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内发展的解释
中国目前迫切需要为其庞大并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更高的生活标准。过去采用的国家控制结构冻结了人口流动，扭曲了信息，浪费了技术人才，并迫使经济企业承担起非生产性任务的责任。这些因素最终使得创造足够的新工作岗位并满足物质要求变为不可能。与其说是开明的善行，不如说是经过仔细权衡后的担忧促使中国领导人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重建体制。改革不仅改变了中国经济，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它更少意识形态、更少高压、更少对普通民众的封闭，而更多地倾向于利用法律和规章来管理。显然，它也更少了中央集权化。但是，对不稳定的担忧依然是正在进行的改革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放权与稳定
改革期间，政治变革中的一个最重要、最令人困惑的方面就是决策权的下放。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引进，需要把经济决策地点转移到国家的较低层次。为了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以便提供稳定的钥匙，地方需要有开发其资源以保证经济成功的灵活性。因此，地方获得了制定政策并采取与北京发表的极不相同的战略的权力。反过来，北京要求地方官员保持政治稳定。
于是，官员们达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全国性政治约定：以快速经济增长为基础，达到政治稳定。用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主报告的话来说，“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 [4] 高速发展要求政治体制的各个层级都有更大的灵活性。中央允许了这种灵活性，只要结果是经济增长和稳定。一旦北京要求地方控制经济扩张，地方当局便祭起不稳定的幽灵。
这种全国性的政治契约已经使经济成就成了评判地方党政官员表现的重要标准。党的干部不必再执行诸如平均主义等以前的政治优先任务，他们现在全力投入了使地方经济增长最大化的努力之中。就像第十章所描述的苏志明的例子那样。这给了党政干部绕过北京制定的那些可能抑制地方增长的政策的强烈刺激。
干部们的这种地方取向标志着毛时代状况的重大转变，当时，刺激主要是来自上级而不是来自地方。改革战略通过给予地方在干部任命方面更大的权力以及鼓励集体和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而加强了地方的重要性。这些企业的利润为地方预算提供了大部分资金。
于是，在改革中中国出现了真正的放权。省、市、县、乡镇等各级地方管理机构在牺牲了直达北京的垂直功能机构的基础上，获得了巨大的主动性——用中国官僚机构的用语来说，即牺牲了“条”而成就了“块”。国家活动的态度也变了。相反，它运用一切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只要这些方式不产生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按照毛体制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变化似乎削弱了中国的国家体制。如果我们期待的是遵从中央指示和在观点与行为上的统一，那么，现时的发展提供大量证据证明了中央的失败和政权崩溃的可能性。但是，改革已经使这成了体制恢复的一个误导人的检验方式。中央已经依靠地方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来加强了整个政权。 [5]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多样化现在意味着适应性、活力和力量。
但是，在这种更为放权化的体制中，权力究竟在什么地方？经验主义的研究造成了这样的印象：权力存在于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地方。例如，简·奥伊和苏珊·怀廷教授发现乡镇和县级官员成了政治和经济的主角。在促进其地方利益方面，许多人具有高度的企业家精神。 [6] 郑永年则发现，在省一级，大部分这类情况才是确实的。 [7] 怎样才能使这些观察一致？
