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驭改革政治
邓小平获得平反后，首先必须免去华国锋的职务，并为重大的变革奠定基础。他迅速削弱了华的权力。在中国，权力既来自正式职位，也来自如多年来发展的关系等个人资源。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制度性浩劫之后，这种情况尤为真切。邓的个人关系丰厚。他在中共党内的经历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法国的勤工俭学时期。回国后，他成为在穷乡僻壤中的毛泽东的早期坚定的支持者，参加了长征，并在40年代后期的数年中担任过一支最终横扫了中国的共产党主力部队的政委。内战结束时，他留在位于西南的家乡四川省，但不到3年就调到北京任职。1966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在北京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职务使他与全国一大批党的干部保持了密切联系。 [8]
在1976年最后一次遭到撤职前，邓的经历赋予了他军事和民事管理方面的丰富经验。他曾两次受迫害(在1966年和1976年)，但从不出卖同事，这使他获得民众和许多干部的支持。因而，邓在1977年复出时，拥有丰厚的政治资源来实现他的夙愿。
邓意识到民众彻底脱离“文化大革命”式政治的普遍愿望，并顺应了民意。在1977-1978年，甚至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体制的计划似乎都是大胆而富于改革性的，因为对这个体制长达十年的破坏已经使国家满目疮痍。邓因而能够把两类干部团结在一起：一类干部渴望恢复一连串“左”倾激进主义(它始于“大跃进”)之前的时光；另一类干部则确信要建立更加人性化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就必须进行更多的根本性变革。
邓小平改革联盟中的这两类人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干部：其中一些人曾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并曾多年身处恶劣的政治和个人环境中；另一些人虽然得以幸免，但从不是“文化大革命”动荡的主要支持者。然而，造成邓联盟最初分裂的问题却是根本性的：改革是要让中国回到许多人认为的50年代中期的美好时光，还是应该变革1949年以来治理中国的所有方式。
坚持前一种立场的人相对来说对其要实现的目标比较清楚，而持后一种立场的人在70年代末仅隐约感到过去的方式行不通。起初，他们缺乏知识和能力来把自己追求的具体目标清楚地描绘出来。但是，他们主张进行更多的试验，更愿意冒险探求有效的政策计划。80年代初期和中期，这些激进的改革派逐渐与温和派拉开了距离，最终导致双方严重而公开的紧张关系。
从1978年到1984年，邓小平努力把这两种改革方式保留在同一个联盟里，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大革命”对政治体制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破坏，因而大家都赞成必须首先恢复以前的制度和治理方式。具体来讲，邓在以下问题上获得支持者的广泛赞成并不困难：
□ 给“文化大革命”期间无端遭受迫害的干部平反；
□ 优先发展经济，这需要尽快恢复国家管理经济的相关制度，废除农业中的人民公社制度；
□ 提供大量资源和激励措施以使农业摆脱困境，因为农业已成为整体经济的严重拖累；
□ 不再以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即群众政治恐怖）作为贯彻政策的办法；
□ 破除教条式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所造成的僵化；
□ 对外开放，即对东亚其他地区和西方开放。
只是到了1984年，上述各项政策取得了重大进展后，改革联盟内部的紧张关系才上升到左右了后来的决策的程度。
邓最初是沿着两条主线来推动改革：放松意识形态禁锢；创造出一种新机会到来的普遍感觉，以振奋人心、赢得支持。 [9] 在高层领导人中，他从复杂的意识形态入手，以使政治体制脱离对毛泽东的严重的个人崇拜。他需要为广泛的体制改革扫清心理障碍，因为他即将推行的改革与“文化大革命”中上百万人为之流血的许多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优先政策根本相反。
邓几乎立即开始着手处理意识形态问题。 [10] 最初，他传达出的信息是华国锋没有真正领会使他有权身居最高职位的那个理论的精髓。整个1978年，邓都在寻求更多的灵活性以对毛做出诠释。那一年开始了对毛的“实事求是”思想的讨论。虽然邓并没有发起这场讨论，但他的主要追随者胡耀邦在这场讨论开始后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1] 胡在1977年10月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利用这个职位促进了这个建议的发表。邓巧妙地运用“实事求是”的概念来削弱华的“两个凡是”。这正是他1978年6月2日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的一个重要讲话的要点。到当年底，邓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坚持“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念赢得了普遍的支持。邓在毛的名言后面补充了一句话，从而创立了一个让现实而不是毛泽东思想来检验政策正确与否的思想基础。
