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作用和面临的挑战
中共已不再享有早年间作为特征的党员的纪律和信奉的观念。如今，许多中国人把党员身份主要看作职业晋升和通往更高生活标准的一张门票。有抱负的党员也不再面对大量的意识形态教育和严格的政治要求。改革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被正式采纳，它允许资本家入党，给党打上了改革中崛起的精英组织的正式烙印。
党的持续的重要性来自它对行使政治权力的继续全面支配。如上所述，党的机构对政府以及公共团体所面临的重大实质性问题做出决定。党的决定也确定谁将加入精英集团，以及他们将在公共机构中担任什么职务。这类决定通常会在与非党团体广泛磋商的基础上做出，但最终决定权依然保留在中共手中。立法和法律体系对结果的影响日益增加，但是当相关的党的领导人决定对某事采取某种重要立场时，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党采取行动。最重要的是，党还决定着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管理着上下级党委之间联系的那种领导关系提供了一种全国性的纪律。虽然种种因素——私利、腐败、信息的操纵等等——侵蚀了这种纪律，但总的来说，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保持了对于一个有着如此规模和如此多样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确是令人惊叹的强大的行政能力。此外，通过将所有政治活动整合进一个能支配一切的组织，中共遏制了在其他情况下各省和各种势力中有可能成为具有破坏作用的分裂倾向等因素。
但是，中共对政治权力的全面支配也意味着中共党内的问题变成了中国整个政治体制的问题。这些问题非常实际，主要有：
□ 党内腐败和真正公共服务意识的缺乏绝不能说很普遍，但却相当广泛。即使党可能有能力超越法律和规章的强制，这些问题仍会给管理的质量和公众情绪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 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变化比党的组织和职能的调整要快。如第六章所述，城市管理正在从通过单位提供服务转变为利用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党也正在转向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基层党组织，但是这种努力可能正在落后于政府内的变化。
□ 私营部门，这个中国经济中发展最快、也最具活力的部门，相对来说很少参与党的活动。虽然让私人企业家入党的新努力会在有限的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但私营公司中的工人却未必能感到仅仅是由于其业主入了党，党就变得更关心他们。对失业工人、流动农民及其他大多处于现行党组织视野范围之外的群体来说，这种对于关心的同样疑虑甚至更为真切。
□ 中共已经证明自己在指导中国经济增长方面是内行，但它还没有培育出以一种能够激发各种不同人的信心的方式来融合、连接和判定中国社会各种利益的能力。
总之，中国正在发生着变化。社会中最具活力的部门是那些相对来说中共较少代表的部门。一个信息日益灵通的群体在寻求关心他们的主要需求的政治工具。中国正在朝脱离其革命世纪的方向演进，而中共必须妥善应对一个自我意识日益增强、日益流动化、现代化和异化的群体。
党正在积极地思考如何最有效地改进它与群众的联系。思考的众多问题中包括增进党内“民主”问题，例如，事实上允许各级党代会选举本级党的领导，而不只是让党代会批准上级决定的提名任命名单。党面临的需要调整其态度的问题极其复杂，而且涉及面极广。用2002年夏季一位有远见的内部人士的话来说就是：
党内的这个反映了社会各方利益的问题已被〔党内的〕每个人都认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显然，民众现在感到他们无法影响各级地方党组织。上级党组织认为必须改革，但它们对如何改革却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有人提出，将选举扩大到乡镇的党政机构。有人说我们应该首先在党外推进，将选举推进到县一级，然后让党内的进展跟上政府机构的进展。还有人说，党必须走在民主化进程的前列——即它应该从村委会开始，然后向上推进。但究竟如何实行，仍没有一致意见……〔有人认为〕应该在党内外各级机构同时进行，包括党中央。我们应该逐步实现这一进程。例如，可以让县委书记切实地由县党代会选举产生，但需要逐步达到这一目标。此前的一个步骤是宣布被提名的候选人，在提名正式生效之前要经过公众评议阶段。另一个步骤是要提出比职数更多的候选人，等等。我们担心，如果在党内民主之前先允许党外民主，那么可能会冒让中共遭遇比苏共命运更大的风险。
党内改革的这些问题是在党面临着在未来几年内必须处理的极其紧迫的经济、社会、环境、安全等事务的背景下进行考虑的。下一章将揭示经过毛泽东去世后近1/4世纪的改革而变化了的政治体制内的这些关键问题的详情。
[1] 大量著述探讨了清政府治理结构和操作的各个方面。参见Morse(1966)对清代整个政府体系动态的有趣的描述。
[2] 这个概念来自Lieberthal and Oksenberg（1988）。
[3] 毛泽东（1977）。
[4] 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最初负责经济政策的制定；彭真担任北京市党的机构的首长，更重要的是，还担任“政法系统”（后面的正文中有详述）的最高职务，它与警察、法院系统和监狱劳改系统等机构协调运作；王震的关系主要在军队。
[5] Lieberthal和Lampton（1992）著作中的Hamrin一章对高层权力精英的任命状况提供了深入的分析。
[6] Pye（1980）.
