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
毛在1940年提出的三大目标是实行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当时并没有宣扬的第四个目标是建立一支百万人的军队。根本问题是要维持一个怀有远大革命目标的列宁主义政党，同时在抗击日本和改造中国这双重任务中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
为了这一目的，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是老练、灵活而卓有成效的。按照莱曼o范·斯莱克的说法，他们“用尽可能易于处理的措词来限定什么人是敌人，并力求把他们孤立起来”，同时把一切可能的盟友和中立人士与敌人区别开来，引起他们的关心，争取他们的友谊，几乎像选区的政治活动家那样照顾他们的具体需求，然而关于中共最终的独立地位、权力和目标则决不让步。延安的统战工作部在国民党地区派有“统战干部”，以非共产党员的面貌出现，从事公开的、建设性的自由职业，自行交结朋友，决不希望中共给予帮助或承认与中共有任何关系。因此，在自由中国的文化界和政界里，渗进了一些能干、富于献身精神、埋头苦干的爱国者，他们私底下把将来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但他们只与中共的高级人士偶有接触。同样，“友军”政策也深入推行到国民党部队里去，所派去的人员是一些因个人的功绩崭露头角并有一定影响，但尚需等待机会方能大显身手的军人。然而，统战工作远远不只是秘密渗透并在无党派人士中吸收同情者。它也是在抗日爱国的共同事业中表示友好合作和模范献身精神的一种战时态度。
武装斗争首先是为对付日本侵略者的。共产党人在江西时就已对日本宣战。他们在华北进行运动战的高潮是1940年8月以40万军队在五省同时出击日军的“百团大战”，使日军受到重创，并招致日军在1941年实行全面的野蛮报复。与此同时，中共部队有时也同国民党军作战，例如在苏北，即靠近上海的长江以北，因为中共打算在那里建立根据地。1941年1月，当国民党军队在皖南消灭了中共新四军的一部分时，他们把遇难官兵奉为烈士，因为中共在人们的眼里已经显得比政府更有抗日的忠心和行动，尽管他们轻视政府的命令。这样，抗战使中共内在的战斗精神获得了公开的巨大支持力量。武装斗争可以同统一战线紧密地结合起来，用以对付日本侵略者或曾经十分孤立的国民党死硬派。在统战策略方面，如同在游击战方面一样，他们在发起攻击以前总是设法孤立敌人，并使自己的兵力占据优势。
中共力量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党的建设。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中共的扩大已经产生了分散现象。它的党员人数从4万（据毛在1937年宣称）增至8万（据周在1943年宣称），后又增至120万（据毛在1945年宣称）。要使中共始终是一个纪律严明、集中控制的列宁主义的党，那就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它的党员大部是新加人的。它比以前更不像无产阶级政党了，尽管那时已把农民称为“农村无产阶级”。同时，它的活动遍及25万平方英里的面积，在那些地区，旅行主要靠徒步或牲口，迅速的通讯只有靠无线电。只有那些在党、政、军、群（妇、青、工等）各层平行机构搞意识形态协调工作的共产党员才能控制党、政、军、群的组织，这各层机构的首脑通常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党员。彭德怀、林彪等指挥军队，刘少奇管工会。但要保持集中指导，那就必须以列宁主义理论和组织原则来教育新干部（党的工作者）。
为此，延安的几所党校培训了成千上万名学生，并在1942年由毛发动了一次在思想上、党内外个人关系上、作风和文风上的“整风运动”。他和他的同僚大量借用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材料，印发一大批文件供深人学习和讨论之用，如：《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反对自由主义）、《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思想》、（论党内斗争》。在小组会上进行长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群众大会上承认错误和作检讨，成为标准的程序。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统一战线时期的百务纷忙中保持党的战斗力和献身精神，使党员为承担未来的任务预作准备。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受攻击的三大弊端）这专门术语后面，可以看出当时正在花极大力气，来重新教育和训练那些仍旧沾染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道德的新党员。特别是毛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讲话，要求艺术家和作家使他们个人的创造力服从中共政治目标的要求。“为艺术而艺术”是不行的了。同时，整风运动标志着那批空谈理论的“留学生集团”的失势（虽然并未在肉体上被清洗掉）。这批人在莫斯科受训的时间多于在农村工作的时间。他们的部分错误思想无疑是在于他们没有同毛站在一起。换言之，在思想改造中对人员的筛除同时也意味着物色一批忠于毛的人才，因为这位领袖正在建立起他的各级班子，并提出他的施政方针。从此以后，马列主义理论必须应用于中国农村的具体现实，并在行动上加以检验。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正如l945年中共新党章中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思想当时就被列人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原则。虽然并不像南斯拉夫的铁托那样要求有一种独立的民族共产主义，但在那战时民族主义高涨和俄国影响低到最低限度的期间，毛泽东思想的这种发展，代表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中国化过程。
从此以后，它不再是一种外来的纲领了。它的主要成就是在农民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并证明（这违背它自己的理论）共产党队伍事实上是可以不受无产阶级支配的。