也许在这个问题上考察整个中国体制最有效的方式，是把它看作一个地域管理机构的套叠式体制，乡镇、县、市、省和中央等每一级都拥有实在的政策创议权。各级官员都格外关注积蓄资源和达成能为本级政府管理的地方带来利益的交易。每一级都愿意在不打乱本身计划的情况下，让下级做其所愿之事。在缺乏正式的制度机制与合法的宪政框架赋予这个体制以规则和可预见性的情况下，大部分事情都要通过谈判和建立共识在实践中来解决。
结果形成了一套活跃而多样化的关系，它把讨价还价、组织程序、法律和规章结合在一起，来决定官员们的实际行为。这种结合的细节因议题、地区、政治体制的级别以及时段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中央
尽管有大量放权，但中央依然保留着重要的权力。甚至在今天，中国领导人仍然享有他们过去建立的用来管理共产主义制度的强大组织资源：控制官员的任命，以及在政治权力问题出现危机时不受法律约束的军事和民事强制力量。党的十六大后建立起来的新领导层，意味深长地安排了一名比以前更高的高层领导人来承担监管国内安全的具体职责。
不过，北京并不仅仅依靠武力。尽管进行了改革，中央对国家经济依然保持着重大影响力，包括安排国家经济重点项目，确定数量庞大的中央指导开支的分配。它制定相关规章来管理广泛的经济事项，分配税赋，控制货币供应，并选派大型国有企业的主管。它还规定管制环境，并在一定范围内确定进口关税、汇率规则和管理境外直接投资的法规。
除了分配资金外，中央也是经济发展问题方面的一个专业知识的来源。 [8] 地方已在埋头于扩张其服务业和轻工业，这为其投资提供了最大的快速回报。但是，对于许多地方来说，发展高技术产业以面对国际和国内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央在高技术研究领域仍然具有重要优势，因此，许多地方当局在试图攀登技术阶梯时，要从中央寻求技术和其他方面的援助。
在危机的时候，中央可以派遣特别工作组到特定地区去调查问题和纠正地方行动。这些工作组可以进行调查，其结果可能导致罚款、官员撤职和违法者被起诉，就像90年代在厦门和沈阳进行的大规模调查以及在其他城市的小规模调查一样。地方在指导其企业时都着眼于避免可能导致工作组调查的行动。 [9]
在经济领域之外，中央权威的程度因议题领域而不同。 [10] 尽管媒体已有了很大程度的开放，但中央仍然能够使所有的国内印刷和广播传媒采用它自己的故事版本，封锁它认为敏感的事件和问题的报道。 [11] 当中央选择采取强硬立场时，如在限制人口增长问题上，它往往能产生令人难忘的效果。面对着几乎所有农民都希望有男孩的局面，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就要求地方官员干预农村夫妇最隐私性的活动。70年代以来，中央在处罚其辖区计划生育超标的官员方面一再展示了其严肃性。
此外，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极大地增强了中央在体制中的作用。中国文化一直在灌输服从的习惯，以及对于一个强大而公正的国家的期望，其价值观不同于在西方自由社会中已经社会化了的政治态度和行动。因此，中央提出的政治“路线”强而有力，不是在支配每一个行为的细节方面，而是在造成一种能够影响民众态度和行动的政策氛围方面。例如，邓小平1992年初“南巡”期间倡导加快发展、扩大开放和加快向市场的转变，它对于整个政治机构中许多官员的行动具有显著的影响。同样，2001年末中央对中国“入世”协议义务的履行正在明显改变中国经济的运行方式，而十六大制定的把中国建设成“小康社会”以及到2020年使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也将对各级官员的态度产生可以想见的影响。 [12]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给了中央在体制中以强大的影响力。省和省以下的领导人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培育关系、寻求新资源，以及要求从中央规定的各项义务中获得减免等方面来与中央谈判。每个省的领导人都须努力对中央的要求与本省的需要进行平衡，没有人承担得起因二者过分失衡而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
