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马舍
在1788年约瑟夫·杨写道：“越看法国的戏剧，就越难让人去承认它对我国戏剧的优势，在无数好的演员之中……舞蹈家、歌唱者和那些事业建立在戏剧上者，其技能都建立在崇高的阶级之上。”1782年重建的法兰西剧院以及省里的剧院，包括星期天在内，每天晚上都有表演，但曾有一空档期：勒坎去世了。而在1778年索菲亚·阿诺德退休了，1787年拿破仑未来的亲信塔尔马（Talma）与科米底·法兰西斯（Comedie-Française）初次登台，1789年时，在玛丽·约瑟夫·谢尼埃（Marie-Joseph Chénier）的《查理九世》（Charles IX）前才博得了他第一次的胜利。此时最有名望的戏剧作家是米契尔·琼·塞代纳（Michel-Jean Se-daine），他写的诗情画意的喜剧立于法国舞台达一个世纪之久。我们祝贺塞代纳，并下判断他曾由于莫扎特与罗森尼的帮助，给予人们精神上的鼓励及带给美国民主自立。
皮埃尔·奥古斯汀·卡龙（Pierre-Augustin Caron）如同伏尔泰一样，过着24年不知自己真实姓名的生活。他的父亲是巴黎郊区圣丹尼斯（St.Denis）的钟表工人。反抗家庭之后，卡龙放弃追随世袭之职业。21岁时，他发明了一种方法能使他去制造“一个可能认为合适而小巧玲珑的优良手表”。他为讨好路易十五而给他一个样本，然而对蓬巴杜夫人只做了个如此小的以致能戴于手指上而已。他自称此表乃他所制造过的最娇小的一个表。在1755年，他又从这表之所有者弗朗昆斯特先生（Franquest）之处将之购回。其时，弗朗昆斯特位列皇家食品柜的管理者，负责等待国王来进餐的工作；他虽非身居高位，却使皮埃尔进入了皇宫。一年之后，弗朗昆斯特去世了，皮埃尔竟与其寡妇结婚（1756年），皮埃尔小她6岁。她拥有一小块地，皮埃尔设法以自己的名义收为己有，而成为一个“博马舍”。[1]当他的太太去世时（1757年），他继承了她所有的财产。
剧作家博马舍从未接受任何学校教育，但是任何人——甚至是愤怒于他易于投机取巧地攀附贵族的人——都知道他心中的敏捷和聪明的机智。他在沙龙和咖啡馆中遇到狄德罗、达朗贝尔和其他哲学家，得以接触和吸收18世纪启蒙思潮。他在低音竖琴方面造诣不浅，引起了路易十五未婚女儿的注意，1759年他开始给她上竖琴课。银行家约瑟夫·帕尔森—杜威尔奈（Joseph Paris-Duver-ney）要求博马舍支持王室夫人们，并恳求在路易十五面前取得给予伊科·米利泰尔（Ecole Militaire）安全方面的支持的权利，因为伊科·米利泰尔是财政长官。皮埃尔且长于此，杜威尔奈给予他价值6万法郎之资本。博马舍说：“他教给我财政上的秘密……在他的指导之下，我开始创造了我的未来。由于他的指教，我承担几种投机事业，有些是用他的金钱或他的名义来援助我。”因此博马舍跟随这个如同由伏尔泰所决定的许多方法的条件上而成为一个大富翁的哲学家。到1871年，他富有得足以向国王买一个有名无实的部长职位，这个职位带给他崇高的头衔，使得他在科第获得一栋住宅别墅，装饰得富丽堂皇足以向父亲和妹妹夸耀。