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颠倒，意味着人的思想倾向并不像历史唯物主义所断定的那样来自他的阶级出身。他的阶级现在要取决于他的意识形态；一个聪明的农民可以成为一个“无产者”。这是主观的政治考虑对经济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影响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延安时期供公众阅读的党的路线，是在1940年毛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规定的。这是一件颇有说服力的宣传文献，它说明统一战线在当前阶段是必要的，但也重申了党的长期使命。毛把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然后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必须首先把旧的“半封建”社会改变为独立的“民族”社会，这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打算办成的事。1911年的革命虽然朝这个方向走了一步，但它只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而新民主主义则将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只有在以苏联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主义援助下，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因此，新民主主义的目标是，在进人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以前，建立一种适合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民主”国家，其中由几个革命阶级联合执政（不是像俄国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形式上，新民主主义应有一个根据选举产生的“民主集中制”政府，这种选举是所有人民都参加的，但应从乡村到全国，通过层层的人民代表大会来进行这项工作。在经济生活上，新政府应当拥有并经营大规模的垄断活动，其中包括大银行、大工业、铁路等，这是符合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在土地问题上，新民主主义将没收并分配大地主的产业，以实现孙逸仙所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毛说，把土地变成农民的私产之后，这种改革将产生出与社会主义农业制度极不相同的制度。
在文化革命上，毛说五四运动的意义主要在于传人了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在目前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尚未实现，新文化不应当力求成为社会主义的，而是应该以民族的、科学的和人民大众为基础。这样，毛泽东对他的非马克思主义听众温和地自称继承了孙逸仙和五四运动的衣钵；而对马克思主义者，他把自己摆在与马，恩、列、斯并列的地位，作为对共产主义理论有独创贡献的人。事实上，毛的“创新”是在实践的领域而不是理论。他所说的一切都可从以前的文献中找到。他的真实贡献是建立了国中之国--在根据地形成了一个党、一支军队并获得民众的支持。但这在1940年并不值得夸耀。毛用模棱两可的词句迎合了自由派的希望，而实际上却正在造成一个把他们组织在内的机构。
解放。任何国家在战时的半极权主义体制，当人民的生活在为生存而共同奋斗的名义下被政府动员起来时，可以使人民在困苦中产生高昂的士气。
日军蹂踱，共产党人的组织工作才干，他们目前那种通情达理和温和的态度、他们那种富有战斗精神的和救世的保证，给普通人民提供了一种新的狂热崇拜的机会。解放运动的目的，在于唤醒中国农民大众并使他们活跃起来。文化运动强调木刻形式的绘画艺术，因为木刻能廉价印制大量的版画分发给群众。合唱是战时在中国各地兴起的另一项活动。在共产党地区，合唱同古代农村的一种舞蹈相结合，产生了“秧歌”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它是说、唱、舞合在一起的一种穷人歌剧，用简单的旋律、民间的曲调、一连串的舞步、宣传故事和日常生活题材来为公众提供娱乐，这种方式既给予观众有获得解放的感觉，同时也使他们受到政治教育。让普通男女一起在公开场合跳农村舞蹈和合唱来表达他们的情感，是他们融合于社会过程的一部分。
群众参与文化、经济和政治活动的结果，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气氛。参加这种战时生活的人受到一种新信仰的感化，对农民群众产生了一种人道主义的爱。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宗教信仰含有这样的革命理想，即人们可以利用现代技术和新的社会组织来改造并丰富农民的生活。普通人的这种信仰鼓舞了干部和部队。为了使革命不断得到群众的支持，党的工作人员接受教导，应去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想农民之所想。只有这样，党的干部才能领导农民群众创造新生活。这种关于解放的精神概念，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有力因素，并且按照事件的必然逻辑，也成了新党专政的理论根据。这个似乎不大可信但却是正确的道理是按正统方法来论证的：革命目的是要让人民大众过上新生活，从改善他们的经济生活入手；只有行使那种足以改变旧秩序的绝对政治权力，才能改善人民大众的经济生活；只能通过集中领导的党组织而不能靠一些不相协调的个人来取得政治权力；一个党只有在它的党员服从明确的党纪时才能发挥作用--即所有的党员都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发表意见，但一旦党作出了决定，全体党员必须服从。按照这样一步步的逻辑推理，党就带有肩负历史使命、不断前进的活的实体的性质，这种实体超越那些在它的事业中耗尽心机的个人之上。由于党对于历史进程具有所谓科学预见，它（或者毋宁说是它的领导人）就成为施加于它本身的一条法律。
当中共于1945年4一6月间举行它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1928年以来的第一次）时，它采取了关于“联合政府”的灵活路线，使它战后期间的策略臻于完善。在1941年1月新四军事件（当时国民党军队攻打了长江以南的一支中共部队）后，政府加紧了对中共地区的封锁，其一部分的目的在于阻止中共通过中亚与俄国接触。从那时起，政府除了注意日本之外，还同样密切注意共产党人，因为无论如何日本显然是会由美国去对付的。当时中国人普遍担心，第二次大战后将接着发生内战。重庆和延安都对这种担心作出反应，答应要用“政治”而不是用军事来解决彼此的分歧，于是在1943年初就开始进行商谈。
这时毛按照他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宣称，中国既然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需要有一个“包括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这句话可以按照情况需要，把它解释为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联合，如同以后在1946年将要提出的那样，也可以把它解释为同一些小党和自由主义分子共同反对国民党的联合，如同1949年所做的那样。同时，这条路线对于自由中国那些具有新的思想但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特别具有吸引力--教授、学生、新闻记者以及有文化并受过专门技术训练的人士，他们形成了战后从事建设的基本人才。
到1弘5年战争结束时，中共已在它自己的地区内开展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由中央控制的运动，对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中共的对日作战活动比国民党政府少，它又没有城市行政和现代公共事业的负担，因此它就准备在乡村夺取政权。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它才成为美国政策的一个直接的、不可回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