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中给知识分子所做的努力抹黑
“反右运动”中对具体的知识分子的镇压，在“大跃进”中改变成了一般地反对智力活动。当知识分子和学生都在“百花运动”中批评党时，领导把知识分子当做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主要人物的希望落空了。在十来年思想灌输和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知识分子仍然怀疑党的政策。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大跃进”时期的讲话反映了领导对知识分子大失所望。在“百花运动”中，他曾用毛的口号鼓励知识分子以其西方学识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和工作，而在1958年3月13日《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中，他却把西方学识当做“毒草”予以否定：“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已经完全破产。它对我们只有一个用处，就是当做毒草来加以研究，以便使我们有个反面的教员，使我们学会认识毒草，并把毒草锄掉变为肥料。”
虽然知识分子在“大跃进”中比“反右运动”时较少成为攻击的直接对象，但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相对地位却进一步降低了。和“百花运动”时期相比，“大跃进”时期强调的是政治上可靠，而不是专业技术。提出了一个新口号，要求从事一切职业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要“又红又专”，而重点在“红”。当运动取得势头时，重点几乎完全转移到了“红”。才智被等同于政治信仰，不再被看成是少数人所专有，这种变化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武器武装起来的党的干部受到赞扬，认为他们强于西方方式和思想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和专家。此外，群众的创造力和智力，与过去相比，在很大程度上被理想化，当做近似于神秘教义的东西来接受。刚从文盲状态中摆脱出来的农民和工人被捧成科学家、哲学家和诗人，由于他们的“无产阶级”觉悟，他们实际上可以取得任何成就。对比之下，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沽染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受到诽谤。
学问完全被看成是实用的，并且等同于工业和农业生产。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而言，科学和工程学的重要性仍在增加，但是即使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奉命要向普通农民和工人的成就学习。学术标准降低了。对现代化至关重要的数学和科学理论的学习被忽视，以便有利于掌握专门的技能。
几乎所有年纪较大的城市知识分子和学生都被送到农村和较小的城镇劳动改造一段时间，他们将在那里通过体力劳动和与群众结合而受到再教育。他们在大学和研究中心的职位由比较年轻的、受过更多政治灌输的党的干部所填补，他们乘这个时机挤进了知识队伍。那些设法留在他们机构中的年纪较大的知识分子被降职担任下手或者甚至勤杂职务。过去的教科书被废弃，新教科书由党的干部和较年轻的学者以及大学毕业生集体撰写。知识分子和其他的人一样被要求为革命而大量生产他们所生产的东西。牺牲质量以提高数量。
为“大跃进”而利用文学，典型地说明了在智力和创造性努力的其他领域中所发生的事情。交付给作家们的宏大计划，必须在1958年内完成。党执政以来作品很少的著名作家巴金，保证要在一年时间里写一部长篇小说、三部中篇小说和翻译几篇作品。作家协会宣布，中国的专业作家将创作700部小说、剧本和诗，这些作品将是易于读懂的，并有助于新人新事的出现。尽管对专业作家提出了异乎寻常的要求，但更重视的却是不掌握熟练技巧而承担了政治任务的作家。和在其他领域中一样，专业和业余之间的区别被模糊了。“作家”的人数1957年还不足1000人，1958年猛增到了20万人以上。几千忠诚的业余爱好者甚至成了荟萃杰出人物的作家协会的会员。
“大跃进”反知识分子的和集体主义的风气在匿名的业余作者的集体创作活动中表现了出来。它们创作了“大跃进”时期最有特色的文化成果——工人和农民在大型集会上创作的诗和歌词。党的干部提出主题和思想，并在群众朗诵它们时记录下来。党巧妙地利用这些诗歌创作会来表达党的意愿，而且用这些诗歌激发群众迅速推动经济发展的热情。
中国共产党从30年代晚期以来一直使用这种灌输思想和动员的方法，但从来没有达到像“大跃进”中这样深入细致而普遍的程度，这时诗歌连续不断地通过喇叭广播，到处粘贴在墙上。中国最主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完全放手发表工人和农民的作品。
中国的文化沙皇周扬为“大跃进”的文学艺术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虽然这个理论被当做毛泽东独创的思想提了出来，但它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想的重申。事实上，早在1934年，苏联的文化领袖日丹诺夫就提倡革命的浪漫主义，所下的定义是，按照共产主义理想状态中会有的情况描写人物和事件。在和苏联的关系正在恶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大跃进”中试图使它的文化政策摆脱其苏联渊源和苏联在斯大林后的时代里对现实主义而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强调，因而用另外的名目来表述苏联的文学理论。但是与“大跃进”之前和苏联的关系较好时完全一样，文学作品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未来的美景，并激发对党的政策的热诚。
