言摇撼人心。拉罗什富科也说过君主政体的政府限制了民众的自由阅读风气。

拉罗什富科本身亦因革命的潮流被夺取自由,为取得人民在宫廷的权利,他也参与了猛攻巴士底监狱。拉罗什富科是乡村食品杂货商的儿子,靠着小聪明住于巴黎。妇女们因他巧言善辩而供给他住宿与食粮。他写了许多剧本,其中一出于枫丹白露演出,深得玛丽·安托瓦妮特赞赏,玛丽说服国王给他1 200法郎膳宿费。后来,拉罗什富科很荣幸地升为路易十六妹妹的秘书,因而每年额外地又得到2 000法郎。因他住于王室家中,使得他被束缚得透不过气来。1783年当他遇见米拉波时,才改变了他对政府的观念,处处严厉批评政府。他就是谢耶斯教士所写的有名小册子中的人物。

同时,拉罗什富科深受沃韦纳格和伏尔泰影响之后,草草地记下“格言”,以讽刺世界。爱尔维修夫人在塞夫尔曾邀拉罗什富科做客,她说:“每日晨与拉罗什富科交谈后,就会发愁一天中剩余的时间应如何打发。”拉罗什富科认为“希望”是愚弄生命过程最有力之法。“希望是骗子,永远做让人们相信不真实之事。放弃希望时,才是快乐的到来。”“如果人类到达40岁时,知识领域仍与20岁时一样,由‘残忍的事实’、‘凄惨的获取’与‘社会的秘密’等构成,那么他将陷入绝望的地步,生活渐渐腐败委靡不振。”理性时代末期,拉罗什富科讥笑理智只是罪恶的工具,还不如情感。“人类,在真实的社会里,理智比情感更腐败。”女人嘛!“男人所认为最邪恶之事,女人则认为没有任何事比男人所认为罪恶之事更严重的。”婚姻是一种陷阱。“结婚与独身主义两者是令人懊恼之事。但我们宁可选择结婚一途,因有难时有人分担与服侍。”“人,能将爱情献出来”,但“存在于社会的爱情无他意,只是两肤体互相接触的奇妙行为罢了”。

拉罗什富科自认不适合住于巴黎街道边的大厦与宫里,此时,他的悲观主义更加浓厚。他以为“巴黎,寻求娱乐与享受之城,4/5的人们因悲痛而死亡,是一处无爱之城”。至于对贫民区,不生育孩子才是其治疗法,否则人口爆发更增加生活困扰。“人类的不幸,却是暴君的得意,可怜贫者本无能,只是些待囚禁的累赘者。”

拉罗什富科时常将观念放之纵情任性。“结合矛盾因素是必须的,如热爱美德与公众意见毫无关系,工作的滋味与名望亦是,财富与生命亦是。”许多年他试着借革命贡献自己以获得有意义的生命,但5年后米拉波、丹东、马拉与罗伯斯比尔的暴行使他绝望了。似乎是因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后变为“是兄弟,否则宰你”的口号,才改变了他的心意。他与吉伦特党同甘共苦,且讥讽激进领导者对他的鲁莽行为。他终于遭逮捕,但不久又被释放了,后又因再次恫吓而被捕,终于自杀身亡。他苟延残生至1794年4月13日,死前曾对谢耶斯说:“我离开这个世界,心将破碎或被制成铜像。”

拉罗什富科受伏尔泰影响居多,卢梭则自认为影响了贝尔纳丹·圣皮尔。圣皮尔31岁时(1768年)奉政府委任为现称毛里求斯的法国殖民地工程师。这是一座多山、多雨且肥沃的岛屿。圣皮尔感觉自己思想乃采自卢梭的“自然国”理论——地球上人口密集,故需去除文明的恶习。当他回法国后(1771年)与卢梭成了知己,学习着容忍怒气与期望成为人类的救星。在《法国殖民地航程记》(VoyageàL’île de France,1773)一书中,他描述岛民单纯的生活与维持生活的宗教信仰。此书亦积极反对伏尔泰作风,艾克斯主教读过后,让这位作家获得1 000法郎的年金。圣皮尔为了回报,而著作了两本书《自然的奥妙》(Ëtudes de la Nature,1784)与《自然的和谐》(Les Harmonies de la Nature,1796),均描写植物与动物生命的奇特,并举出许多实例,包括明显的或改编的,有意向和计划地证明至高无上的才智必存在。他甘拜卢梭之下,赞扬情感重于理智的理论。“理性越进步,空虚越多。痛苦离得越远、光明必越扩增……情感……给人们庄严的刺激与冲动,征服理性,使人发挥人类生活中最崇高的本性。”