博马舍的两个妹妹住在马德里——一个已婚，另一个妹妹莉西提（Lisette）与既是编辑又是作家的何塞·克拉维哥（José Clavigo）订婚，其未婚夫反复延期结婚，将近6年之久。在1764年5月，博马舍开始日夜乘公共马车做长程旅行到西班牙去。他发现克拉维哥虽答应早日与莉西提结婚，但那时克氏却不断地迁居以躲避博马舍。最后，博马舍追赶上他，且要他在婚约上签字。何塞·克拉维哥假装腹泻，而西班牙法律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所做的签约是无效的。博马舍恐吓他，何塞·克拉维哥便借助政府的力量对付他。聪明的法国人博氏被克拉维哥疯狂举动所打败。他只得放弃追赶克拉维哥，转而开展生意和组织几个公司，其中之一在于提供黑奴到西班牙殖民地（他忘记在一年之前，他曾经写诗谴责奴隶制度），而所有这些计划都建立在拖延西班牙赠物之上。同时，无论如何，博马舍享有公司特权，他努力学习西班牙人的态度，足以去写他有关塞维尔理发师的剧本。不久，莉西提遇见了另一位爱人，而博马舍除了经历此段过程外毫无所得地返回法国。他描述其旅程中迷人的记忆，就我们所见到的而言，由歌德所作的一个剧本《克拉维哥》就可知其一切（1775年）。
在1770年，杜威尔奈去世时，所写遗嘱中承认他欠博马舍15万法郎，杜氏主要继承人德·拉·伯拉查公爵（Comte de la Blache）争论说这条款如同伪造似的。此事为巴黎法院所拒绝，指派议员哥茨曼（Louis-Valentin Goëzman）去宣告此事。此时，博马舍在监狱中，与绍讷（Chaulnes）公国的一位主妇激烈地喧噪结果，暂时获释放，他送100路易金币的礼物和一个钻石装饰的手表给哥茨曼夫人，像是想在她的丈夫之前听到一些有利之语似的。夫人要求追加15路易金币给一个秘书，他送了，终于获得访问的机会。议员决定反对他，哥茨曼夫人除了15路易金币未送还之外，其余的都退回去了，博马舍却坚持送还这些东西，哥茨曼无理地责备他行贿。皮埃尔在一连串记忆之外，把此事显露于大众面前，以他机智的口才赢得了广泛的喝彩，就像一位才气焕发的辩论家。然而其所言并非诚实之语。伏尔泰谈及他们：“我从未看过他的反对者（敌人）中，有任何较强壮的、勇敢的、有趣的与幽默的人。他在同一时候与12个人决斗，而且将其打倒。”法国法院依照惯例反对他对于继承遗产的要求（1773年4月6日），因伪造而引起控诉，最后被定了罪的他，在损害及债务方面须付5.63万法郎。
博马舍由监狱中释放出来之后（1773年5月8日），担保去做路易十五秘密事务的代理人，以阻止可耻的小册子流通及对抗杜巴利夫人。他成功了，且在路易十六之下秘密服务着，博氏回伦敦收买安杰卢奇（Guglislmo Angelucci），禁止安氏出版反对玛丽·安托瓦妮特的小册子。安杰卢奇交出了3 500法郎的原稿费之后，向纽伦堡出发。博氏怀疑他有另外的缮本，便追踪他到德国，在靠近诺伊施塔特时便赶上了他，强迫他交出缮本。两个强盗同时攻击博氏，而他却将他们击退了，身受轻伤但仍设法去维也纳。在路上遭密探逮住，在狱中一个月始获自由，最后乘车返回法国。
