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神话与事实
中国的世界秩序常被描述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体系。从理论上说，这个体系至少有三方面的层级：中国是内部的、宏大的、高高在上的，而蛮夷是外部的、渺小的和低下的。然而，对整个中国历史加以观察，即可发现这个多面相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间，由许多真假程度不同，有时甚至子虚乌有的“事实”构建的一个神话。
中国在东亚确实作为一支军民合一的力量扮演着领导角色，但是不能就此认为，中国概不承认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民族。汉朝史籍对文明的西方民族——大秦（字面上的意思是伟大的中国）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中世纪，许多中国人非常尊重印度，因为那是佛教的发源地。在一些时期，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把邻近的民族当作平等的“敌国”，譬如汉与匈奴，唐与突厥以及后来的吐蕃，宋与辽、金、元之间的关系都是如此。在这些关系中，亲属的称谓经常被使用，如宋帝与辽帝即以兄弟相称。不过，1138年，南宋的创始人为了与金人媾和，即被迫接受“臣”的地位。后来他的继承人把地位改善为“侄”，称金帝为叔，叔即父亲之弟。汉朝和唐朝为了维持边境的和平，常把公主或皇族的女子嫁给蛮族的首领，每年还要送大量值钱的礼物给北方的邻族，名义上是经济援助，事实上就是朝贡。“外国”一词，并不始于19世纪，而可以追溯到汉代。在宋朝，“外国（列）传”已成为史书中的一项。因此，那种认为中国在1800年以前没有国际交往经验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无疑，中国到周朝后期至少有了一些模糊的“国”的观念。近代的一些学者曾将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前481年）的列国体系与近代的国际关系相比拟。战国后期（公元前403—前221年），强国纷纷独立，不再尊崇周王。当孟子说国君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时，他实际上是在为“国”下定义。周代末期（公元前221年为止）“天下”和“中国”之间有了区别，后者把边远的诸侯国如秦、楚、吴、越排除在外。
中国人关于内服和外服的观念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观念。这种观念自古就有。据说夏朝和商朝有五服之分，而周有九服。九服或九极之最外者叫蕃服或蕃极。蕃字是草字头，蕃字另一个写法是草头水旁的“藩”字，意思是“屏藩、藩臣”。后来，草字头的蕃，也用作藩字的意思，指“外国的、蛮夷的”。[2]
虽然这些周密的区分大部分是凭空虚构的，但是似乎也反映了商、周时一个较符合实际的内服（王畿）与外服（诸藩）的区分。[3]当然，“内”、“外”只是比较而言，因此我们可以说内还可以有内，外还可以有外，一直分下去。由于军事、文化扩张的结果，一些外服可以被并入内服，“诸藩”都有变成“外藩”的可能，或者更通俗地说，所有“生蕃”都有可能变成“熟蕃”。
然而，内、外的使用，并不意味着中国和邻邦或藩属之间没有疆界。史书中记载着许多争议和解决疆界问题的例子。有一次汉朝皇帝曾提醒匈奴单于，边塞不仅是为防外患，也是为防止中国罪犯逃逾边界。当然，边界不一定常常是一条界线，它可以是一块双方都不准占领和垦殖的地带，也可以是一块其居民同属两国的地带，即一个缓冲区。中国皇帝也可能单方面宣布封疆划界，例如，据说宋太祖曾以玉斧在地图上沿云南大渡河划一条线，宣称：“自此以外，朕不取。”正如王赓武教授在本书另外一处指出的，明太祖曾将15个或更多的国家，包括朝鲜、日本、安南和爪哇等列为“不征之国”，中国对它们将不加征讨。[4]此外，还有一点必须记住，文化疆界和政治疆界无须一致。
讨论中国的世界秩序，尽可能分清神话与事实是很重要的，两者都可彼此影响。有人也许更愿意把神话视为一个文化或心理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要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