贝尔纳丹·圣皮尔于《自然的奥妙》第2版里附加上诗情画意的《保罗与维尔日尼》(1788年),此书保有法国文学的古典风格,描述了一位丈夫去世的孕妇和另一位被爱人抛弃的怀孕妇女。她们来到毛里求斯,各自生下了保罗与维尔日尼。孩子们沐浴于山谷幽岚、奇丽壮观与馥郁馨逸的天地,渐渐地长大,其道德行为得自母亲的教导与宗教信仰。青春年华时,他们堕入爱河——似乎这世界只存在他俩人而无他。但事不由人,维尔日尼被送回法国以继承家产——在自然国度内未曾发生之事,假如她仍继续留在法国,她将被迫与大富翁结婚。维尔日尼坚持拒绝,回到了保罗身边长相厮守。保罗喜极万状,精神紧张地到海滨等着维尔日尼所坐的船只靠岸。但不幸的是船撞及浅滩,又被一阵暴风雨吹得破碎不堪,维尔日尼挣扎设法游上岸,但终被无情的海水淹死了。保罗真是伤心欲绝。

“小书”是散文诗的一类,记载朴实率真与纯洁,在法国文学界无任何书籍能胜于此。其充满虔诚与感情,如偶遇心绪激动时,任何事都阻挡不了对真实事件的记载,例如有德行妇女与孩子们在奴隶制度下遭蹂躏之事。贝尔纳丹·圣皮尔向写作散文诗成功的作家卢梭致敬,妇女们亦以同样口气写予卢梭,赞赏作者对《爱弥儿》一书记载得淋漓尽致。贝尔纳丹并没卢梭这样有名望,他躲避社会,生活于安静贫民群中。革命未伤及他。在一次暴乱中,他与22岁的斐莉西·狄多特(Félicité Didot)结婚,此时他已55岁,斐莉西为他生下了两个孩子,取名为保罗与维尔日尼。斐莉西死后,贝尔纳丹于62岁时再娶一位年轻妇女狄西莉(Désirée de Pellepou),她热情地服侍贝尔纳丹至1814年他去世为止。贝尔纳丹临死前,看着查丁·布雷德从他手中接过法国浪漫与虔敬思潮的火炬,带至19世纪贡献给人类。

本世纪人们不再读较小的书籍,但仍有小书反映那个时代的色彩和风格。让—雅克·巴泰勒米教士(AbbéJean-Jacques Barthélemy)针对此文字写作了30年,在72岁(1788年)出版《希腊古迹水陆游记》(Voyage-du jeuue Anacharsis en Gréce),声称是描述公元前4世纪由塞西亚(欧亚两州间之一古国)旅人亲眼所见希腊自然景观、古迹文物与风俗习惯。此书掀起古典浪漫思潮,为时代杰出文学作品之一,引发了法国钱币科学之研究。

同时期与前所言之书并驾齐驱的是由君士坦丁·伏奈所著《帝国革命沉思录》(Ruines,ou Méditations sur les révolutions des empires),他到埃及与叙利亚旅游4年之后,于1791年回国才出版发行此书。看了古代文化所遭损毁残留的史迹,伏奈禁不住问:“谁能确信荒芜的残渣历史,哪天不会成为我国的?”现在我们对此问题仍踌躇如何以乐观的态度回答。但伏奈居于理性时代末期,仍需保持对人类莫大的信心来告诉读者(如孔多塞有责任告诉读者的):“古老帝国倒塌灭亡,乃由于人类的无知以及由于人与人、代代相传时产生传达知识之困难所致”,现在此困扰已为印刷术的发明所克服。从今以后,不必担忧文化灭亡之途,知识得以散播,引领人类与国家向着共通行为迈进。在力量平衡之下,解决战争问题将可由仲裁决议之,于是“种族群居后将成大社会,单纯家庭组织由共同的精神、共同的法律来统治,并享有人类本性所可能享有的幸福”。