博马舍的下一个努力是获取了正当的职位，1775年维尔热纳派他去伦敦报告美英之间正在成长之危机。9月，博氏发送一个报告给路易十六，预言美国人之反抗成功，强调在英国有少数民族亲美。1776年2月28日，他写给国王的另一封信，介绍了法国帮助美国的秘密，只有在征服英国使其衰弱的过程中，法国在陆上才能够保存她自己。维尔热纳同意这观点，即如我们所见，博氏拿出资金供给英国殖民地以战争的必需品。博氏一心一意放于企业上，组织沃德瑞吉·哈坦尔（Rodrigue Hotalez）电影公司，从法国的各港口购买及装备船只，装载粮饷和武器弹药，招募有经验的法国军官以帮助美国军队。除了法国和西班牙政府补助他200万之外，又花费了自己好几万法郎。塞拉斯·迪恩向美国国会报告（1776年11月29日）：“我从未完成我的任务，除了慷慨、不屈不挠和智力之运用外，在各方面，美国人再也没有比大西洋岸的任何一人负于博马舍先生更多的了。”在战争结束之后，塞拉斯·迪恩预测美国欠博氏360万法郎，而国会却冒称所有的物资都是盟国的赠品，驳回了要求，可是在1835年国会还是付了80万法郎给博氏的继承人。
当此狂热期间，博马舍寻觅更多的时间去作回忆记录，向大众演说，抗议1773年4月6日法国法务院的判决。1776年9月6日，判决被取消了，博氏的所有公民权利都恢复过来。1778年7月，在爱克斯省的法院，于杜威尔奈的遗嘱中，这件事取得了谅解，作了一个判决，博氏能感觉出来在最后他已澄清了他的名声。
博马舍的事业生涯皆在慈悲、战争与生意中度过，法律并不能够束缚住他，世界上的格言、理念与印象尚未完全被他打破。在1767年，他提供第一部剧本《欧也妮》（Eugenie）。此戏剧在1769年2月28日上演，极为观众所接受，却为评论家所反对。他的另一部《两个朋友》（Les Deux Amis，1770年3月13日）却不被风俗习尚所接受：“我已用最杰出的工人将凹处填平了，手像桨似的，但又为什么阴谋集团”努力反对且占其优势。文学协会由弗雷龙领导着，亦如同对侵入者的反抗，在反抗“一位囚犯终于变成剧作家”，正如同反抗他“位居凡尔赛宫内，由表匠转变成贵族”。所以，博氏在下本剧本中，描述“虚伪的文坛，彼此在做割喉至死之行为……全是昆虫、蠓虫、蚊子等无聊的批评家，亦且是令人嫉妒的记者、书商与新闻调查员”。
生命如舞台，博马舍遭遇群群敌人，但仍能尽其全力击败之。他利用自己禀赋的各种创造能力，构想出各种人物以《费加罗》（Figaro）一剧称之：如理发师、外科医生、哲学家、穿着缎带背心与礼裤者、肩挂吉他者、为解决困难而绞尽脑汁者、靠才智以掩饰虚伪者、自作主张者与不讲道义者。就某种意义上来说，《费加罗》并非创作，只是一种新名词，使在希腊、罗马喜剧、意大利喜剧界的演员，形成一系列人物。但就我们对博氏所知的，音乐是他笔下的杰作。最初的音乐全是他所谱，他第一次为滑稽歌剧《塞维尔的理发师》谱曲调，1772年呈现于意大利喜歌剧界上，却遭拒绝。莫扎特也于此时到巴黎，因而为此歌剧作曲。博氏再仿造前所作为喜歌剧作谱，这回由法国喜歌剧界接纳，同时于博氏入狱（1773年2月24日）而迫使演出延搁时，歌剧院亦安排演出时间。待他被释放后，立即再次准备演出，可是又因博氏被法务院起诉而停止演出。由他的《回忆录》（Memoirs）中可见，博氏为对抗共和国而自卫所得之成功，引导剧院有信心再度计划演出，终于1774年2月12日宣布演出，格林曾报道：“在第5场演出时，所有包厢皆出售得一干二净。”但最后却又遭政府禁止，只因法务院存偏见而伤害博氏之利益。
