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与沙哈鲁·伯哈德
沙哈鲁·伯哈德苏丹不是明朝的藩臣，他的父亲跛子帖木儿（“幸福圣主”）也不是，但在官修明史中，他们都被列为藩臣。[15]这两位中亚君主与明朝皇帝朱棣（永乐皇帝）的关系对人们普遍相信的一个看法提出了挑战，这个看法是：“无论何人想与中国发展关系，他必须做中国的藩臣，承认中国皇帝的最高权威，并遵行皇帝的令旨。”这个理学信条排除了“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国际交往的所有可能性”。[16]
首先与帖木儿建立外交关系的是明朝创始人洪武皇帝朱元璋。[17]据《明实录》记载，建交后不久，1394年10月4日，中国宫廷收到了帖木儿进献的200匹马和一封归顺函。该函充斥着中国皇帝爱听的阿谀奉承之词，承认洪武皇帝是承上天之命统治世界，并对他推动中国与外国间的贸易表示感谢。[18]皇帝对帖木儿的行文风格赞赏有加[19]，但是，此事肯定有误，因为从帖木儿这个穆斯林征服者的个性来看，他是不可能心照不宣地默许任何“承天命”的异教徒统治世界的。[20]无论是不是真有一封帖木儿写的信被一位商人“翻译”成了汉文，或者由一位过于惊慌或过于谦恭的明朝官员对原件作了润色，或者这封信完全是假造的（这种可能性较小）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帖木儿的“归顺”十有八九是被当作如何把朝贡制度变成现实以塑造这项制度之形象的一个例证。
把帖木儿打造成中国的世界秩序中的一个藩属国国王角色（无论应该为此事负责的人是谁），使中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1395年明朝皇帝派遣一个使团前去向这位写了归顺函的征服者表达谢意。[21]在此之前，帖木儿与中国“猪王”[22]的关系是友好的，互相往来对明朝大有益处，因为帖木儿的“贡品”已达到1000匹马。[23]但是，随着1395年中国使团的到来，这位穆斯林统治者改变了态度——异端的中国认为他是藩属国国王，这样的侮辱必须予以报复。[24]帖木儿扣留了这个使团，并开始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25]，与此同时，他与印度和西亚进行贸易。
1398年，洪武皇帝驾崩。1402年，经过一番斗争后，永乐皇帝朱棣承继大统。这位明朝新君显然没有意识到帖木儿已决心入侵中国并消灭“钦慕者”，他派遣一个新使团去问帖木儿，为何七年时间未向中国进贡。[26]这个使团没有像巡视沿海诸国的郑和的庞大舰队那样显示武力。这个使团是一个正常的使团，服从沿途诸国的安排，还有一支由驮着商品的800匹骆驼组成的中国商队相随。[27]
中国把帖木儿的礼物当作贡品之事，是众所周知的。这位征服者轻蔑地假装答应亲自去送贡品，却强行夺占800匹骆驼的商队，公开侮辱了中国皇帝和他的使者，他甚至下令把这些使者绞死，以使中国人不敢再派此类使团。[28]当1405年帖木儿去世时，他正在前去进攻明朝的途中。他的去世中止了这场战争，但他显然不是中国的藩属国国王。
沙哈鲁·伯哈德（“幸福可汗”，1405—1447年在位）继承王位以后，中国与中亚关系中的敌意消失了。1407年7月25日，被扣留的1395年使团返回明朝宫廷，报告了穆斯林征服者帖木儿死亡的消息。[29]1408年4月29日，朱棣向中亚派遣使节表达他的哀悼之情[30]，并推动友好关系的发展。当这个使团于1409年1月携带礼物抵达赫拉特时，受到了帖木儿帝国皇帝沙哈鲁的热烈欢迎。[31]他向明朝派遣使团作为回礼，该使团于同年8月9日抵达明朝宫廷。中国皇帝又向帖木儿帝国派出一个使团。[32]
1410年3月14日，朱棣接待了来自赫拉特的另外一个使团，这促使他再次向沙哈鲁派遣使节，这次他们带着中国皇帝致外国统治者的常规敕令。[33]在这份敕令（1412年4月送达[34]）中，朱棣自称为“地上之主”[35]，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无间遐迩”[36]。他用第二人称单数和谦逊的词句称赞沙哈鲁是一位很好的统治者，称赞他派遣使节向中国皇帝表达敬意（正如他声称的沙哈鲁的父亲帖木儿在他面前所做的那样）。在敕令的末尾，朱棣说为了贸易，双方要保持沟通，他还建议沙哈鲁与侄子哈里勒苏丹握手言和。唯一的让步（如果可以这么认为的话）是，这位明朝皇帝为照顾穆斯林君王的感情，把天地间的一切都归功于天命——不过，朱棣当仁不让地表明，他是承天命[37]而成为“地上之主”的[38]。
