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人的成就
从1644年至1911年统治中国的满族，在发源地、语言和文化上都不同于汉人。可是他们能用传统的儒家方法，把政权保持到像任何汉族朝代那样长久。这一成就的奥秘可能在于这样的事实：虽然他们按中国方式施政，他们的异族渊源和背景却有助于他们在统治集团内保持政治上的青春活力。懂得他们的一些成功之道，可能帮助我们说明为什么近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得那么缓慢c
满人于1644年征服中国的主要原因，是当他们入主中国时业已掌握了儒家的治国之道，并使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与之相适应。他们所以能在政治上成熟到这种程度，是因为他们是中国边睡上的边民，在那里部族制度可以同官僚政治融合起来。
现代西方研究中国边陲史的学者，在拉铁摩尔启发之下，对中国同夷狄社会相互影响的方式作出了一种解释。在中国本土，精耕细作制是官僚政府的基础，在这个区域里，土地相对于劳动力来说是稀少的，并且政府要依靠田赋的收人来维持。在草原上，游牧制是部族式政府的基础。那里人力比起土地来是稀缺的，而部族首领的权力在于他能取得手下战士对他个人的效忠。中国民众必须通过一批官吏来加以统治，而非汉族的蛮夷则只能通过个人之间的从属关系来加以控制。满人很幸运，他们来自这两种制度相遇而又互相混合的地区。16世纪的满洲，只是在其最南部的沈阳以南辽河两岸，采取了汉人式的精耕细作制。满洲西北部分仍是游牧区。其东北部分是满洲人的老家，一部分适合渔猎骑逐和少量农耕的森林地区。明朝认识到南满的边睡性质，所以把该地组成军区，而不仅是实行民政管理。他们在这农业区的战略要地设置了世袭的正式部队，不受该农业区民政系统的管辖，以便既保持一股防止夷狄入寇的军事缓冲力量，又保持一种遏制当地汉官任何分裂主义倾向的手段；因为他们不能忽视，南满是难以牢固掌握的，华北与它的联系可能在长城濒海的山海关隘道被人切断。
满人在其崛起称雄之时，充分利用了他们在边睡的战略地位：他们能够在那里学到汉人的方法而又不致完全受制于汉人。满族国家的创建人努尔哈赤（1559-1626年），早先是南满农业盆地东部边境地区的一个小头目。他像蒙古人中的成吉思汗那样，先把附近的部族置于他个人的统治之下，并在17世纪初建都于沈阳。他的继位人征服了东边的朝鲜，与西边内蒙的蒙古部族结了盟。1636年他称所属人民为满人，宜布建立清朝。此时满人已几次侵袭华北，但尚未能战胜明朝，然而，中国本土的明政权已经日趋衰微。叛乱已遍及各地。这乱世中的一个首脑人物是汉族反叛者李自成，他的部队在西北到处攻城掠地，甚至进人四川和长江流域。这位领袖最后得到文人襄助，建立起皇朝政府的架子。1644年他攻占北京，眼看就能即位称帝。但他未能从制度上巩固他以武力赢得的地位。中国官僚以及为政府提供人材的士绅阶级没有归附地。同时，一个忠于明朝的山海关将领延请满人入关。满人应邀而来，击溃了李的叛军，并留下不走了。他们在40年之内完成了对中国的征服，他们的帝国政府在此后200年间保持稳定。他们完成了汉人反叛者所未能做到的事，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创立一些政治制度。
满人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超越部族政治的状态进一步求得发展。为此他们在全境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又另设平行的军事组织，把所有满族战士编成八支队伍（八旗军），每支队伍有不同的旗色。满族旗人领有土地，但这些土地是分散的，因此各旗军并没有变成地区性的单位。归附满族的蒙古人和汉人也被吸收进这个系统，编入他们自己的旗。努尔哈赤派其诸子为各旗军首领，但他们的权力受中央内阁的控制。这样，国家首脑与其忠诚部族头目间原先的个人关系，变成了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制度形式。
最后，清初诸帝也像他们以前的辽、金、元代的皇帝那样，接过儒家的术语、方式和思想，将其用于拥戴和维护政治权威，而这也正是儒家那套东西的本意所在。他们提倡读经书、尊祖先，用国家大典向孔子隆重致祭，在口头上和书面上大谈其“五道”（就如同三个世纪以后日本人在“满洲国”所干的那样），赞扬儒家美德，并接受王者以其德治天下的思想。早在他们人关10多年以前，他们就在沈阳设立了一个模仿北京的雏型民政管理政府。他们正式成立了明政府所持有的六部和其他机构，并以满、蒙、汉人居官任职。在他们人关接受天命时，他们已充分准备好怎样来解决他们的基本问题，即如何按汉人方式来实行统治，但又保持满人的本色。