又过了一年，新王登位，博马舍勇敢地冒生命危险，请求允许剧本演出，最后国王应允了。1775年2月23日，《塞维尔的理发师》一剧搬上了舞台。演得并不好，剧本过长，但初次能演出喜歌剧已使观众期盼已久，故仅有点令人失望。博氏专心一意从事修改工作，远离嘈杂马车声。修订工作是将其删改及缩短，使喜剧由复杂混乱进入明朗清楚，使才智由极端讲道式变得自由畅达。第二天早上，此出戏终于演出成功。德芳夫人曾去捧场，并称赞它是“过度的成功……可得超越范围的鼓掌（译按：即热烈鼓掌）”。
孔蒂王子邀请博马舍继续写类似《费加罗》能表现性格的剧本，但这位作家当时正全神贯注于做一位美国救助者，当他完成任务之后，他还是回到舞台上，作出比莫里哀的《伪君子》更具有历史价值的剧本。《费加罗的婚礼》剧中阿马斐瓦伯爵与《塞维尔的理发师》中的罗西娜，许多年前结婚而生活在一起。博氏已对生活于困扰繁忙之境而感厌倦，现他只求能勾引服侍于伯爵夫人身边，并与伯爵的首要男仆兼庄园总管家的费加罗订婚的女子苏珊。费加罗有甜美而天真无邪的脸蛋，13岁时是贵族的侍从，借着少许爱慕之心，献给大他两倍的伯爵夫人不可缺少而优美的音乐主旋律。他最后成了一位哲学家。博氏描写他是一位“借欢乐愉悦与俏皮话以增加理智”——此几乎是启发天才之法，也是启蒙思想之途。
博马舍告诉苏珊：“我生来即是一位朝臣。”当她推测这是“需要技术或能力的培养”时，他则回答：“不尽然，只需把握三大秘密原则——接受知识、领会暗示、不耻下问。”有一日博氏自言自语地（罗西尼亦曾因此而驰名于世），配以彻底藐视之眼光，对西班牙贵族发表演说：“你们做了什么而得到好运呢？你们生来便为自己寻找麻烦，你们是头等庸俗平凡人！我呢，迷失于群众中，但已能在过去统治西班牙的数百年里，使用存在的科学与数学。”他讥笑军人是“为感兴趣于杀人，而自相残杀，甚至连本身都不明就里。至于我，我必要知道自己的狂怒之因”。人类种族有许多特权：“不因口渴而喝水，任何季节皆可谈恋爱——此点独与其他动物不同。”此外，有许多应受各方打击，如反对公立办公室出售，反对部长专制独裁，抗议公理正义遭误审，抗议囚犯生活境地之苦与新闻检查员的调查与破坏思想。“既非当局亦非国家宗教、政治、道德、官方、财政、歌剧……即任何人或事可阻碍我写作，我喜欢印刷多少书籍随我所欲，灵感激发绝不受制于两三位调查员之突击检查。”一位演员有权非难男性将娼妓变成了自己游戏人间的玩具。男人借其所需自造快乐满足，借自己的律法粗鲁地对待为满足需要而遇见的女人。此情节表示仆人并非比其主人来得聪明——太过遵守传统而易犯法——显露出高贵的公爵只是一位极端丑陋的奸夫。
《费加罗的婚礼》于1781年终于为法国喜歌剧界接纳，直到1784年才正式上演。路易十六读了剧本后，以耐心幽默带点讽刺意味的口吻赞扬他，但当路易十六听说博氏曾自言自语嘲弄这位高贵的新闻检查员，他不允许博氏咒骂国家社会事业机构。“此事多可恨，”路易十六呼喊着，“剧本绝不能公演，允许此事的陈情就等于摧毁巴士底狱，此人嘲笑政府应顾虑的任何事。”于是路易十六禁止喜歌剧上台。
博马舍在家读了剧本的一部分之后，顿生好奇心。他去恳求他国让其剧本上演，一些国家安排他在宫殿前演出，但最后也是遭阻止。国王终于屈服于他的请求，同意批准于新闻检查员小心删改原文之后才可公演。首次公演（1784年4月27日）是历史上的大事件，全巴黎人专心致志于参加第一晚演出。贵族因平民得以许可进入会场，而针锋相对酿成格斗，铁门倒塌，入口被捣毁，3人因而窒息。博氏当时在那儿见此吵闹不堪而引以快乐。演出之成功，人潮汹涌，摩肩接踵，场场爆满，以至于轮流演出达60次之多。收入之多空前绝后，史无前例。博氏拿出41 999法郎给慈善机构。