这个务实的行动纲领使领导层得以深入了解国家的现实情况，并针对所发现的问题提出有创意的政策建议。虽然看起来这没什么稀奇，但实际上，这种从意识形态向务实主义的转变在类似神一般的毛泽东去世后两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这着实令人惊叹。
邓还很快显示出他愿意沿着为大多数民众创造机会的方向而迅速推进政策。其结果是，从1977年中到1978年底的总体政策措施鲜明地表现出了与“文化大革命”正统观念告别的特征。这些政策自党的高层倾泻而出，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让国家一时难以跟上。
利用国外贷款和外资的政策变化提供了一个实例。1977年初，这项政策严格禁止接受任何国外贷款和投资；1977年春，它转变为愿意接受为进口延期支付而提供的长期信贷；当年夏季，开始接受国外一次性私人贷款；1978年秋，接受外国政府特惠贷款（即对外援助）；当年冬季，制定了一部允许外国直接投资（即建立中外合资企业）的法律。到1978年底，北京表示有意引进400亿美元外资——这些外资当时中国绝对没有能力来吸收和利用。 [12]
在其他很多领域，“文化大革命”的优先政策和限制都被取消了。例如教育方面，毛时代废除了大学的入学或毕业考试，代之以一种工作单位“推荐”入学者的制度，它优待那些有良好政治关系和出身下层的人。这种制度严重歧视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可以料到的结果就是不合格的学生被录取了，大学的学术水平遭到侵蚀。但1977年夏，入学考试恢复了，因而大幅改变了入学学生的社会基础。1978年春，政府引进了按成绩分班和设立可以接收最好的学生、教师和资源的重点学校制度。当年夏季，北京决定开始选派学生和教师赴国外深造。 [13]
这些计划和措施的几近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来得太快，而没有在经济和行政管理上产生多少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出一个体制一味地改革而缺乏进行调整所必需的知识和程序。不过，从更根本上来说，这也反映出一种政治考量。邓小平已下决心为中国制定一条不同的路线，他寻求尽可能地调动各方力量。
指导这些行动的口号是中国必须实现“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周恩来于1964年末最先使用了这一口号，但它很快就消失了。1975年1月，周在全国人大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他最后一次正式讲话时再次提出了这一口号。由于政治原因，使这个口号成为国家优先考虑的努力再次流产。然而到了1978年，四个现代化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检验标准。但是，在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上却有不同意见。
在1978年2-3月全国人大的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从1976年到1985年的“十年规划纲要”。它要求到1985年时完成120个大型项目，包括建设14个综合工业基地，开发10个新油田,钢和煤炭产量增加一倍。 [14] 华的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基于那种认为毛泽东式的政治动员仍然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工具的观念。尽管邓小平在华提出这个规划时曾表示支持，但在1978-1979年间的冬季，他巧妙地与其保持着距离。
1978年，经济总产量的数据显示增长速度极快，这使得华国锋和全国媒体开始谈论一个“新的大跃进”。但大量的增长实际上来自“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后大批闲置或利用率严重不足的生产要素的恢复。证据显示，这种应急发展计划将很快遭遇严重的瓶颈而无法持续。
1978年，美国和日本以支持邓小平的方式介入了冲突。那年5月，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访问了北京，实际上告诉中国领导人：如果与华盛顿实现邦交正常化，中国将能获得巨大利益。这些利益中的很多是来自美国在华投资和中国更广泛地进入国际经济的支持。此后不久，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一项长期贸易协定，以中国的能源出口换取日本提供实质性的发展援助。
随着中美和中日外交与经济联系日益密切，随着北京脱离毛泽东正统路线的迹象日益明显，外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带着资本和特别项目的报价，开始涌入北京。这是国际经济大流动的时期，它增强了实际上未曾开发的中国经济对西方的吸引力。
