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新前景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的北京之行，是从冷战对峙转向中美了解这漫长道路的引人注目的行动。自从19鼠）年中苏公开分裂之后，早就该出现尼克松和毛泽东的握手了，因为大国间的三角关系，往往自然而然地变成等边关系。每一方都必须同其他两方打交道，那怕只是为了防止其他两方结合在一起。北京和华盛顿都是莫斯科的对手，他们经不起老是疏远，让苏联人享有同双方都有较多接触、较多了解和较多回旋余地的内部地位或居中地位。但美中两国人需要花12年时间才走到一起。这样漫长的时间说明下列事实的难能可贵，即只有理查德o尼克松才能有恃无恐地改变其政治生涯中主要赖以起家的反共立场。
中美之所以能够恢复邦交，是由于两大努力的结果已把它们弄得精疲力竭：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努力和毛企图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在1968年后的华盛顿，尼克松政府在把军队逐批撤出越南的同时，又作出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而在北京，在文化革命于1969年衰退以后，就有许多知识分子和官员逐渐重新露面，他们也许是在五七干校干农活的过程中经过惩戒或自行屈服，但无论如何他们回到了工作岗位，这可以证明国内关系的正常化。1971年9月林彪和其他一些将领的倒台减少了上层的领导人物，这标志着优势地位总的来说已经衰落。这样，当美国设法从亚洲大陆撤出军事力量的时候，中国又转向外界进行比较正常的外交活动了。经过2O年的敌对之后，两国这时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问题，比使它们分裂的问题来得多。尼克松政府在决定谋取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便在1969年初开始采取一系列单方面的步骤，放松美国对华的禁运和接触。每一个这样的小步骤，例如用“北京”而不再用“北平”，都是发出的信号。在作出这种公开的和象征性的行动时，尼克松还私底下通过第三者传达了他想进行接触的愿望。在两年的沉默之后，北京在1971年4月作出了反应，邀请在东京参加比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并开始实行“人民外交”。此后，亨利o基辛格在7月作为总统的特使秘密前往北京，接着白宫发表了尼克松准备访华的惊人声明。1971年10月，这个趋势终于导致联合国接纳人民共和国和驱逐国民党的中华民国。
在20年的敌对之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恢复了有限的接触，这件事解冻了冷战战士的思想。然而，北京最高级会谈虽然开辟了新的时代，激起了新的希望，但也重新唤起了以前潜伏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怎样使美国舆论的摆动平稳下来，避免过分凭感情来塑造形象。美国总统利用他的国外之行在大选之年控制了广播电视节目，而这些同样的宣传工具还把周恩来带到兴致勃勃的美国电视观众面前。这使人回想起30年代晚期蒋介石出现在美国杂志封面上，以及1942年蒋夫人向两院演讲，以象征当时中国英勇抗击日本侵略的情形；然而就在第二年希望的破灭，开始败坏了在美国人面前吹得过分厉害的自由中国的高贵形象。与此相类似，1972年2月尼克松一周恩来上海公报提出了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并于1973年在北京和华盛顿设立了大使级联络处。然而，当互相展开贸易和互派代表团（主要在技术和体育方面）时，美国原先对新中国的好奇心理开始减退，北京也日益不满美国迟迟不实行关系正常化。这种状况是几个因素引起的，先是华盛顿的水门事件和总统继任人问题，其后是北京正在进行的争夺接班的问题。最明显的是台湾问题，这在美国党派政治中已经出现得很久了。人们对台湾局势产生了矛盾心理，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台湾人民在种族和文化上都是中国人，但该岛的经济活动却无疑地同以日美为主体的国际贸易世界联系在一起。台湾的出口经济，依靠日本殖民地时代的早期发展，以及其后美国的援助和国民党人的事业精神，使它的外贸数量大于整个大陆。台湾的中华民国在1971年10月被投票赶出联合国，但它似乎很可能会长期在海外继续维持活跃的贸易关系，而在内部维持强大的军事机构。蒋介石一直坚决反对台湾脱离大陆而独立的任何想法，但他无论如何已经造成了在一个分开的地区成立一个分开的政府这一事实。1975年蒋死后，他的儿子兼继任人蒋经国很难扭转他父亲的路线。我们美国人在考虑台湾问题时，提不出任何一个压倒其他一切的原则。第一，自决权有赖于可以自决的政治单位的大小。北京正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联邦方面，声称其政治单位是整个国家。台北也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立场我们在1972年的上海公报里“并不表示异议”。第二，自由接触是美国的传统原则：我们自己不能割断同台湾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尽管政治关系可能改变。第三，从历史上讲，台湾是中国向海外移殖、定居和贸易这种扩张的一部分，是中国滨海地区的一部分，它在政治上的发展大部分并不依赖大陆。从短期看来，我们面临着强权政治的问题：怎样才能不抛弃我们用一项互助安全条约支持了抖年的一个小小的盟友；怎样才能赶上现时的形势，不致显出我们是在支持台北继续进行它在29年前就已失败了的内战；怎样同现在已成为大国的将近10亿人民发展有益的关系。
从长期看来，我们面临的主要事实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和现实。一个中国或中国国土不可分割的思想，是中国有史以来就存在的。这种思想不能从中国的文字或从中国人民的心中抹掉。这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感情，一种由几千年的行为习惯养成的基本感情。它把中国的文明看得重于一切，而凡是以中国方式生活的人都包括在那种文明之内。这种思想在中国的古话“四海一家”或“天下一家”（天下指文明，指中国的领土）上表达出来。总之，中国的统一是中国人本身的特征。它来源于一种文化信仰，是比单纯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强烈得多的感情。如果没有这种感情，人民共和国就不会成为单独一个国家。正是这股基本政治力量要求把台湾看作大陆的一部分，因为那里住的是同样的中国人。在中国和侨居国外的人一旦承认这一基本事实，那末他们还会承认，在中国人的领土之内，已经正常地存在了各种程度的自治，因此对于像台湾那样一个不同的地区来说，实行某种程度的自治（地方政府）很可能是讲得通的。说到底，台湾是中国惟一四面临海的省份，它离大陆海岸100英里，因而要依靠海路交通和海军力量。地区自治的要素是：一个自治区域可以有它自己的地方政治秩序，但它决不应当危及中央的中国国家主权和统治权。特别是，如果台湾继续保持企图进行内战的姿态，作为要求统治大陆的敌手，那么台湾就不可能享有这种意义下的自治。从1972年起，美国的政策明智地承认台北与北京的关系，认为这是应由中国有关双方之间自己设法解决的中国问题，美国的驻军迟早必须撤离该岛，但美国1954年的防御条约，要到有希望看到中国内部出现台湾和大陆之间稳定的关系之后，才能决定取消。值得庆幸的是，在1979年，这一点看来终于得到了保证。
在这方面，我们所看到的，是进一步趋向于适应中国的革命民族主义，趋向于肃清从事海上贸易的列强对中国的干涉，而这种干涉是以广州贸易、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体系开始的。然而，中国中央权力的重振声威，并不是唯一发挥作用的过程。外部世界的贸易、工业和军火制造界的力量仍在增长，足以与中国力量的增长相抗衡。台湾则处于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它在经济上要对付一个方面，在政治上要对付另一方面。台湾的前途将是同人民共和国的前途交织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