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一切的观念
如果我们只看到永乐帝这些诏令和声明的表面价值，那么这种解释似乎是成立的。他不仅要求各国尊重中国（给予各国的回报是公平地对待它们），而且坚持他父亲的政策：努力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得到公平对待，不论这些国家对大明帝国的基本利益是否重要。特别有意义的是，他对朝贡制度的另外一个侧面持严肃认真的态度。这个侧面就是慷慨好客，以“示无外”。[49]这个态度比公平态度走得更远，它意味着把外国人纳入了文明大家庭。“示无外”在汉武帝的诏令中也出现过，但是永乐帝走得更远，触及了帝国最神圣的制度。
唐宋时期，“示无外”的观念主要是通过授予外国首领、国王及其使节各种头衔的方式体现的。对于朝鲜人和越南人（中国人称之为安南人），中国与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字，以及随之而来的经典、文学、历法和政治制度。但是，在洪武帝之前，把外族包容进中华文明的行动仅止于此。1370年初，洪武帝指出，由于安南、朝鲜、占城“臣服”中国，其山川河流也应该与中国的山川河流一同受到祭祀。他亲撰祭文，并送去祭品。此事被刻写在特制石碑上，以永志不忘。最后，三个国家的山川河流被宣布纳入中国的版图（“悉归职方”），在诸神的名录中，它们的位置仅次于中原所有的山神和河神。[50]随后若干年中，关于明帝国事务的所有重要诏令的副本都被分送到这三个国家的宫廷。[51]当浡泥于1375年受到鼓励进入这个行列后，名录进一步扩大了。浡泥是一个不太情愿的藩属国，它担心真正的宗主国爪哇会因此发怒。是年，浡泥的山川河流被列在福建的山川河流之后，接受普遍的祭祀。然而，浡泥对此并不感激，一直充当爪哇的藩属国，直到1408年。[52]
在此行动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洪武有扩张领土的野心。他的行动是典型的传统行动，遵循了长期以来帝王们的做法。这表明他急于复兴对中华帝国非常有用的制度。“示无外”是他认为应当严格信奉的一种理想。
永乐走得更远一些。他的使节奉命劝说所有国家臣服中国。他起初向东南亚派遣官员，但不久即改派他信任的太监向各国统治者展示他的慷慨大度。这个政策的部分意图在于减少僵化的手续、行政性限制和儒家的犹豫不决，部分意图在于把朝贡关系限制在一个统治者与另外一个统治者之间而非一国政府臣服另一国政府，从而简化这种关系。永乐在22年间派出了48个使团。派出国中不包括安南，该国在1406年之后受到明朝的直接统治，但是包括了从菲律宾群岛到印度洋的大多数国家。[53]据目前所知，在48个使团中，只有8个使团是由官员率领的：派往柬埔寨的全部3个使团和早期派往占城、暹罗、浡泥和中国人在巴邻旁的港口的使团。[54]其余的人都是高级太监，他们传达永乐的问候和期望，宣示明代中国在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许多太监都有大批海军作为后盾，最著名者为郑和、尹庆和侯显；否则，我们将很难看清楚永乐何以如此成功。[55]
太监外交的第一个显著成绩是中国及时承认了新建立的满剌加王国。正如我在研究满剌加与明代中国关系起源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的[56]，尹庆很快就看清了满剌加对于维持通往印度的海峡的重要性。由于满剌加本身也需要外来势力帮助其抵抗实力强大的两个近邻——暹罗和爪哇，所以很容易与中国结成互惠互利的关系。据说满剌加曾要求中国提供全面保护，永乐的回应是把该国的西山封为镇国之山，并亲题碑铭以记其事。此举非常有趣，因为这是皇帝第一次为一个海外国家撰写此类文字。碑铭解说了圣贤和有德明君在宇宙中的地位，及其对于天地之间的和谐所作的贡献。永乐接着说，他应该感谢他的父亲，“以圣人之位，为三才之主宰，和调阴阳，保合造化，贯通宇宙之中，包括天地之外”。拥有这样的遗产，永乐就能向满剌加提供援助，并同意满剌加提出的请求：像中国的一个“属郡”那样向皇帝进贡。他说满刺加希望其地位优越于夷狄，希望永远成为明帝国疆域的一部分（“超异要荒，永为甸服”）。他最后说，古之圣王已通过“封山”和“奠域”，广示“无外”之意。[57]