若干条件帮助他们取得这一成就。首先，他们不像蒙古人，西面没有庞大的帝国要他们分心，只要一心注意最重要的中国问题就行了。他们既然来自南满边陲，并非来自蒙古草原，就毋需跳越草原与农耕地之间的文化鸿沟。早期两位皇帝印年生气勃勃的漫长统治，提供了坚强的行政领导：康熙皇帝（l662-1722年在位）和乾隆皇帝（1736-1796年在位）都是勤奋求治的君主，他们通常每天黎明接见大臣，专心攻读经籍，巡视帝国各地，保持强有力的个人统治。
满人用以保持其皇朝活力的种种方法是很值得研究的。为保持他们这个种族集团的本色，他们封闭老家，不让汉人移人，并将北满作为狩猎地，置于汉人农业经济之外。为了阻止汉人从南满北移，他们筑了一条几百英里长的柳栅（两旁植柳的一条大沟）来标明边界，不让汉人逾越扩张。他们把满洲组织在一个满族军政府的治下。尽管荒年有汉族垦户定期流人，但总的说来他们限制了汉人的进一步移殖。在汉人所居南部盆地以北的满洲，直到19世纪仍是人烟稀少的真空地带，成为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垂涎的战利品。
除了这种地理基础之外，满人还想用保持纯种的办法来图久存。他们禁止汉满通婚，鼓励维持两族的习俗差异。例如满族妇女毋需缠足，满人不得经商或从事劳动。他们用黄教的宗教体系来保存满人的氏族组织。满人在各战略地点驻扎各旗卫戍部队，来维持他们对中国的军事控制。各大城市满人分别设立的军区里的驻防军，代表后备兵力。唯一准许存在的汉军是省防军，主要用于巡查释道和防止匪患，但缺乏进攻战的任何习11练。
为了保持坚强的领导，开国之初的几代清帝，规定皇室公侯可以享傣禄财富，但不许成为拥地态唯的一方之主。他们都留在北京，不让掌握实权。他们用一切办法来防止女人和宦官擅权，因为这样的历史祸患常引起官廷政变。
在对中国的民政管理上，满人采用了一种双重任命制，即同时委派满、汉官员掌管重要职务。乔纳森o斯彭斯曾经指出，起初他们依靠来自南满的汉族盟友，这些人通常入了旗或者是家臣仆役，是特别可靠、特别忠于满人的。其结果是由一个能干的汉人做实际工作，由一个忠诚的满人监视他。在京城里，满人多于汉人，但在各省，汉人官吏占绝大多数。为了吸收最能干最有前途的汉人给他们效劳，满人注意使考试制度继续实行，把它办理得尽可能受人重视，尽可能行之有效。为了使那些由考试制度选拔出来的汉族学者能消磨他们的精力，满族皇帝成为文学工作的伟大赞助人，并主持庞大的图书考证和编纂计划。斯彭斯把康熙皇帝描写为一个“有丰富好奇心”的人。他像英国的约翰逊博士和法国百乎全书派的学者那样，主持编成一部著名的字典和一部含有5020章的大百科全书《佩文韵府》。他那伟大的后继人乾隆皇帝发起编辑《二十四史》以及集中国文献之大成的《四库全书》。这套巨集里有3462部著作。它卷帙太多，不便印刷，只手抄了七份。光是刊印的目录就达92章之多。
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他们出善价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户访寻。该禁的图书是研究军事或边务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而主要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被禁的书籍共约2320部。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从最近的研究又得知，由旗人和御前近侍组成的内务府在许多方面是平行于北京正式各部的秘密政府。它从土地、专卖、关税、盐税、丝织作坊、贷款、罚款和贡款方面获得大量收人，帮助朝廷从商业的发展中得到好处。它起初为管理宫内的太监而设置，以消除其长期形成的弊端，但不久这个内部政府本身也腐败起来。清朝的中国异族统治者通过这些多种多样的方法和手段，保住了他们在种族上和社会地位上的本色，维护了他们的军事和行政控制权，并仍能使有才能的汉人得到声望和提拔。既然满人掌握了中国的世俗权力，汉族才华出众的人士就转而从事文学和文化活动。近代初期的中国还保留了非民族主义的传统，即只要统治者之有方，谁来统治都没有关系。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种异族统治的经历并未削弱而是加强了儒家的思想传统，因为它把儒家思想放在普遍的而不是某地区或某种族的水平上。甚至连一个异族皇帝也奉行孔孟之道，这就肯定了儒家所深信不疑的这样一个事实，即儒家思想是无所不包的、普遍适用的治国之道，此外再无其他文明的政治哲学了。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方法像他们的梯田水稻经济一样，看来是比朝代或种族问题更为基本的东西。
