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贡献和自由主义的命运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华的影响达到了顶点。虽然这种影响只是整个外国侵略的一部分，它却无孔不人，而有时又是短暂的。这方面需要作一番评价。所有的国家逐年发现彼此有更多共同之处--在世界性问题上，尽管对于解决问题的办法还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是，今天访华的美国旅游者常对中、美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感到吃惊。我们怎能作为中国复兴的样板呢？我们事实上作出了什么贡献呢？（意味深长的是，我们很少同起中国给了我们什么；因为我们自以为懂得怎样让全人类都过上现代生活。至于美国应当向中国学习，这是新近才有的想法。）
凡是想为美国在华活动的历史记录进行辩解的人，都陷于两面夹击的处境--要对付中国革命者过分刺耳的谴责声，又要对付他自己良心的责难。谁能为大量的事件辩解或加以宽恕呢？历史按其本性来说总是混杂着善、恶和性质尚有争议的现象。我这里的目的只是提出建议，表示我们需要研究历史记载，找出确实发生过的事件。至于是非曲直，可以留到以后再讨论。即使如此，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仍然超出我们认识的范围。下面只是举一些例子，如此而已。
美国私人援助中一个最引人注目、最富于建设性的例子，是1915到194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投资：起初是接管了北京的一所教会医学院，并投资950万美元在新址盖起大楼，于1921年竣工。从1924到1943年，约有313名中国医生以及几乎同等数目的护士毕业于该校，在这期间基金会在设备方面又捐赠1200万美元，并在日常经费开支方面也投资了相近的数目。如果有人批评说，给4·5亿中国人培养以300名医生是沧海一查粟，无济于事，那么这种批评是并不中肯的：北京协和医院的目的始终只是在于培养专家，以便把现代医药科学的成果带给中国。它是个研究和培训并重的医院，当时也许是全世界除北美以外最好的一所医院。它的成就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在寄生虫学、传染病学以及中国最常见的营养不良等方面的研究。许多常见病如血吸虫病、黑热病和钩虫病则进一步受到控制。他们从中国古代药典制出了如麻黄素这样的药。由中国妇女而并不纯粹由男子担任的护理工作成了受人尊重的职业。以1934年毕业的141名医生为例，95％从事教学、研究或专职医院工作，只有7人开设私人诊所。总之，北京协和医学院固然没有在公共卫生工作方面直接为中国民众服务，但它培养了一代能在日后指导这项工作的专家。
美国的援助在教育方面成绩最大，但这通常被认为是整个外国势力的一部分。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出现过办私人高等教育的能干人才。例如天津的张伯菩在中国私人资助下于1907年创办了南开中学。他曾出访日本和美国，获得了国际方面和华侨方面的资助。到1919年，他的学校变成了南开大学。到1931年，南开经济系在留美经济学家领导下开始了研究中国工业化问题这一创举。张阪依了基督教。他赞同基督教青年会的理想，但他首先是大学文科方面的爱国教育家，主办妇女教育和体育教育，提倡在大学里举行体育比赛和剧团演出。在3O年代，南开大学、它的男女附中、实验附小和研究院共有3000名以上的学生，几乎都是城市居民的子女。1937年，日军进犯华北的头一件事是轰炸南开，但该校的工作在重庆和昆明继续坚持了下来。
西方人办的教会学校主要是由美、英、加拿大的耶稣徒捐款资助的。基督教教育家在中国各设立了大约200所中学，其中有些办成小型学院，然后逐步合并起来，发展成为教会大学。这些高等院校是21个耶稣教团体和十几所美国大学合作的产物。在1936一1937年，这些大学里的教师共有652人，其中包括466名中国教师，学生总数达6424人。来自中国方面的经费包括学费收人在内，约占其经费总收人的半数以上。天主教会的信徒较多，但高等学校办得较少，它们的主要大学是北平辅仁大学和上海震旦大学。西方教会学校的规模不大，但影响很广。
教会学校所碰到的问题，可从主要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这个例子看出来。这方面的问题曾由菲利普o韦斯特进行过研究。这所学校的校园在北京郊区一块风景宜人的地方。它开始由一部分美国教会人士与中国基督教教育家联合办起来的。美国人认为信仰耶稣是促使中国得救的动力。他们不反对私有财产制或现行政治制度，更加不会反对燕京校训“以忠于职守而争得自由”中所包含的个人主义。他们的中国同事也都认为基督教是“为人民服务”和有助于救国的一条门路。在20年代初期，激进国民党人的反基督教运动使燕京的这种合作关系趋于紧张，但并未破裂。1928年以后，燕京按两份章程进行工作，一份英文章程交给控制预算的纽约董事会，一份中文章程交给华方校务委员会，后者是按南京政府的规章办事的。燕京脚踏美国财务支持和中国政治这两条船，培养教育了新的中产阶级，但也有许多人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
在1927一1937年这不稳定的10年和平期间，几所主要的国立院校如北平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许多学术领域方面的水平超过了教会大学。这些国立大学的漂亮新楼、广阔的校园和成千上万学生，使教会学校相形见细。这些国立大学的教职员是受过国外高等教育的一代人。（据Y·C·王估计，到1953年，至少有3·6万中国人在美国留过学。）战时在昆明成立的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办的西南联大，在其200名受过国外教育的教师队伍中，有170余名是教授。这170名教授中有100名以上是在美国得过博士学位的。
当国民党于1928年在南京执政时，它设立了一个欧洲式的中央研究院，不久就成立了十几个各学科的研究所。研究所的经费也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用这笔经费在1924年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这样，民国时代就有了私人、外国和中国政府三方面共同支持，在许多领域发展文化的情况。北京的旧皇宫被改成国立故宫博物院。新设立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在美国帮助下树立了新的科技标准，促进了其他图书馆的发展。燕京和其他学府的新一代学者开始整理出古典著作的评注本和索引，以及附有专门参考脚注的专著，这些索引和脚注用现代的办法增补了那种以逐字逐句背诵古书的传统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工作。