[7] Fewsmith（1994），Fewsmith（2001）.
[8] 有关“秘书”制度的讨论是以Li and Pye（1992）的著作和大量与中国官员就此问题进行的访谈为基础的。
[9] 但是，毛甚至对这些人的宽恕都是有限的。他逐渐对田家英感到不满。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自杀。
[10] Li（1994）提供了对中国领导人保安制度的最方便的一般观察。
[11] 本书第一版（192-194页）描述了政治体制最高层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口”。访谈显示，这个术语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不再常用，反映了该体制朝更加放权化和制度化方向的演变。口最初包含的意思是，一位最高领导人承担着对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的集中控制。到90年代末，领导层感到这个术语太容易让人与中国体制多数革命阶段的个人化政治联系在一起。
[12] 对“领导小组”结构最详细的现有分析是Lieberthal and Lampton（1992）著作中Hamrin一章，这一部分来自Hamrin一章和作者对中国官员的访谈。
[13] 不叫“领导小组”，但行使同样职能。这是“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这一机构的正式翻译名称。
[14] 罗干是“国务委员”，这与副总理属同一级别。
[15] 鲍大可最先将“系统”这一概念介绍给了西方学者。正如他所说，中国官员以两种方式使用这个术语：提到一组职能相关的机构时（如“财经系统”）；提到某个部委下的各级机构时（如“信息产业部系统”）：参见Barnett（1967）。这里的讨论仅涉及该术语的前一种使用方式。
[16] 《行政》（2001），第1页。县级的数字包括1503个县、116个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2个特区、1个林区，以及上一级的市属的787个县级区。镇级数字包括20312个镇、23199个乡和1356个国家少数民族乡。
[17] 毛泽东作为中共主席处于党的最高地位。毛去世后，邓小平没有担任党的总书记，而是选择了将其他人推上管理党务的前线的做法。
[18] 访谈显示，在1998-2002年缩小政府机构规模的努力中，中共管理机构减少了约20%的职位。这个目标没有公开宣布，也没有关于声称的这20%的削减的现成分析资料。
[19] 鲍大可（1967）提供了有关个人档案制度的详细情况。White（1989）分析了这种制度造成的紧张状况。
[20] 中文关于提名制的术语是“职务名称表”。
[21] 此说法有误，疑为将信息产业部与中宣部混淆。——译注
[22] Lynch(1999).
[23] Whyte(1974)提供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背景材料。
[24] Lieberthal and Lampton(1992)著作中的 Paine 一章；Pepper(1990)。
[25] 新华社，2002年8月22日。
[26] Fainsod(1965).
[27] Mulvenon(2002)著作中的Tanner 一章。
[28] Cohen(1968).
[29] Schurmann(1971).
[30] 关于中国古拉格最详尽的描述参见Wu(1992)。
[31] 古拉格是前苏联劳改营的代称，因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古拉格群岛》而得名。——译注
[32] Wu(1992)。一位分析家估计，在改革的多年中，整个劳改系统中拘押了350万人（在劳改系统中，一名公民不经审讯，仅根据行政决定，就能被关押最长达4年的时间），到2002年，该系统有约30万人在押。参见Hung(2002)。
[33] 参见Bao(1973)著作中的例子。
[34] Wang Ruowang(1991)提供了有关一名被公安局逮捕的上海市主要官员命运的生动描述。
[35] Byron and Pack(1992).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群机关组织机构（概要）》（1989）。
[37] Chan and Drewry(2001).
[38] 对军事系统诸方面及其与非军事机构联系的出色分析包括：Joffe(1971),Joffe(1987),Nelson(1981),Shambaugh(2002),Swaine(1992),Whitson(1973),以及Whitson and Huang(1973)。
[39] Lieberthal and Lampton(1992)一书中的Pollack 一章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考察。
[40] 关于这个论点最全面的阐述参见Whitson and Huang(1973)。
[41] Swaine(1992)对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详细探讨了改革中野战军及其在该系统中作用的变化。
[42] Nelsen(1981).
[43] 军区的数量一直在变化，从“文化大革命”前的13个变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11个，再变为80年代中期以来的7个。
[44] Shambaugh(2002).
[45] Barnett(1967).
[46] 50万这个数字来自Brodsgard(2002)。
[47] Lieberthal and Lampton(1992)著作中的Hamrin 一章回顾探讨了这件事。
[48] Hamrin and Zhao(1995)的著作提供了有关详情。
[49] Burns(1987);Burns,The CCP Nomenklatura System ;Burns(1994).
[50] Burns(1994).
[51] 当然，一个重要的例外是正在从迅速增长的私营部门中崛起的经济精英。
[52] Lieberthal and Oksenberg(1988).
[53] 鲍大可在Barnett(1967)一书中对“党内生活”进行了详尽描述；又见Townsend(1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