1977年12月，邓小平指派胡耀邦去负责中组部，这个部门最直接地关系到党对人事任免权的行使。任职期间，胡着力解决给“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人平反的这个爆炸性问题。争论接踵而来，有人认为那些获得平反的人难免会为其家人的痛苦遭遇而愤愤不平，并可能伺机报复。此外，中国特殊的人事制度通常会让这些人重返原来的工作岗位，因而会使他们与指控和迫害自己的人一起工作。然而，胡坚持认为党应该尽量纠正所犯的错误。整个1978年，他都在精力充沛地领导着这项工作。胡的行动为邓赢得了更多的重要支持，尽管它加剧了“文化大革命”获益者的抵制。 [15]
总之，邓采取了多方面的政策削弱了一些人对改革的抵制。他的政策大体上包括以下内容：
□ 灵活运用毛泽东思想。通过将“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邓成功地利用毛的威望把中国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 迅速让支持者受益。邓寻求以其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来激发民众热情和造就支持者。因此，他恢复了城市工人的奖金，支持高价收购农产品，为数百万受害者平反，等等。
□ 造就一批大声疾呼的中国现代化的倡导者。70年代末，邓有系统地选派中央和省级领导人到国外去体验中国的落后程度，许多人震撼而归。他还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推动电视机的快速普及，并利用电视把外部世界的图像呈现给中国民众。
□ 整顿机构。邓支持撤销“文化大革命”激进分子的职务，让以前的干部官复原职，设立“纪检”机构来执行北京的命令，并采取其他相关措施来纠正多年来激进派主张的自下而上的造反所带来的恶果。
只要领导人创造了政治“空间”，中国民众就会利用这个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由于中国民众向领导人表达意见的体制内渠道不健全，这类表达通常采取群众示威和贴大字报、写请愿书等直接行动的方式。因此邓的广泛改革很快在北京街头激起了波澜。1978年晚秋，工人要求加快改革的大字报出现。市中心西部的西单和长安街十字路口附近的一面墙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聚集地，他们在那里张贴大字报、兜售政治传单。很快，这里便被称为“民主墙”，它立即引起了西方记者和中国领导层的注意。“民主墙”上的大字报讨论了很多问题，并对中国现状提出了越来越带根本性的批判。多数大字报要求进一步改革。起初，许多大字报以指责斯大林来间接批评毛泽东，有些大字报则大胆地直接指责毛。 [16] 总的来说，这些大字报和传单强烈地支持邓把这个体制引上改革的方向。
1978年11-12月，中共领导人召开了为期1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紧接着是12月18-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及其盟友从华国锋手中夺取了主动权。他们引用经济研究结果及“民主墙”上的民众呼声，主张必须进行重大改革，并且最终赢得了这场争论。结果，毛泽东一贯正确的论调再也站不住脚了。在党坚持说毛泽东从不犯错误的同时，怎么可能为遭到清洗的许多人平反呢？宣称毛一贯正确并把“文化大革命”的暴行完全归咎于死去的林彪和已被粉碎的“四人帮”，已经难以服人。
此次中央工作会议及紧接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局势，为进一步改革做好了准备。后来的党史宣称，始于1958年“大跃进”的党内长期的“左”倾最终在这两次会议上宣告结束。这两次会议意义重大，因此有必要对会议就其做出重要决定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回顾。 [17]
三中全会宣布，今后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政策的正确与否要看它是推动还是阻碍了这些目标的实现，而不是看它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全会还宣布批判林彪和“四人帮”的运动已成功结束。当前的目标应从开展这一运动转变为促进经济发展。全会还指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并赞成对“实事求是”的讨论。
此外，全会决定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保护农民自留地，提供生产奖励，它特别批判了实现平均主义的观念。会议设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来执行党的纪律，它直接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控制了党务的激进派分子。会议还要求在国有企业中进行管理改革，并下放某些城市经济管理的权力。
在人事方面，三中全会免除了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汪东兴的主要职务，选举陈云、王震和胡耀邦等人进入政治局。此外，它宣布为1959年被清洗并于1974年去世的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前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前国务院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前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以及所有“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的人平反。 [18]