沙哈鲁对这封傲慢的敕令做出善意的回应。他向明朝皇帝呈上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写的文书，劝告朱棣抛弃异端生活方式，皈依伊斯兰教。他列举了其他已经皈依伊斯兰教的君主的名字，提醒朱棣说，“主权和权力”是信仰带来的，如果服从真主的意志，得到真主的关爱，他就会“公正、平等、公平地对待［他的］臣民”。沙哈鲁呼吁继续维持“［我们的］父辈之间就已存在的友好关系”。他还建议保持商路畅通无阻，因为这将带来“两个王国的繁荣，并在［当今］世界和未来［世界］赢得好名声”。[39]
沙哈鲁的回复使外交关系陷入僵局，但未导致双边关系破裂，这与30年前日本拒绝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而导致中日关系破裂的情况不同。明朝皇帝和帖木儿帝国皇帝都缓和了傲慢跋扈的调门，继续互派使团。《明实录》当然没有提及沙哈鲁的那封信，只记载明朝的使团于1413年7月23日从赫拉特和其他地方返回中国，随行的还有帖木儿帝国的一个“朝贡”使团。[40]帖木儿的使者们于7月29日享受了皇帝所赐御宴[41]，于10月12日引领一个明朝使团回返中亚[42]。1415年11月30日，这个明朝使团回到明朝宫廷，带来了帖木儿帝国的更多“朝贡者”。[43]宫廷于12月4日[44]和12月31日[45]两次宴请中亚使者，于1416年7月13日送他们返回中亚，同时又派一个中国使团随行[46]。这个使团于翌年春季[47]携朱棣的一封信觐见了沙哈鲁。朱棣在信中诚恳地呼吁“双方消弭歧见，开启和谐睦谊之门，使商民自由往还，道路安全畅通”。[48]
作为回应，沙哈鲁派遣一个使团回访，其先遣队于1418年1月21日抵达明朝宫廷，被《明实录》记载为前来“朝贡”的使团。[49]帖木儿帝国的使节直到9月19日才到明朝宫廷，他受到礼部的款待[50]，并于当月30日被送回中亚[51]。与他同行的是一个携带明朝皇帝信函的中国使团，该信函为我们提供了难得一见的观察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中神话与现实互相矛盾的机会。
朱棣1418年致沙哈鲁·伯哈德的信函是国君对国君的平等信函。这位明朝皇帝不惜谦恭地对帖木儿帝国的君主说，他抛弃了第二人称单数卑称，摒弃了帝王关于世界宗主权的传统主张，没有把沙哈鲁的礼物当作贡品接收。与此同时，为维护自己在中国的体面，朱棣的信函保留了中国人抬高自己的做法：在信函开头，明朝皇帝的头衔比沙哈鲁的“苏丹”衔名高出一格。这个巧妙的办法使朱棣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在中亚体现了政治上的平等原则，在中国则显示了世界之主的威仪。该函内容如下：
大明大皇帝致
沙哈鲁苏丹：
真主赐予他知识、智慧和周详（之判断力），使他得以统驭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之臣民由此而致富。
苏丹开明、善察、广识、成熟、明智，比所有穆斯林伟大，承
真主之命，恭敬谦和，恪尽职守，因得
上天之助。吾朝前派中官李达率团出使贵国。彼等拜见
苏丹，执礼如仪。李达等已返国禀报详情。［苏丹之］使节班布喀及其随从亦随李达等同来，进献狮子一头、鞑子马若干匹、豹若干只并其他物品，呈于宫廷，供君臣观赏。此等物品足以显示［苏丹］一片赤诚之心，谨此致书以示谢意。西域乃伊斯兰地界，大智大善之人颇多，然无有超越
苏丹者。他保境富民，替天行道，愿其发扬光大！如此则
真主安得不喜哉！仁者，爱人也。［吾两国］虽远隔万里之遥，而［友谊固存］，心心相印，明如镜鉴。以睦谊言之，善意与情义重于一切，然以礼言之，奇珍异宝亦当相送。现特派李达、姜华率众随同班布喀使团前去，将驯养之七只猎鹰，并刺绣等物，一并奉送
苏丹。猎鹰虽非产自中国，然沿海之民一直当作珍禽进贡，故而不缺。贵国境内恐难见此物，特此奉送，对苏丹之慷慨聊表谢意。此物虽不值钱，然礼轻情重，还望苏丹笑纳。自此以后，吾两国之感情必日增，使节及商人常川往来，永不中辍，人民由此而安居乐业，
真主必会更加仁慈地对待吾土吾民。特此奉闻。[52]
不用说，朱棣此函未记载于《明实录》，但我们无须怀疑它的真实性。此函的措辞是奇特的翻译用语，帖木儿帝国的编年史家也说，他对中国人用高出一格来表示尊崇的做法感到奇怪。朱棣在此函中抛弃了他是沙哈鲁的宗主的说法，把沙哈鲁当作平等的政治伙伴。这样一来，这位明朝统治者就打破了理学家所谓中国皇帝是世界之主的神话。[53]
携带朱棣信函的使团大约于1419年8月22日抵达撒马尔罕[54]，于10月抵达赫拉特[55]。沙哈鲁不久就让中国使团离境返国，该使团取道撒马尔罕返回中国。[56]12月4日，帖木儿帝国的一个回访使团离开赫拉特，其中一位名叫扎因·丁的使节奉命详细记录沿途的所见所闻。[57]扎因·丁保存的记录清楚地显示，明朝皇帝在远方愿意作为一个平等国家进行交往，但我们不能把这理解为他在中国境内也会采取这种友好态度。
