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实力关系
实力关系的典型例证可从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中看到，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被分为八个时期或八“幕”戏：
第1幕：公元前200年—前133年
第2幕：公元前133年—前89年
第3幕：公元前89年—前51年
第4幕：公元前51年—公元1年
第5幕：公元1年—公元25年
第6幕：公元25年—公元73年
第7幕：公元73年—公元92年
第8幕：公元92年—公元220年
在第1幕和第6幕中，匈奴的军事力量或多或少地活动于汉朝的北方边界地区，汉朝采取守势，无力发动反攻。在第2幕和第7幕中，汉朝转守为攻，发动多次远征。然而，在第3幕和第8幕中，情况有所不同。在第3幕中，汉朝发现多次跨越大漠的远征没有成果，由于匈奴于公元前119年把活动中心迁移到戈壁沙漠以北，双方陷入军事僵局。在第4幕中，紧张关系得到缓和，和平持续了50年，直到第5幕中王莽采取的强迫政策刺激匈奴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
一个模式清晰可见：双方各有两轮进攻和反攻、扩张和收缩、压迫和反压迫的经历。每个阶段的持续时间平均不到40年。在两个主要轮次（第1幕和第2幕、第6幕和第7幕）之间，是持续38年的武装冲突、50年的和平共处和24年的汉朝更替时期。这两个轮次是钟摆式的摇摆运动。在第8幕中，南匈奴、鲜卑和其他北方民族之间爆发了争夺霸权的混战，持续时间较长，形势日趋紧张，导致了汉朝边界体系的崩溃。在南方，大汉帝国也趋于分裂，人们正在寻求一种新的政治秩序。换言之，这是幕间休息时间，继第一阶段的南北冲突之后，一幕有新角色和新布景的新戏正在准备当中。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影响上文提及的摇摆运动的双方之动机。我们从公元25年匈奴由第5幕向第6幕的过渡开始：匈奴统治者认定，他的人民之所以在宣帝时臣服于汉朝，仅仅是因为当时他们的实力暂时有所衰落。然而现在（第5幕）汉朝应该臣服于匈奴，因为匈奴向中国北方边界施加的压力，给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后建立的政权造成了灾难，开创了重建汉朝之路。[26]由此可见，北方民族把中国的分裂和动乱视为他们入侵中国进行抢掠或建立霸权的机会（在上述实例中即是如此）。后来，当匈奴首领刘元海试图在当今的山西省境内建立一个王朝时，他受到了同一观念的鼓舞。[27]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测：秦汉时期王朝更替之际中国发生的内乱和随之而来的北方防御体系的崩溃，很有可能为冒顿单于完成匈奴最初的统一大业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在分析汉朝的动机时，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公元前133年前后从第1幕到第2幕的转变。在第1幕中，和平与战争交替出现，汉朝谴责匈奴破坏了和平关系。然而，公元前176年，当匈奴人倡议和平时，他们说他们一年前对鄂尔多斯的入侵是汉朝挑起的。同样，公元前133年汉朝从为期22年的和平转到第2幕的反攻，不是匈奴挑衅的结果，而是汉武帝造成的。他以大汉帝国的经济实力（汉朝的经济实力在过去70多年间一直稳定增长）为后盾，把此前消极防守的被动政策改为积极报复的主动政策。
那么，这一转变与公元73年从第6幕到第7幕的转变如何进行比较呢？虽然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北匈奴和南匈奴，出人意料地为后汉提供了实现权力平衡的可乘之机，但后汉光武帝拒绝了进攻北匈奴的建议，声称国内的局势尚未稳定到足以远征外邦的程度：“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28]
然而，后来，当汉朝的内部局势稳定以后，汉明帝在公元13或14年仿效汉武帝成例，恢复了进攻匈奴和开拓西域的积极政策。[29]显然，国内统治地位的恢复是让汉朝转入攻势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还应该注意王莽对匈奴的政策，它破坏了此前持续50年之久的和平关系。他的政策是双重性政策：其一，通过向邻近的夷狄赠送金钱和物品，人为地创造中国君王乃有“德”明君的形象；其二，干涉匈奴事务以剥夺匈奴人在乌桓和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车师后国确立的特权地位。后面这项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匈奴人的武装进攻，以及王莽的大规模反攻。然而，反攻对他新近建立的“新”朝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
从这些事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汉朝还是匈奴，采取进攻行动的主要动力是认为己方的实力优于对方。因此，很难说匈奴从根本上就是侵略成性的、汉朝是从不穷兵黩武和从不对外扩张的。无论哪一方首先推动了钟摆，只要钟摆摆动起来，双方之间的实力关系就处在不断变动之中。
同样，压迫与反压迫的转换一直贯穿于中国的漫长历史中，直到18世纪中叶准噶尔蒙古人被清王朝当作竞争对手彻底击败为止。也许这使中国人更加坚信，在一段时间内屈辱地屈服于外国的压力之后，中国一定会等到由历史规律所预先确定的光荣时日，到那时，中国将驱逐、追击并控制外国侵略者。