在阻碍重重的情况下，提高学术水平的工作需要有极大的毅力。例如主持考古工作的，原是1916年成立的工业部所属中国地质调查所。该所的任务是绘制全国地图，勘探包括古生物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前纽约州地质学家葛利普博士当了该所顾问。在2O年代，从大约六个西方国家延聘了一些考古学家到中国，由此开创了作为一门新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北京附近周口店存在过北京人。这一发现是由加拿大人步达生，根据一颗牙齿鉴定出来的。彩陶是瑞典人安特生首发现的。这类外国人训练了新的一代中国科学家。一位哈佛毕业生李济博士成为1928一1937年在安阳发掘商代遗址的领导人。李曾引述中央研究院傅斯年（他曾是1919年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话说：“中国传统教育的缺点，是人为地把劳力和劳心分割开来。”总之，中国的考古学者必须是靠双手工作的学者。他们在中国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其学术成果现已震惊世界。（在70年代中期，中国人在日本、西欧和北美举办的大型展览会展出了从秦始皇、汉、唐和其他朝代古墓中新近发掘出来的灿烂艺术品，有青铜器、雕刻、陶瓷器、纺织物、壁画乃至文简，几乎是第一次标明了准确的地点和时代。）从这一背景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古代传统和西方榜样只能在现代中国产生个别的自由主义者而不能产生自由主义运动。自由主义不能成为制度化。那时当权者并不承认公民权利、言论和人身的基本自由、人身保护法以及有陪审团参加的审判，总之，并不承认法律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美国人对此却是不知不觉地习以为常了。把这些保障写进宪法和法典，还只是在漫长艰苦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与此相类似，中国并没有西方式的力量雄厚的中产阶级。私有财产也和个人一样，在享有无限权力的官府面前毫无法律保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般缺乏保护私人经济手段的安全防卫措施，而西方则是以这种安全防卫措施来支持自由主义运动的。由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缺乏法律和财产作为防御手段，他们在学者所享受的较高社会地位中仍旧感到安全是不可靠的。因此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同教育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37年后，教育受到内外双方的袭击，内部来自官吏高于学者的传统，外部来自日本摧毁南京政权的战争。
然而，这些外界环境并不是仅有的障碍。西方的自由主义在其自身范围内同它所赖以繁荣的多元文化并没有明确的区别。它的政治主张和方法都是不能输出给军阀横行的中国的。在早一些的时候就出现了例证，那时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o杜威这位美国最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也是中国学术界许多青年头面人物的老师--在1919年4月30日到了上海，并在中国各学术中心广泛讲学达两年之久（到1921年7月为止）。杜威游历了11个省份，提供了西方民主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学说，正如贝特兰o罗素在较短逗留期间（1920年10月一1921年7月）所做的那样。但结果如何呢？巴里o基南的结论是：“杜威的实验主义给他的门生提供的策略……不能用来影响政权。”他认为教育必须始终与政治分开，并且它只应间接地改革政治，但这在中国军阀专权的环境下是办不到的。
美国在以自由主义方法拯救中华民国方面作出的贡献和最后的失败，可以拿胡适（1891一1962年）的一生事业作为例证。胡在他老师杜威讲学期间是共主要的译员。他忠于实用主义，反对用抽象的“主义”来笼统地解决问题。他回避政治和革命，而是以批判态度重新评价消逝的过去，使中国从消逝的过去摆脱出来。正如杰罗姆o格里德所说的，胡适代表了“稳健、宽容、学术自由、个人自由以及法治和理性，……他所力求完成的许多事情，正是我们自己可能希望看到它们实现的”。但胡适的这种做法并没有打中中国人民的中心问题。30年代集中在北平的新自由主义，越来越受到南京新官僚的压力。大学里安插了国民党特务。批评政府的学生常在清晨被侵入宿舍的警察抓走，送往监狱。教师和报馆编辑都受到威胁，不敢说话。1937年后日军的轰炸和中国在抗战期间实行的大规模焦土政策的危害之烈，还不如政府对战争所促进的自由机构和自由思想横加的摧残。前10年良好的开端受到了战时通货膨胀和政治当局专权的巨大压力。
战争到来时，爱国教师和学生团体随同政府迁往内地。南京和武汉的学府把他们的许多器材直接向长江上流运走。中央研究院把它十分珍贵的汉学藏书经由印度支那运往四川长江边上的一个村庄。但北平各大学则遭受惨重损失。北大和清华于1937年迁到长沙后，新址不久就遭到日军轰炸，不得不依靠卡车和步行，翻山越岭再迁到昆明。那里在战争初期同外界的联系只靠印度支那的法国铁路，正如在战争后期只靠滇缅公路一样。大学师生能够活下去，主要是由于政府的米贴使他们有东西可吃。为了维持生存，他们必须出卖或典当书籍、衣服和家具。
国民党一直把教育看作政府的工具。1938年国民党成立三青团，学生的政治思想越来越受钳制。每个学生团体内部都有三青团支部，他们的任务是吹捧官方的思想体系，谴责他们认为是不正常的思想。同时民众教育也得不到支持。陶行知博士的经验就是一个例子。陶在伊利诺斯大学就读和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杜威的教导后，回中国从事乡村教育，并帮助开展“小先生”运动，使学童成为其他文盲的先生。这种识字运动形成连锁反应，特别是在1937一1938年政府迁到武汉时的统一战线时期。这项工作显然有点像政治炸药。国民党下令禁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