历史证明，《费加罗的婚礼》是革命的先驱。拿破仑描述它是“革命已经在蠢动”。一些影响已在当时起了作用。在剧本序言之后，博氏否认有革命性意向，但他仍引用自己著作的特权来对抗君主政体与独裁政治。他不愿自我去毁灭已存在的习俗风尚，亦不愿去改革有关的恶习弊端。对各阶级一律平等，思想与出版的自由，保护个人权利以反对“标记式的信封”与君主政体武力下超越道德的行为。像他的偶像伏尔泰一样，他亦反对制造无秩序与暴乱的革命。
虽然博马舍周遭为各种狂乱所包围，他仍继续研究伏尔泰的作品。他承认自己与年高德劭的伏尔泰有类似之处，或许完全一样：同样融合了智力活力与精明的财政技巧，同样蔑视自责与过分体贴，同样有足够勇气对抗不讲公理与逆境。他设法保留收集伏尔泰完整的著作并加以散布。其实，博氏知道在禁止伏尔泰著作出版的法国，如果想让他的作品以秘密形式流通，要努力去做是可能的。所以他到马里波湖告诉伏尔泰，叶卡捷琳娜二世已预备将一个版本存留于圣彼得堡，伏尔泰则生气地认为对法国来说是不名誉之事。部长得知此事，于是答应允许全版流通。一位巴黎书商查理·约瑟·庞库克（Charles-Joseph Panekoucke）确立了伏尔泰出版原稿之权，博氏由此中得到16万法郎。博氏收集寻找伏尔泰已完成的著作，又由英国买入巴斯克维尔牌的打字机与孚日山脉上的磨纸粉机，并获得孔多塞为编辑兼传记作者。为建立起印刷出版业，博氏不顾一切忧患，带着已出版的二大版本，包括60册8开本的与92册12开本的书，从斯特拉斯堡横过莱茵河到凯尔租了一座城堡（1783—1790年）。在欧洲，这是最大的出版事业，不包括《百科全书》在内。博氏期望能出售得令人满意，于是印刷了1.5万套，但仅卖出2 000套，部分是因法务院与教士活动反对此企业，部分则因1788—1790年政治骚乱引起，另一部分则是因个人财富状况不稳定，阻碍个人买取如此昂贵的一套书籍。博氏宣称在此次冒险工作中，他已损失了1万法郎。然而，他还继续出版卢梭的书籍。
博马舍预算帮助革命，但事实已证明运气不佳。1789年，他为自己及第三任妻子建筑一栋面对巴士底湖的巨宅，家具装潢精致无比，富于艺术气派，巨宅周围有2英亩地。因而惹来暴徒侧目而视，住宅二度遭暴徒侵入，博氏听力不佳又年迈虚弱，故以贵族身份遭受威胁。他只得向巴黎公会诉愿，公开承认忠于革命，而他仍被逮捕了（1792年8月23日）。虽然不久他获得自由，但每日生活于恐惧中。命运的齿轮转动着，他终被革命政府授权（1792年）前往荷兰购买武器枪械。商议却失败了，在他未返回国前，家产被查封，妻儿被逮捕（1794年7月5日）。他见此情形，赶紧回巴黎，家产才退还，妻儿获自由。此时他已是疾病缠身，但精神尚好。生活了3年多之后，拿破仑称帝。他也于1799年5月18日因一次中风症离开人世，享年67岁。在法国历史上未曾有过这么一位生活充实、多彩多姿与喜冒险刺激的人。
[1]有得胜的情郎之意。——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