撰写这个碑铭和随附的诗，使永乐感到非常满意。三个月以后，他得到机会，为日本幕府将军撰写了类似的碑铭。三年后，他更加开心地为浡泥国王撰写了碑铭。随后，他两次前往拟议中的新首都——北京，并指挥了反击蒙古人的两次战役，然后返回南京，为南印度的柯枝国王撰写了第四份碑铭。这四份碑铭[58]都表示关心正确的宇宙关系，都提到了他父亲遗留下来的观念。这一切都是为了纪念封山，及他的帝国与这四个国家之间保持的密切关系。但是，封山的理由各不相同。满剌加请求帮助，而中国人有实力提供帮助。日本别无所求，只请求建立友好的贸易关系，永乐决定让将军满意，遂称赞日本人遵循了中国的方式。浡泥国王亲自到宫廷朝拜（这是几百年来前来朝拜的第一位外国统治者），永乐本人非常高兴。至于柯枝，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希望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也许这种关系对柯枝人的贸易活动有助益，并能让永乐开心。这种关系对两国都没有任何坏处。郑和也许是为了确保前往波斯湾和红海途中的一个良港而赞成此项动议的。
“无外”无疑是一个不错的口号，可以用它加强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的理念。中国人从未做过任何努力，以阐明藩属国地位的确切含义，他们也许是有意识地让这个问题处于模糊状态，并让这种地位保持灵活性。因此，有一个问题仍让我们感到迷惑不解：在永乐公平对待所有向他遣使纳贡的国家的同时，“无外”的原则为何又能使某些国家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永乐曾说满刺加希望成为帝国疆域（“甸服”）的一部分，后来又劝苏禄国王的王储保持其父在异域（“藩服”）的地位。他是轻率地说这些的吗？[59]作为一个复兴传统的君王，永乐应该知道，在周代的“九服”中，“甸服”位居第一或第二，而“藩服”位于最后。[60]在他的眼中，满剌加与苏禄大不相同吗？两国的统治者都亲临明廷，满剌加国王于1411年先到，苏禄国王于1417年后到。当苏禄国王被赐予礼物时，史书特别记载说，苏禄国王的待遇与满剌加国王的待遇相同。[61]
同样地，当我们对明朝给予封山礼遇的东南亚的满刺加和浡泥进行比较时，我们注意到这两个国家都享有受中国保护的特权，以免遭到爪哇的侵犯（尽管此时满者伯夷帝国已虚弱不堪，无力控制其藩属国了）；与此同时，满剌加还享有另外一项特权：受中国保护，免遭更危险的一个敌国——暹罗的侵犯。在明廷，两国统治者都受到盛宴款待。但是，从来没有人考虑过，其中哪一个国家对中国人更为重要。对满刺加而言，中国人准备威胁爪哇人并警告暹罗人。中国人在印度洋拥有一个官方补给站，还有修船厂（“官厂”），所以永乐准备全力保卫前往印度洋的这条通道，不许任何人染指。[62]他可以继续保持公平态度，正如他在裁定满剌加无权说巴邻旁（它一直是爪哇的属国）是其属地时那样。[63]但是，在奉行“无外”政策的过程中，他清楚地知道，满刺加并不比东南亚的其他国家更“外”，因为满刺加与明朝海军远征西洋的成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当我们把当时中国与东南亚七个主要国家之间互派使团的频次加以比较时，满刺加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这些国家可分为三组。[64]
占城比其他国家多，是因为它卷入了中国与安南之间的战争，1418年以后，永乐在应付安南游击军时遇到了困难。占城在20多年间与中国拥有共同的边界，中国派去的其中几个使团负有谈判边界争端和商讨占城人帮助安南人的问题的使命。占城定期派遣使团到中国，部分原因是为了向中国人明确表达善意。[65]
柬埔寨、暹罗、爪哇和浡泥四国接待的中国使团数量远远少于派往中国的使团数量。浡泥尽管得到了封山的优遇，但接待的中国使团数量最少，仅占总数的1/3。[66]柬埔寨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柬埔寨从来不热心与任何国家保持密切联系。柬埔寨曾受到占城的进攻，对暹罗也一直怀有戒心。柬埔寨的使团也许是外交性质的使团，意在让中国时不时地警告其邻国。[67]另一方面，暹罗和爪哇定期派遣使团，可能是为了支持由两国控制的日益繁荣的地方贸易。有两点必须注意：郑和曾两次路过爪哇，而探险大军从未在暹罗停留过。但是，永乐每次都派遣特使前往暹罗，也时常派特使去爪哇。至于派往中国的使团，暹罗和爪哇主要依靠本国船，虽然我们应该想到，其中一些船是跟随中国使团的船前往中国的。[68]柬埔寨和浡泥使团数量较少的原因也许是它们的船不方便跟随中国的海船。