另外一个亚洲大国印度在历史上的对外关系模式是什么样的呢？众所周知，印度的西北边疆一直不间断地受到侵略。然而，在印度，外来的压迫是从北向南单向施加的，很少（虽然不是没有）有从南向北（像中国的实例那样）发动进攻直捣侵略者北方巢穴的情况出现。当然，入侵印度的外来政权常常被其本土的叛乱所推翻，但是，当外来的统治集团融入印度社会并成为世袭贵族阶级以后，印度人的抵抗就停止了，他们也不向次大陆以外的地区发动反攻。这一对比也许能为我们观察下述问题提供一个历史背景：印度在独立之后，与以前的统治者——英国人保持了友好的关系，而中国把1949年的历史转折解释为从百年屈辱时代到战胜以前的侵略者的光辉时代之光荣转折。这种反应证实了诺斯科特·帕金森教授的说法：“如果帝国主义导致最终的反抗，反抗又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帝国主义”；“威权引发抵抗，抵抗造成新的威权”。[30]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的内部政策与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中国漫长历史上的许多内部政策和改革措施，都是为有效地抗击北方民族而制定的。例如，汉武帝基于抗击匈奴的政策而制定的各种各样的内政措施；宋代由王安石制定的旨在实现“自强”以对付辽国和西夏的著名“新法”；明代制定的抗击蒙古人（他们在明中叶恢复了实力）的种种措施；清代雍正皇帝进行的财政改革——这个课题近来得到了日本学者的广泛研究，改革的目的似乎是为了对付准噶尔蒙古人。[31]我们就不用强调晚清因外来压迫而导致的“洋务运动”和其他改革运动了。这些例子显示出激烈的南北冲突对中国的内部事务造成了多么深刻的影响。这种形势与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形势完全不同，日本的许多改革纯粹是由国内的需要引发的。暗含的结论似乎是：如果中国的内部改革是由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危机引发的（如果不是强迫的），这些改革就会得到全面实行。如果真的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也许是在历史传统的框架中把他们的胜利更多地归功于他们革命运动中的排外因素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对外关系中两个主要原则——君臣（或尊卑）原则和体现于虚拟的家庭关系中的平等原则——之间的互动方面。在中国与东南亚（南海）诸国的关系中，后者遣使赴华的动机是培养与中国帝王之间的友好关系，他们是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来看待中国帝王的地位的；而中国人则是根据儒家发扬圣德的观念和君臣关系来评价这些使团的。[32]双方对于相互关系的解释显然存在差异，但没有造成任何严重问题，因为他们的接触很少，且不涉及重要的政治利益。或许日本与唐朝的关系也应该归入此类，因为至少从表面来看，日本没有接受臣属于唐朝的地位。他们的态度可从下面的事实中推断出来：日本天皇从来没有向唐朝皇帝正式上表，日本派到唐朝的使节（所谓的遣唐使）制造一个又一个借口，从来没有向日本天皇呈递唐朝皇帝颁发给他们的谕旨。[33]
然而，在中国与北方民族（比如匈奴）的关系中，由于涉及许多共同的政治利益，所以双方之间的正式关系不可能悬而不决。汉朝与匈奴关系第1幕中因兄弟情谊而形成的和平，经常遭到双方的破坏。在第3幕以后，匈奴人希望以第1幕中的条件为基础恢复持久的和平。然而，他们的建议遭到了汉朝的拒绝，作为和平条件，后者强烈要求双方之间确立君臣关系，要求拥有在汉朝都城滞留人质（侍子）的权力——这一条不仅意味着匈奴为和平提供了单方面的保证，而且是匈奴臣服于汉朝的另外一个象征。匈奴的内讧、饥荒和军事失败使中国的实力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匈奴人别无选择，只有接受汉朝的所有要求，以进入第4幕的长期和平。
这表明，汉朝把平等的兄弟关系视为令人厌恶和不可忍受的一种临时性关系，认为通过提升汉朝对于匈奴的实力地位，这种关系将被君臣关系所取代。我们可以这样推定：同样的动机促使宋朝在与辽朝和西夏的交往中把原来不令人满意的平等关系转变为令人满意的不平等关系，当时三国之间的正式关系常常随着各自实力的消长而发生变化。因此，与周边夷狄的君臣关系并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神话，而是赖以改变不令人满意的平等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
在此也许应该对中国控制周边国家的政策作一些评价。人们经常说的一句有代表性的话是：“以夷制夷对中国有利。”实施这项政策的具体办法，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或者是一个特定的民族内部）制造并维持武装冲突，为达此目的，中国也经常使用贿赂手段。例如，公元220年以后的数年间，田豫“以戎狄为一，非中国之利，乃先构离之，使自为仇敌，互相攻伐”[34]；汉朝“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35]。此类记载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可谓应有尽有。然而，当匈奴与大汉为敌时，汉朝计划在匈奴权力中心制造纷争的政策完全没有用处，王莽同时支持许多单于的政策也完全归于失败。当时，汉朝付出最大努力积极推动的一项政策，是分化匈奴社会的下层民众，希望能把他们吸引到汉朝来，编成军队，与匈奴作战。
然而，此类政策的结果对中国而言常常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在中国虚弱之时。例如，在后汉末期，中国的边界体系遭到外来民族侵略行动的破坏，而这些民族是被汉朝的政策挑动起来的。事实上，正如成吉思汗异军突起掌握大权的例子所表明的，边界民族的大范围统一有时是对中国制造分裂和纷争的政策的一种反应。尽管如此，这项政策仍然是中国在其漫长历史上控制周边夷狄的主要手段。
由于我们的注意力一直主要放在中国与其北部和西部邻居的关系上，所以我们的观察也许没有涵盖中国与外国交往过程中的所有复杂情况。但是，正如汉朝扬雄所说：“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36]中国与北方诸民族的冲突常常是生死之战，这种关系对中国人形成对外关系观和世界秩序观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她与其他邻国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