在中央，改革的趋势和限度都很明显。改革的趋势是在有希望的方向上。中央级官员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十六大选举的25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2人拥有大学学历，这比十五大的24名政治局委员中17人具有大学学历的情况有了改善，而且它是1982年政治局选举之后的一个根本性变革，当时没有任何一名政治局委员拥有大学学历。在整个中央，竞争和业务水平普遍很高。党政活动之间以及政府内部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区别日益明显。在政府方面，透明度明显增加。意识形态斗争不再能够决定结果或产生重大的政策摇摆，政治斗争的范围更加接近非共产党国家的状况。派别活动肯定存在，但政治游戏在失败者得到的惩罚和后果方面已变得越来越文明。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无法以幻想来进行统治。的确，“核心领导人”的特殊权力似乎一直在下降。
总的来看，在一党权力主义体制的范围内，中央的运作已经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规律性和透明度。最近的继任情况说明，甚至领导层的变化也越来越可以预知。
但是，这些趋势虽然可以感知，却很容易被夸大。在最高层，共产党仍然把所有重要的人物团结在一起。党的机构是从继任到经济、社会、行政和安全政策等一切事务上的重大抉择的决策地点。体制中党的部分依然高度地不透明，不受政府、司法机构、媒体或公民的外部制衡。尽管趋势是朝着更规范和坚持党内法规的方向发展，但中共总的来说仍然是政治体制中高度不民主的部分。而且，派别活动并未消失。
因此，现在询问中央的更有意义的问题不是关于它的影响力，而是有关它的组织能力的问题。在改革中，这些能力总的来看都增强了。北京的领导人已经丧失了以往意识形态任务赋予他们的对下级的控制权。但是，他们在政治体制上所做的变革却增强了他们搜集信息并通过训练更加有素的专业办事人员来分析信息的能力。由于中央的政治斗争不再是生死问题，大多数参与者的观点如今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至少是在党的讨论会上，这改进了中央决策的质量。
总之，毛体制似乎能从上面进行控制活动的表象是虚幻的。拥有极少信息的极少人以及过多的意识形态限制，常常意味着中央的宽泛声明为地方实施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正如口头上确认意识形态上的忠诚造成了有纪律的遵奉一样。现在，这种假象已经去除，造成了一种缺乏凝聚力的表面印象，但实际上却加强了中央务实决策的能力。
中央已做出的一系列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减少它在体制中的影响，并在总体上缩小党政机构在体制中的活动范围，这也是意义重大的事情。基本的观念是要释放出下级机构和公民个人的活力，以产生出新的思想和财富。这些决定尚未达到建立起对党和政府根据自己的选择采取的行动进行有效的法律或程序限制的程度，但是，改革已大大降低了中央对下级尚在进行的详尽干预的总体水平，以及官员们寻求塑造中国近13亿人的思想和行动的程度。
中央之下
除了对人民解放军的控制权外，上述中央拥有的几乎各类资源，体制中的每一个下级机构在与其下属机构打交道时也都拥有。每个地方机构都保留着对提名任命、某些警察和治安功能，以及各种地方管制环境等等的控制权。一般来说，它们都希望自己的辖区繁荣并保持稳定。但这种体制依然是以中国人所说的权力很大而又喜好干预的“婆婆”为特色的。
整体分析能力和信息流通在许多省和下级行政机构中已有了很大改善。放权所导致的越来越大的灵活性使得体制更加适应地方特色，并更容易受地方优势和弱势的影响。总之，自改革开始以来，国家的体制能力在许多方面已经有了总体上的增长，虽然国家本身已变得在内部缺乏纪律性了。
但是，自1978年以来，社会也变得更加有活力，并且更加不易受国家指导的影响。毛时代的国家阻止人民表达其思想或变换其工作或居住地。以单位为基础的学习小组、积极分子、举报人以及党员等这些制度，使得人们在交谈时小心翼翼，而单位的封闭性也阻止了思想的传播，使其非通过官方渠道不可。 [13] 因此，单位制的削弱带来了一个重大的后果：国家不再把对政治思想的控制与对工作环境的控制和社会福利的获得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如今，民众间思想的平行交流达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的程度。因此，意识形态作为鼓励社会一致的工具的作用已基本消失。
此外，地方政府已变成境外直接投资的贪婪追求者、彼此间的经济竞争者、成功企业人士的合作者，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犯罪组织的庇护者。它们还成为试验不同类型政治改革的实验中心。
这些发展增加了中国多层次政治体制的活力、多样性和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