最后是满刺加和苏门答腊。两国都是郑和使团前往印度和非洲途中停靠的港口。永乐年间，郑和统率的中国使团共有六支。在郑和使团与其他太监（如尹庆、甘泉和侯显）所率使团的间隙，中国派往这两个国家的使团数量与它们派往中国的使团数量几乎一样多。所有这些中国使团中，只有一个使团也许可以说是专门派往满刺加的，那就是1412年的甘泉使团。其他使团只是在前往南印度、孟加拉、波斯湾、红海和东非途中在满剌加稍作停留。[69]同样，当中国使团经满剌加和苏门答腊港口返回中国时，两国也向中国派出朝贡使团。满刺加的一个使团（1412年）和苏门答腊的两个使团（1411年和1412年）也许是搭乘孟加拉国的船来华的，这些船是孟加拉国王自主派到中国的。[70]然而，两国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满刺加让中国封了山，该国统治者在永乐朝至少三次亲赴中国；苏门答腊的11个使团都是由使节率领的。[71]不过，一个惊人的事实是，两国都是由于中国人或孟加拉人提供运输工具（搭乘中国船肯定是免费的）而定期朝贡的。如果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史书中的记载会迥然不同。
如果我们再次把浡泥和满剌加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浡泥没有从其特殊地位中得到任何好处。就暹罗和爪哇的经济资源及满刺加和苏门答腊的战略地位言之，这种特殊地位简直毫无意义！永乐也许是真的想公平对待各国，也想“示无外”，但是，他不可能改变东南亚的地理环境，就像东南亚不可能改变中国的形状和面积一样。
现在让我们想一想，永乐是否把朝贡制度扩张到了“30多个新国家”，因为这种扩展是他坚持的理念——天子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必然结果。首先，他要与其他民族的世界秩序观进行竞争，考虑其他伟大君王的自我称呼，考虑这些君王的臣民或藩属国对其从属地位作何感想。此一时期，关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平等地位，东南亚各国没有一位国王的考虑和构想比永乐皇帝多。他们当中也没有一个人曾经想过创建一种国家平等机制，运用于国际关系中。以自我为中心的各种优越观并存于世。它们的来源千差万别，各不相同，有爪哇和柬埔寨的印度教，有泰国和缅甸的小乘佛教，有越南的儒教，有苏门答腊和满剌加的伊斯兰教，等等。[72]永乐的世界秩序观确实超越其他统治者的自我中心观了吗？或者中国主导世界主要是由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中国地广、人多、富有且在一个强大的统治者统一管理之下？
从上述对洪武和永乐朝的考察可知，中国皇帝和大臣常常处在两个层面上。他们一方面为中国的历史、传统道德和政治学说感到特别自豪；经过数百年的积弱积贫局面，他们渴望复兴这些东西，用以解决他们面临的急迫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又为中国的实力和财富感到骄傲，因为相比之下，周围的所有邻国都是虚弱和贫穷的。新近的历史表明，蒙古人的实力是他们成功地把一种世界秩序强加给大多数人的关键因素。蒙古人常常主动寻找敌人和对手，把他们变成臣民或藩属。他们缺乏的是指导行动的理论，是能够证明这种理论有效的漫长而丰富多彩的历史，是能够长期把这种理论用于实践的一批优秀人才。不过，中国的对外关系理论是什么呢？对于洪武和永乐那样刚愎自用和残酷无情的斗士来说，诸如皇帝是神圣和万能的一类高调，确实不足以构成外交和统治的基础。朝贡制度是多么令人困惑啊！历史已经表明，进贡国有一天也许会变成索贡国。如果没有实力，没有持久的实力，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