三中全会还对另外一件事产生了影响：12月16日，全会召开前的两天，北京和华盛顿宣布中美外交关系实现正常化。此前数周，邓小平亲自参加了协议中主要部分的谈判。协议公布后，华国锋在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已签订的这项协议的疑虑。但是，三中全会却赞扬当时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和成功的”。
因此，三中全会是华国锋扭转背离“文化大革命”趋势的努力的重大失败。到会议结束时，邓小平已掌握了主动权，他推动中国朝着更加坚定的政治团结、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虽然此时邓尚未充分考虑到改革的局限，但他已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然而不久，种种困难便使他步调趋缓。
邓对“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遗产所进行的全面进攻打开了潘多拉盒子，1979年初，各方面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在1978年急剧恶化，特别是在中国对日益反越的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支持问题上。1978年末，越南入侵柬埔寨，驱逐了波尔布特政权，建立了一个亲越的傀儡政府。1979年2月，邓小平下令沿中越边境反击越南。
1978-1979年间的冬季，迹象很快变得明显起来：中国大量吸引外资的计划根本就不现实。中国的下级经济官员也许感到他们获得境外直接投资的机会不多了，因而急切地签下了许多合约而没有过多地考虑它们是否合理。高层领导人不久就意识到，眼下的大规模签约很可能使中国承担一笔远超过其支付能力的硬通货外债。此外，中国国内新的研究指出了严重的投资失衡和经济过热的征兆等其他问题，以及对出现通货膨胀的担忧。
在1979年3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与其他温和派改革人士发出警告：中国需要一个“调整”时期，以抑制通货膨胀并加强中央对国内改革的控制。陈云曾经在其他时候——如1959年初和1961-1962年——在恢复国家的稳定方面起了关键作用。 [19] 如今，邓小平赞同陈云关于降低总体投资水平、使投资更多地向轻工业和农业倾斜、强化中央对货币的控制以及对外资流入的限制等谨慎的呼吁。在三中全会上取得政治胜利后，邓并不反对在获胜后削减一些势头。 [20]
1979年春，邓还通过明确宣布“四项基本原则”来回应日益增长的对体制失控的担忧。这些原则强调将来一切政策都必须符合：（1）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2）社会主义道路；（3）坚持人民民主专政；（4）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绝对领导地位。后来的情况表明，对于前三项原则的具体的和操作方面的意义很少有一致的看法。而第四项原则是一种坚定的承诺：尽管政治和经济变革重新塑造了中国社会，但中共仍会对任何试图代表新的社会势力的独立政治力量加以管控。
尽管邓仍未强行解除华国锋的职务，但到1979年夏，邓与一大批老干部已严重削弱了华及其因“文化大革命”而获益的许多支持者的势力。这一阶段邓的主要支持者大多是那些想要把“文化大革命”清除出体制，但又不希望从根本上改变体制本身的性质的人。
陈云坚信计划经济，但也认为国家应当承认计划的局限性。他相信物质刺激而不仅是意识形态可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因此他支持发展消费工业和放弃以前激进的平均主义政策的做法。陈一向认为，城市获得充足的食品供应是中国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之一，因此他赞成为提高农业产量特别是粮食产量而进行的农业部门的改革。他还主张与国际经济建立联系，但也关注对这种联系进行限制，以免中国失去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
陈云还认为国家应该在经济中居主导地位，以便形成工业的快速发展。由于担心恶性通货膨胀及其可能导致的社会动乱，他试图制定一项能够导致可控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因此，陈云想要提高国有经济效率，增强农业部门为城市经济提供粮食和棉花等工业原料的能力，利用市场力量来补国有经济之不足。这与盲目相信市场的魔力完全不同，但它却让陈云参与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许多改革。
除了陈云这样的人以外，邓小平的联盟里还集结了如前所述的一批正在摸索更为激进的方法的改革者。一般来说，这些人比邓及其同代领导人年轻十多岁。赵紫阳和胡耀邦是这类更具冒险精神的代表。
胡耀邦在其几乎全部政治生涯中一直是邓的亲密助手，多年来随着邓的政治命运而沉浮。“文化大革命”前，他曾领导共青团。如前所述，他于1977年12月出任中共组织部长。一年后，他奉调接管中宣部，1978年在中宣部期间，他对推动“实事求是”问题的讨论起了关键作用。1980年2月，胡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81年7月又取代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不久，中共中央主席一职被废除，他保留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 [21]