难以置信,同时代的拉布敦之雷斯提,其经历竟然被比喻为“贫民窟中的卢梭”、“清理卧房的女仆伏尔泰”。他出版的200本书都是出自亲手印刷与出版,在路易十六王朝时,故意地撰写低层阶级污秽题材,对行为与态度构写得较详尽。雷斯提由于其父亲爱德蒙之故,在其所著《父亲的一生》(La Vie de Mon Père,1779)一书中使其达于理想化,他犹记得父亲是“有大个子的气派,女孩子般的温和”。雷斯提记下自己的生活,定名为《尼可拉斯先生》(Monsieur Nico-las,1794—1797),共漫谈了16卷,关于自身命运坷坎盛衰、不正当男女关系与各种模糊不清的想法,均有事实与虚构的记载。他出生于农家(1737年),距欧塞尔约20英里的萨斯(Socy,萨斯有一区名为拉布敦)。11岁那年,他便断然地说自己第一回当父亲。14岁他又与让内特·卢梭(Jeanette Rousseau)相恋。17岁起,他开始长期地生活于崇拜妇女玉腿之美的氛围之中:“我对她的感情,是如此纯洁与脆弱……她的美腿却令我难以克制自己。”为解除这些纠缠,他被送往欧塞尔当油漆学徒,但不久他又引诱女主人,幸而无人知道。15岁时他还自称有15位“情人”。此种生活过了4年,他又回到巴黎,被雇当油漆工,一天赚2.5法郎,足够吃三餐及付一位偶遇的娼妓的费用。有时,当他财源耗尽,便与卖木炭的妇女睡在一起。1760年他26岁,娶了一位与他生活经历类似的风尘女阿涅斯·勒贝格(Agnés Lebèque),然而彼此都不忠实。他们终于在1784年离异,其原因并非小过失而起,乃是因彼此步入写作生涯,为笔墨与名望争风之故。

雷提斯自1767年起以《弗查特》(Le Pied de Fachette)开始其写作生涯,然而他的第一本文学名著是《堕落的农民》(Le Paysan Perverti),叙述农民爱德蒙搬至巴黎之后,受城市繁华与非宗教思想引诱而堕入歧途。一位自由思想家高迪·阿拉斯(Gaudit d'Arras)教导爱德蒙“神只是一位神话人物与欺骗道德者,所能寻找的享乐均是合法的,道德不可能去支配人类自然欲望的权利,故我们最首要的职责是尽可能享受生活”。阿诺斯被捕,爱德蒙却告诉阿诺斯“他是神”,阿诺斯被问吊而不表现悔悟。一位当代人称《隋落的农民》一书为具有“男女私通的危险情况”。雷斯提认为只要法国语文存在,它亦将被保留。在《堕落的农民》一册中,雷斯提继续借非道德主义与城市生活堕落情形加以抨击。他使用位于皇室之地位权力,为自己寻觅一两条小径,以钻入社会通奸的黑暗之地。

雷斯提最有意义的作品《当代发生之事件》(Les Lontemporaines),长达65卷(1780—1791年)。标题吸引人的短篇故事:《当前妇女的经历》(A ventures des plus jolies femmes de l’âge présent):卖花女郎、卖栗子的、木炭卖主、缝纫女与理发师等的生活、爱情与态度,描述得如此真实,正确无误,以至于身历其境者承认为事实。但当他们于街上遇见雷斯提时,又不得不诅咒这位作家。人类生活的本来面目如此赤裸裸地呈现于法国文学界,这种情形直至巴尔扎克才停止。批评家谴责雷斯提嗜好“低级事物”,梅西耶曾于《巴黎戏剧》一书中详述对城市有系统的观察,声称“雷斯提这位伟大小说家是对的”。

革命前,雷斯提著作了《巴黎夜生活的景象》,报道于夜里散步时所目击(或想象)之事。主要记录巴黎低层阶级人物——乞丐、门房、扒手、走私分子、赌徒、酒鬼、绑票者、小偷、异端分子、娼妓、妓院老板与自杀者。他声称瞧见世间繁杂困苦,只有少许快乐,因而为自己构成一幅美景,希望在此情况下自身是一位救星与英雄人物。一日他来到临近王室宫殿的餐馆,看到了革命的浪潮,听见有名的卡米尔·德穆兰挥臂呼喊,看见胜利的暴徒向巴士底守卫示威游行,妇女们齐步齐进至凡尔赛宫去捕获国王。不久,雷斯提感到厌倦生活于猛烈、恐怖与危险中,好几次他处于被逮捕之险境,但借着对革命信仰的表白而得以逃脱。他私自谴责这些举动,希望“善良的路易十六能恢复权力”。他詈骂卢梭解放年轻人思想的无知与感情冲动:“因《爱弥儿》带来了妄自尊大、固执成见与任性刚愎的一代,能滔滔而语,但也会后悔得无言以对。”

雷斯提渐渐年迈,懊悔观念之腐败,但并不追悔年轻时的放荡生活。1794年他已是贫困老人,“富有”仅能寄望于子孙或追忆往事吧。《尼可拉斯先生传记》又附加13卷,叙述在他周遭生活的男女,包括数百奸夫,但是他重申对上帝的信仰。1800年博哈尔奈告诉拿破仑,雷斯提贫穷不堪,未有温暖舒适的住宅。拿破仑慷慨解囊,送钱、仆人与守卫给雷斯提,此外还让他升任地方警察部长之职。1806年2月8日雷斯提去世,享年72岁。法国学会(曾拒绝认许他入会)女伯爵与数人加入了跟随葬礼之后的1 800位平民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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