中国民族生义的性质。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中国早先的皇帝宣称他们统治着所有文明的人类，而不管其种族或语言的差别如何。继他们之后的夷狄君王发现，继续加强这种传统是对他们有利的。对于任何奉行孔孟之道的君王来说，不管他自己是汉人还是异族，重要的是他手下的行政官员必须对他忠心耿耿，并按孔孟之道处世为人。一个人只要他熟习经书并能照此办理，他的肤色和语言是无关紧要的。有成就的夷狄统治者，是那些承认这一事实，自己成为好读经书、善长书法并对中国艺术有鉴赏能力的人。他们只要仿照历代的“天子”那样，引述孔孟之说，奉祭祀之礼，实行大赦，维持科举考试制度，任命官吏，颁发诏书，就能证明他们的正统性。只要他们这样做，他们就没有变更中国的政治制度，就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孔孟之道在异族统治下的这种长期存在的能力，也是衡量儒家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是个“施仁政的专制政府”的尺度。不管专制君王是谁都没有关系，只要他在政治制度中体现出“仁慈的面貌”，并牢牢地掌握权力就行了。
这样，异族统治的长期经验已经产生了一种饶有趣味的奇特现象：19世纪的中国人进人现代世界时，在他们的一个主要素质即民族主义精神方面，特别显得落后；然而，在他们的20世纪的革命中，他们对自身文化或“文化素养”的世代相传的自豪感已经激起了一股新的“文化民族主义”，这在将来很可能会胜过那发生在欧洲的单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
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和政治忠诚间的这种不同关系，值得进行更多的研究。例如法国和德国，只是在查理大帝统辖了两个地区之后，才成为不同国家的。这两国虽然常常打仗，却共同享有基督教文化。笛卡儿和巴赫，莱布尼茨和巴斯德，卢梭和马克思，是它们共同的文化遗产。中国则正相反，政府在概念上始终是同整个文化相关联的。政治形态和文化几乎已经溶合在一起。这可从下列情况看出来，即自公元前双1年统一以来，中国总是坚持两大政治信念：中华帝国是统一的，它比一切外国优越。
在13世纪蒙古人征服中国以前，中国优越这个信念显然还是可以成立的，因中国地广人众，技术、财富和文化水平都比较优越。但中国皇帝以德君临天下而对人类拥有无上权力的思想，在缺乏道德观念的蒙古人以武力征服中国之后，却被粗暴地粉碎了。然而，汉人血统的明代诸帝东山再起，以他们的德行和权力重申了皇帝至高无上的信念。于是，皇帝君临四海这个古老的思想，虽然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乃至哥伦布以前美洲的早期君王都有过，但只有在中国能够一直坚持到现代。
统一，这个理想的信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上，久已同没有内战从而同内部的安定、秩序和繁荣联系在一起。这个信念从清皇朝那里又获得了新生。当清朝八旗军在18世纪把蒙古西部、新疆和西藏置于北京统治之下时，所谓统一无非意味着“中华帝国”事实上就是“东亚帝国”（中国和亚洲腹地），这在很久以来是个战略单位，而今则成为一个政治单位了。在清朝统治下巩固这整个地区的工作，近几十年已由扩大了的汉民族所采用，先后被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继续实行。甚至到了今天，两党仍坚决主张，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这汉民族的一个中国理所当然地包含蒙古、西藏、维吾尔和其他许多种族，作为文化上的少数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