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时期的绥边观点
汉代董仲舒和魏相都反对穷兵黩武，魏相的看法源自儒家的传统，他把军队分为五类：
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10]
董仲舒认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如此可减三军之费，边界赖以安。[11]不过，班固认为董仲舒的政策不合时宜，尤其是他提出的削减边备的建议。
郭嵩焘在前引书的序言里没有提到汉初的另一位思想家贾谊。贾谊以“三表五饵”策著名。从贾谊的《新书》看，三表是指汉帝以善言立“信”，“好”匈奴之长技，使匈奴觉得能见“爱”于天子。五饵是：匈奴之降者，衣以文绣，乘以车乘；享以美食；愉以歌舞、戏乐、妇人；居以高堂邃宁，善厨处，大囷京，库有阵车、奴婢；并多赐各式美物。如此，以坏其目、坏其口、坏其耳、坏其腹，而后获其心。[12]
在《汉书·贾谊传》的赞文里[13]，班固曾提到贾谊的三表五饵，但没有详细说明，只说其术“固以疏矣”。不过班固没有料到，到了宋代，长期的和平之所以得到保障，显然是因为辽国和后来的金国每年从宋朝得到岁币银绢而不事攻伐的结果。甚至程颐、朱熹也承认贾谊之策在宋朝大行其道，尽管他们对此感到羞耻。[14]其中的一个基本原因显然是，在和平达成之前，军事行动一直处于僵持局面。
几乎没有学者注意到，贾谊也曾提出过一项积极政策，即把降胡分置于边塞之外，每千家为一国，各有封地，按中国模式建立边境地区的封建体系。安置降胡一直是帝制时期的一个严重问题，当安置过程涉及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时，尤其如此。
严尤赞扬周宣王有限度的征讨，“命将征之，尽境而还”。依严尤所论，外蛮犹如蚊虻，唯一有效的方法即挥之而去。武帝深入匈奴之境，靡耗过多，因而被列为下策，而更下者莫过于秦始皇竭民力以修长城。[15]
正如郭嵩焘指出的，刘贶称赞长城是一个颇具效用的设计，虽暂时劳民但贻长久之利，所以他说秦得中策，仅次于周。不过，刘贶认为汉朝为了维持和亲及“绥靖”政策，把公主和各色礼物送给匈奴是可耻和靡费的。刘说汉朝对匈奴采取“盛时击之，弱时贿之”的对策，是错误的。钱应该用在边防上。刘反对质子制度，反对中国与外族进行外交和经济上的交往，因为这种交往会使外族变得更狡诈、更贪婪、更难以驾驭，而且中国人也会因外来的奇技淫巧而堕落。简言之，蛮夷禽兽，无须虚礼以待，更无须与之争辩。[16]总括而言，刘贶的立场似乎是非理性的孤立主义。也许这是对唐代过分的天下一家主义的反动。无论如何，郭嵩焘的评论似乎最中肯。
南宋以来的儒生与武人更换了位置，一变而为主战。这是郭嵩焘在他的文集里一再谈论的问题，不过他过分强调自己的论点而忽略了一些例外。例如，1592年，虽然明朝皇帝和他的亲信顾问主张积极出兵朝鲜以抗击日本的侵略，但是仍有一些士大夫（当然只是少数）反对出兵。
1592年刚好是务实政治家张居正死后10年，假如他仍健在且当权的话，他会如何应对？这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我想引张居正对外夷的两段看法，来结束这一节：
今之议者皆谓讲和示弱，马市起衅。为此言者，不惟不忠，盖亦不智甚矣。夫所谓和者，谓两敌相角，智丑力均，自度未足以胜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汉之和亲，宋之献纳，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国。故贾谊以为倒悬，寇公不肯主议。今则彼称臣纳款，效顺乞封，制和者，在中国而不在夷狄，比之汉宋之事，万万不侔，独可谓之通贡，而不可谓之讲和也。（《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17]
夫疆埸之间，小小破绽，未能全无，要之于大计未损。若遇有事，即行处置一番，于大计反为无益，顾君不察耳。今都邑之间，犹有白昼剽窃，劫库杀官者，况夷狄乎？蓟门三卫，服属二百余年矣捉人挟赏，犹不能一一尽诘，乃可责之骄悍新附之虏乎？要在当事者，随宜处置。譬之于犬，摇尾则投之以骨，狂吠则击之以箠，既箠而复服，则复投之，投而复吠，则击之，而可与之较曲直，论法守乎？（《答吴环洲》）[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