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
五四运动期间，各种学说纷然杂陈，布尔什维克革命学说作为一种新理论，也加入其中成为被讨论的论题。在“凡尔赛出卖”之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词句，很快在各界流行开来。但是，把苏维埃共产主义作为完整的理论来接受，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随后改信这个主义的人很少，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感召力时，我们绝不局限于考察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发端。
十月革命最初的影响，也许只限于革命事实本身。渐进的进化宇宙论，曾是革命以前时期的主要信条，现在，这种强烈的信念已失去了活力。那些认为西方的今天便是中国未来的新文化领袖们，已经感觉到身为启蒙者，应该回过头来开发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已接受了来自西方反对资本主义的观念，似乎对越来越稳定的西方，也敏感到戏剧性的历史运动迹象。
李大钊以非常生动的象征，来说明布尔什维克革命引起的反响，认为这次革命是世界历史再次向前发展的标志。[29]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群体中十分具有特色的一员，甚至在暗淡的年代里，也总是对其诗样理想中的历史进步抱着乐观的信念，其所持有的看法，与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不同。李氏思想受到多种影响，如爱默生、柏格森、黑格尔和道—佛思想的启发，把历史想像为统一的，永远年轻的精神世界，总能冲破其所造成的静态结构。李大钊为举行大解放行动做好了准备，且其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启示非常敏感，以此作为新历史变化的征兆；并认为这种新的历史变化，将扫除“所有国界，全部阶级差别，一切障碍”。如莫里斯·迈斯纳所指出的，在李大钊思想中，这种更为广阔的视野与极为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这种民族主义似乎设想，中国作为一个“人民国家”参加世界的重大事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民族主义在“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中，暂时性地位的肯定态度，为李大钊开启了思路，尽管无法弄清李大钊是否真的承认民族主义的暂时性质。不过，如约瑟夫·李文逊所指出的，这种对历史的新想像——即使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运动理论还没有深入了解，现在就把中国置于历史变化的前锋地位；而这一历史运动，将在腐朽的现代西方国家以外另辟蹊径。如是，从更高的反传统观念出发，可以拒斥西方。
正如经常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也会遇到一个难题，即前面已谈及的列宁主义的两难困境。这涉及到一个坚定的信念和一个深刻的怀疑：既深信历史“在我们一方”，又怀疑从现在到未来的变化能否依靠非个人的力量。列宁所遇到的有意识的先进分子的难题，也曾困扰过严复和梁启超、孙逸仙，甚至困扰着“五四”时期的胡适和丁文江。但是列宁却以一种新方式来对待这个问题，把共产党作为产业无产阶级根本意志的集中体现；按照军事化意义，把党当做有高度纪律性的总参谋部，把“职业革命者”严密地组织起来，正如将领们能够说明其作战地区的空间地形。这个总参谋部能够分析正在出现的客观历史情况的时间“地形”——这些观念后来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不过，回顾起来，列宁主义作为政治策略，其更为重要的似乎是军事比喻的另一个方面——强调动员群众是政治力量的源泉。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别的党可以模仿，如国民党在1923年以后之所为。然而，最为要害的，是先锋党的概念和动员群众二者的结合。列宁无疑真诚相信布尔什维克党体现了产业无产阶级意志的信念，使其积极地（但不总是成功的）把自己与党的“阶级基础”组织工作联系在一起。除此而外，列宁还深刻了解权力来自与群众急切联系的需要，如在1917年采用“和平与土地”的口号。所有这些并不表明，参加运动的个人在组织活动中，不会受到同情和愤怒自然情绪的影响，而恰好表明，领导毕竟是“总参谋部”，其策略和看法在理论上不能混同于群众“有局限性的”、眼前的看法。领导集团的自信，是根据长远的历史观点来决定采取的行动。军事化的意义暗示，领导人不仅要坚定不移地投身到群众运动中，而且还要不断客观地估计周围环境中政治势力的实力和分布。只要长期不断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把政治形势看成是“阶级关系”的反映，人们就能坚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了。
我们要急于补充在这些抽象论题中，任何一个都不能保证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根本性胜利。空洞的公式，并不能解答如何获得群众基础的问题。没有伟大的领袖，能否建立一个有效能的政党，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强调“现实主义”的政治策略，并不能保证中国或莫斯科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而且不能不考虑未可逆料意外事件的决定性作用，如数十年后的日本入侵。
在1919年以前，人们还不大注意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之中所蕴藏的政治能量。在中国过去的起义中，无疑知道动员群众的威力。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派基本上没有想到群众组织是政治力量的一个来源[30]（多少有些可疑的与秘密会社的合作除外[31]）。就某种意义说，文人新的西方观念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其与群众的距离，更使其认为，群众是沉沦在无知消极之中的无能群氓。
尽管辛亥革命以前，革命者着迷于俄国的“革命英雄主义”。但“走向民众”的观念，在“五四”之前并没有在当时的“社会运动”中出现。就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的工作来看，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直接接触的看法，其前途是可观的，但并没有涉及动员群众是政治和军事力量源泉的观念。1919年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几乎还不是以群众的政治动员为方向；不过，的确是真诚地以启蒙群众为己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