1980年，随着初级阶段改革的见效，中国经济开始过热。地方官员充分利用了放松控制的机会来增加投资，并给工人发放了过多的奖金。结果造成了通货膨胀，中国银行发行了过多的货币，而中央政府面临着近在眼前的财政赤字。1980年9月召开的一次省委书记会议未能就如何应付这种局面达成一致，但在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接受了陈云关于开始实施一个紧缩阶段的提议。不过农业改革仍在快速进行。
1981年，邓的追随者们在北京建立的智囊团筹划了新的改革措施。到此时为止，最根本的改革是启动了一个农业非公社化并恢复包产到户的程序。没有任何一项改革如此深刻地影响了那么多人的生活和生计。似乎是因为迅速恢复了包产到户而带来的罕见的大丰收，为那些主张激进改革的人提供了支持。农业收成将继续成为激进改革者的一个主要推动力，直到1984年的大丰收。在城市经济方面，紧缩政策在整个1982年间都在持续。 [22] 然而1982年底，党的十二大为新的重大改革提供了跳板。
在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和赵紫阳推动了广泛的城市经济改革。鉴于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关键作用，这次会议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1984年的三中会议通过了一份关于城市经济改革的原则性文件，它指出的道路是邓小平支持的沿着市场路线对城市经济进行激进的重组。这份文件虽然保留了计划经济的某些角色，但它强烈地支持以市场力量作为引导大部分经济的出路。1979-1984年持续增加的丰收给邓小平阵营的论点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在农村，改革派已成功地对农业生产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1979-1984年间已把人民公社转变为家庭承包制。其效果之好，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现在，激进的改革派基本上是要求以同样的自由来重组城市经济。
1984年间，邓小平也仔细思考了中国边界长期和平的前景问题。当年底，他开始要求缩减军队规模并在军队系统内进行重大改革，1985年间他一直在热忱地推进这两项工作。
1989-1991年，随着整个东欧与苏联共产党政权出人意料的倒台，一个新的政治挑战出现了，它引起了中国保守的领袖人物的深切忧虑。他们的反应是加强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并采取新的措施试图限制“腐败”从境外进入中国。
因此，10年改革最终在1989年形成了一场危机，当时，改革所产生的问题和它所释放出来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对这个体制造成了根本性的挑战。领导人以强力回击了这场挑战，但体制本身已变得足以让一切倒转时钟的行动不可能成功。到1989年中期，中国已经对外开放，并释放出了国内改革的动力。然而，在“六四风波”后国家面临如此重大的挑战，使许多观察家怀疑这个体制能否长久。
邓小平曾发动了中国的改革，通常他都能巧妙地使它继续推进。1992年1月和2月，88岁高龄的他又一次采取果敢的行动，为新一轮的改革提供了动力。邓先到毗邻香港的深圳经济特区视察，而后视察了广东各地和上海。每到一处，他都呼吁全国加速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效仿深圳的经济发展。他还坚持中国应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23]
邓的“南方视察”是解决接班问题和巩固改革战略的一部分。党的十四大定于1992年秋召开，接着新一届全国人大将于次年春天举行。邓希望看到倾向改革的官员在这两次会议上能稳居于党和政府的高层职位，十四大能对90年代的市场改革给予坚定的认可。邓似乎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他和其他元老们生前看到的最后一次党代会。他的感觉是对的。
1992年春夏显示了拉锯战的大量迹象，因为改革派和保守派都试图推敲出一个可以让十四大召开的协议。最终，十四大于10月12-18日召开，但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它的重大经济规划给了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以毫无保留的支持。但在政治方面，改革派在大会上并没有取得完全胜利。十四大在经济与政治结果上的反差在1993年3月的全国人大上再次出现。
邓的南方视察引爆了全国的经济活动。地方官员抓住机遇增加投资和签约。各级干部想方设法通过企业活动赚更多的钱。对于投身市场，很快就有了一个新的术语——下海。政府开始允许外商进入新的重要经济部门，如保险业、零售业和法律工作等。进入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仅1993年就高达200亿美元左右。
