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划改革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去世以及一个月后江青及其主要追随者的倒台，使中国政治体制陷入了危机。毛在世的最后几年对中共统治的长期活力尤为有害。例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关于那些想把国家引上“修正主义”道路的“走资派”“就在党内”的理论，给了中共现存制度的合法性一记重击。那时，残酷的政治斗争完全破坏了决策和解决分歧的正常途径，造成整个体制的能力严重下降。民众本身似乎也筋疲力尽、心灰意冷。
毛把自己的地位提升到由他个人而不是由作为一种机构的党来决定主要路线的高度。他成了一个近乎政治神权的国家中的唯一的神，他身后没有接班人或有足够权威的牧师。1976年4月，他再次清洗了邓小平，此前邓被诬蔑进行“右倾翻案”，即翻“文化大革命”及其受害者的案。毛本人的妻子于1976年10月被捕，罪状之一是毛多年来不信任她并警告她不要搞阴谋。死于1971年的林彪，自1973年起被指责为“形左实右”。简言之，毛的去世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和一个退化了的国家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一个政治上圣若神明的人可能在以后的某一天会被推翻和受到诽谤，通常还会给其家庭和主要支持者带来可怕的后果。
晚年在某种绝望中，毛泽东转而把华国锋作为一个可能的接班人。华国锋于20世纪40年代参加革命，1949年以后任毛的家乡的领导。50年代初他认识了毛泽东，此后在党内的地位逐渐提升，先是在毛的故乡所在的湖南省工作，而后从1971年起在北京。江青与先由周恩来、后由邓小平（1974-1976年）领导的温和派进行着公开的斗争。毛把华国锋作为他去世后领导这个国家的一个折中人选。 [1] 但是，华在北京缺乏声望和权力基础，无法在毛去世后巩固自己的权力。
到1976年10月末，中国领导人不得不找出如何修补政治体制以及如何向民众解释错在哪里的方法。起初，他们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他们团结在“英明领袖”华国锋周围，把近年来的所有问题归咎于“四人帮”的幕后操纵，并试图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中共治理风格所特有的定期中央工作会议及其他活动。 [2] 然而，紧迫的政治议程的核心问题是：是否要给邓小平平反？如何解决“文化大革命”时期数千万人的冤假错案？如何看待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本身？
邓小平可能获得的平反遭到了华国锋的反对，后者正在努力确立自己作为毛去世后的中国领袖的合法地位。华的政治盟友也像华本人一样，其政治生涯因“文化大革命”而获益，或至少没有因“文化大革命”而受到冲击。
在所有高层领导人当中，华国锋与维护毛的威信最为利害攸关。1976年，就在邓小平第二次遭到撤职后，据说病危中的毛泽东对华国锋说：“你办事，我放心。”仅此一句话就为华国锋在毛去世后立即独揽党政军大权提供了基础。华的这些权力在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上得到了确认。 [3] 如果毛并非一贯正确，那么华的合法性基础将很快受到侵蚀。
毫不奇怪，华寻求通过使毛的名字和决策神圣化来维护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在1977年3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支持所谓“两个凡是”的立场——凡是毛的决策，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会上，他还反对陈云、王震等老一辈领导人提出的给邓小平平反的动议。
邓的平反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期，邓曾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对象。1973年平反后，邓积极而有效地使国家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激进主义，直到1976年他第二次遭到撤职。华国锋深知自己的能力和政治声望都不如邓。华的崛起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而邓几乎注定要引导中国走不同的道路。因此，华争辩说，毛泽东最后的行动之一就是在1976年4月撤换了邓小平。 [4]
面对民众对国家所面临的形势的深刻觉醒，维护自己地位的努力没有给华国锋留下多少变化的余地。他不久就开始让步。1977年夏天，华同意恢复了邓小平1976年被撤职前担任的所有党内和军内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 [5] 在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上，华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但警告说这类政治运动继续定期进行是必要的。 [6]
1977年和1978年，邓小平在审视了危机四伏的中国体制后，认定只有实行重大改革才能保住中共的权力。他认为，党必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抛开毛的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同20世纪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一样，邓致力于中国的繁荣与富强。但与毛晚年不同，邓认为这需要对外部世界开放，而不是封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