1420年12月14日清晨，天还没有亮[58]，帖木儿帝国使团来到北京城，终于受到了皇帝的接见。扎因·丁的记录描绘了明朝宫廷的富丽堂皇[59]，以及使团成员受到的接待：首先，一位官员大声宣读一份汉语声明，大意为：“使者不远万里，代表沙哈鲁陛下及其子女来到［中国］，向皇帝进献礼物并在御前磕头致礼。”接着，皇帝麾下的一些穆斯林官员走到使节们面前说：“先跪在地上，然后磕头三次。”使节们跪下磕头，但（如果我们相信扎因·丁的记述的话）他们的“前额没有着地”。[60]从使节们说他们没有在正式的觐见仪式上完整地行叩首大礼可以看出，他们是了解这种行为的含义的。明朝统治者在北京没有把帖木儿帝国的皇帝当作平等的政治伙伴，无论他在致遥远的赫拉特的信函中说得多么动听。此外，非常清楚的一点是，使节们只是担心损害他们君主的荣誉，因为在其他场合，如果仅涉及他们自己而非他们的君主，他们是非常愿意磕头的，无论他们多么厌烦中国的这个风俗习惯。[61]
扎因·丁还描述了随后的情况：帖木儿帝国的几封国书被呈给朱棣，他向使节询问了关于他们国家和突厥首领哈拉·玉素甫的几个问题。皇帝还表示对获得良马很感兴趣。[62]第二天，使团受到宴请[63]，三天以后再次受到宴请[64]。在中国的元旦（1421年2月2日），使节们应邀出席了以北京为大明帝国首都的盛大庆典。[65]2月17日，使团入朝觐见皇帝[66]。3月6日和7日，使团又两次受到朱棣的召见。[67]13日，朱棣专门赏赐礼物给兀鲁伯的使团成员和他们的妻子，也许是因为这些使团成员带来的马比其他使团带来的更优良。[68]3月18日[69]、4月6日[70]和4月8日[71]，使团又三次觐见皇帝，5月，因皇帝生病，使团获得皇帝儿子的准许，离开京城。[72]
朱棣与帖木儿和沙哈鲁·伯哈德的关系揭示了明朝说一套做一套的特点，对一些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关于中国对外关系的看法提出了挑战。理学神话断言皇帝是承天命的世界之主，即是说，无论是直接统治还是间接统治，或者（有些人更愿意这样）是向世界发号施令，中国皇帝在本源上都对全人类拥有道德权威。有人说中国人的这个学说不是“统治天下的……信条”[73]，但是，我们可以举出朱棣自己的话来说明问题：作为中国皇帝，他“恭膺天命统驭华夷”。朱棣向西洋派遣船队，在陆上派遣使团至设拉子和伊斯法罕，他还采用了以理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下令编纂理学典籍。后来，人们把皇帝掌控全世界的愿望视为他派遣规模宏大的远征使团的主要原因。[74]
根据官方的神话，外国人只能通过恳求天子并承认天子的权威而与中国进行贸易。然而，实际上，明朝初年宫廷主动把中国商品交给外国人。有人说，在明代，“想与中国建立关系的所有人……必须承认中国皇帝的宗主权”；有人说，“任何违反与朝贡使团和贸易有关的律条的国家都会受到断绝关系的惩罚”；还有人说，“只要皇帝没有听到风声”，任何此类不守规矩的行动都能畅行无阻。[75]这些说法都忽略了明朝初年中国与中亚的关系。当符合皇帝的利益时，“不守规矩的行动”可由皇帝本人发起。宫廷不仅对假冒的“朝贡”使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与那些不承认皇帝权威（宫廷完全知道此点）的统治者打交道。宫廷甚至发起和推动商业贸易。[76]当某位外国统治者在文书中不承认中国人的神话时，中国皇帝能够而且确实放弃了他世界之主的身份，与那个统治者平等对话。
朱棣1410年和1418年两封信函中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后来的满族人在军事形势严峻时曾平等对待越界的俄罗斯人，但是，1418年的信函具有更加重要的制度性意义，因为此函是由一位中国皇帝在中国实力强大时写给万里之遥的一位统治者的。换言之，要维护与明朝之间的关系，可采取灵活的方法，甚至可以使用双重标准。除少数大臣和相关使节之外，中国宫廷和民众在这方面并不具有更多智慧。只要在遥远的地方，只要中国能保持必不可少的体面，明朝皇帝可以暂时抛开天命而便宜行事。在中国境内，此类让步是不可能的，当帖木儿帝国的使者于1420年抵达北京时，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磕头行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