这轮扩张周期产生了显著的成果，它凸显了保守派因失败而出现的被压抑的沮丧。中国经济开始以超过13%的年增长率发展，对外贸易和境外直接投资猛增。在来自北京的巨额投资的支持下，上海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在经济上转变为一个现代商业和金融中心。
然而，同以前所有的经济扩张一样，此次扩张同样造成了高通货膨胀、腐败增生和重要物资的供给瓶颈。前上海市长朱镕基承担起了抑制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同时又不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的责任。他在完成这一走钢丝的行动上创造了奇迹。到1997年，中国同时享有了高增长和低通胀，而且在始于那一年末的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努力避免了陷入危机。的确，北京在1998年推行了一套新的激进改革方案。
1989-1991年的稳定努力及其后1992-1997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给这个政权带来了喘息的机会，使它把“六四风波”抛在了脑后。此外，老一代领导人在体制中的主导作用开始减弱，因为邓小平于1994年12月因病而基本无法理事，陈云则于1995年4月去世。邓于1997年2月去世。
江泽民机敏地成为90年代中期形成的集体领导班子的同事中的第一把手。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和乔石合作得很好，在1994年末至1997年间基本没有受到更高层的干扰。1998年初，这个集体领导班子中年龄最长的乔石在一次改组中退休。因为江-李-朱团队发起了改革的重要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主要是解决改革本身的动力所产生的重大问题。它们包括改革国有企业，清理银行系统，稳定农村收入，为私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扫清道路，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本书第九章详细探讨了这些努力及其成效，除了加入世贸组织的努力外，这些努力总的来说顶多只能算是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正在进行的改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意味着在党的最高层领导人中间，关于改革的两种相互竞争的观点已不复存在，也没有了政策左右摇摆的显而易见的循环。相反，政治局常委会在一种协议分工的制度下已着手解决最棘手的问题。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承担了维持总体经济快速增长的义务，并且都认识到了更多地运用市场力量和进一步使中国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根本必要性。诚然，政治斗争在90年代中期并未消失，但它并未以总体的竞争性的国内政策组合为焦点。的确，从接班的运作角度比从改革政治的反应的角度更容易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
接班问题
列宁主义政党制度的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权力集中在体制的最高层，没有任何方式来确保这一级领导人实行平稳的政治接班。中国为此而付出了巨大代价。早在1956年，毛的接班问题也许就已开始困扰北京，在毛最后的10年间，接班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给这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改革者因而认识到，找到一个高层（甚至体制的各层）领导人更替的较少破坏性的路径必须成为其努力的一个关键目标。这个目标的重要性突出地体现在中国大多数领导更替中所特有的暴力、清洗和破坏上，不仅是自1949年以来的，而且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
因此，整个体系的接班程序和精英的接班程序自1980年代以来在改革日程上一直显得很突出。198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老一代革命家的全部更替和整个体制在录用、提拔和退休制度上的大量变革。此外，在过去10年间，高层的接班程序变得更加规则化，即使它在很大程度上还不透明并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
高层的接班问题
尽管进行了权力下放，中国的稳定仍然取决于中央的有效领导。但新中国发现它不可能使接班问题完全制度化。正式的接班安排不能算是对问鼎中国政治体制的最高权力的永远不变的约束。
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其最初的40年间遭受了根本性的接班难题的折磨。每一位核心领导人都试图选择自己的接班人。由于被指定的接班人必须不断地使核心领导人确信他的一贯忠诚，因此他很难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支持基础来帮助他在核心领导人退出舞台后度过政治斗争风波。如果被指定的接班人试图建立自己的基础，他就会冒着失去核心领导人支持的风险。由于体制中的高层权力没有被制度化，核心领导人一旦去世，他的权力亦随之而去，因此，接班人需要有自己的支持基础，以便成功地角逐最高职位。
鉴于这些年间核心领导人对中国体制的运作方式举足轻重，权力转移上的这种结构性的不稳定成了给体制造成严重伤害的重大缺陷。
20世纪9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2002年11月，中国实现了它的首次党的领导层如期的和平的权力交接。胡锦涛于2002年11月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2003年3月出任国家主席。
接班战略
在经历了多年险恶的接班政治之后，华国锋在毛去世后担任了中国所有的最高职务：党主席、总理和军委主席。由于他完全靠着毛的庇护而取得了这些职位，因此他坚持中国必须按照毛说过的每一句话去做。但如前所述，华国锋无法巩固他的权力，邓小平在1978年有效地成为核心领导人，并在此后3年中解除了华的主要职务。这再次显示中共党内的权力存在于非正式的关系、声望和运用能力中，而不是存在于正式的职务中。
曾两次被毛清洗的邓小平非常清楚在大权在握的核心领导人的继承问题上的斗争可能造成的悲剧。因此他几乎立即就开始为实现平稳的可预见的接班进行准备。这个努力产生了几项相关的措施：（1）他尽力把自己在体制中的重要作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使他可能的退休或去世不致产生过度的混乱；（2）他提前选拔了两位接班人，为他们树立威望，并给予他们建立自己政治基础的机会；（3）他尽力鼓励他的同辈同事退休，使他们无法干预接班安排；（4）他寻求提升制度以及高层权力精英政治的规则化程序的重要性，以使权力转移更可预测。 [24]
邓主要是通过拒绝担任3个最高职务中的两个即国务院总理和党的首脑（主席或总书记）来限制自己的作用。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政治局常委多年，却把最高职位留给了他选择的接班人，自己则通过非正式的权力渠道来发挥作用。邓担任的一个关键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他认为对军队的直接控制太重要了，不能托付给别人。此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或许军队本身也寻求这样的安排，因为这可以使它直接接触党的核心领导人。
此外，80年代中晚期，邓逐渐从日常事务中抽身——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退居二线”。
除了在总体上为干部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之外，邓还敦促政治局的老同志自愿退下来。他把这说成是他们对革命的最后的重大贡献，但他在政治局的老同事们却进行了抵制。最后，邓采取了一种创造出半退休职位的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设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甚至在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期间，邓亲自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主任直到1987年末。1987年11月，邓同时从政治局和中顾委的职位上退下来。
中顾委没有任何直接的行政权力，但它的确为其成员提供了许多便利以及进行调查和给当局提交报告的权利。中顾委常委还有权列席政治局会议，但没有正式的投票权。
总之，中央顾问委员会为老一辈领导人提供了一个退出行政岗位但仍能干预政治的工具。因而，它是真正掌权和完全退休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中顾委委员的职务不会让他们因退休而遭到可能的轻视，但它的确使年轻干部有机会去担任党、政、军正式机构中的重要职务。邓设想的中顾委是一个适应老一代革命家让出权力的这一特殊情况的临时机构。他期望一旦这一代人全部退休或去世就废止这个机构。事实上，1992年末召开的十四大撤销了这个机构。
邓也鼓励加强党政各级包括高层权力机构的制度化程序。毛在世的最后10年间，几乎所有的制度都受到严重破坏；而在邓的时代，定期的会议与程序越来越成为准则。例如，自1977年以来党代会定为每5年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于80年代初开始每年秋季较为定期地举行；全国人大预计每4年选举一次，并且每年举行一次全体会议。在邓的时代及邓去世后，这些规定都做到了。春季举行的全国人大全体会议已成为每年政治日历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每年夏天在北戴河定期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也是如此。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80年代似乎也开始比较定期地举行会议，虽然这方面的证据尚不充分。
上述种种措施显示，邓小平试图认真地减少导致不稳定的政治接班斗争的可能性。他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制度化的接班程序的缺乏是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个危险的缺陷，因此，他把补救这一缺陷放在了重要的优先地位上。然而，他最终却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